清代官吏、诗人、书法家王文治（1730—1802）。
王文治（1730—1802）清代官吏、诗人、书法家。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曾随翰林侍读全魁至琉球。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授编修，擢侍读，官至云南临安知府。罢归，自此无意仕进。工书法，以风韵胜。年未五十，即究心佛学。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跋》。王文治：工书法，能得董其昌神髓，与梁同书齐名。文治平日喜用淡墨，以表现潇疏秀逸王文治像之神韵，时称“淡墨探花”，“淡墨翰林”。善画墨梅，韵致卓绝，诗宗唐、宋，自成一家，并精音律之学。筑“梦楼”。自滇归，买僮度曲，行无远近，必以歌伶自随。尝送女装美少年给毕秋帆(毕沅)，有好事者载：“某太守好以奇法为淫，饰女为男作仆，饰男为女作婢。”著有《梦楼诗集》、《论书绝句三十首》等，传世书迹较多。
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出任云南临安知府，在建水、通海等地留下过很多碑刻和对联。至今滇南一带尚有他的墨宝遗存，虽只尺中楮，民间亦视为拱璧。这幅行书中堂，是他在临安任知府时所书，写于绫上，长135厘米，宽44厘米，厚裱，品相完好，是难得的佳作。王文治学书虽宗“二王”，但对颜真卿却深怀敬意。他在《论书绝句》中写道：“曾经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中兴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并喜写颜书内容。
作品
王文治一生以书法称名于世，早年习书从前辈笪重光人手，受其影响颇深。他的楷书师从褚遂良，行草书则学自《兰亭序帖》和《圣教序》。但钱泳却认为他是学赵孟頫和董其昌的用笔，中年以后改习张即之。从王文治传世书法来看，其飘逸婉柔的点画和妩媚匀净的结体，的确透露出与笪重光、董其昌二人书法的传承关系，而线条的扁薄，更是浸染于笪氏书法的结果。除笪、董二人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王文治中年以后潜心禅理，对于有关佛经的书法尤其用心关注。他曾收得张即之的写经墨迹，临摹学习，因此其书风与张即之、笪重光一样有用笔扁薄的特点。
王文治书画作品(40张)他喜用长锋羊毫和青黑色的淡墨，这与他的天然秀逸的书风有表里相成之妙，故清代梁绍壬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国朝刘石庵相国(指刘墉)专讲魄力，正梦楼太守(指王文治)则专取风神，故世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钱泳亦将他与刘墉、梁同书作比，认为王文治中年得张即之书迹临摹，遂入轻佻一路，如同秋娘傅粉，骨格清纤，姿态自佳，而欠庄重。此论虽取贬义，但对王文治的书风特色的譬喻，还是比较精当的。这种“秋娘博粉”般的格调，亦可作为真伪鉴别的依据。从传世真迹来分析，王书运笔柔润，墨韵轻淡，行间布白，疏朗空灵，气格风神极其婉美，近于董其昌的书风而更加妩媚，倜傥风流的境界是作伪者难以仿效的，莫怪当时竟有“天下三梁(指梁同书、梁衍、梁国治)，不及江南一王”的说法。
影响
据王昶《湖海诗传》称：“禹卿尤工书，楷法河南，行书效《兰亭》、《圣教》；入京师，士大夫多宝重之。”其实，王文治二十多岁时就书名遐迩传扬。乾隆二十一年（1756），全魁、周煌出使琉球，两位使臣仰慕王文治书名，特意邀请他同行，王文治欣然答应。琉球人素好书法，得知王文治是中国书法名家，纷纷重金求书，视为至宝，十分珍重，一时间王文治在琉球书名风靡。当时朝鲜人来华，专门以饼金购得王文治书法以归，其书法声名远播海外。乾隆皇帝南巡江南时，在杭州寺庙中见其所书《钱塘僧寺碑》，大赏爱之。由于乾隆皇帝的赞赏，王文治的书法声望一下大大提高，广为流传，为士林所宝。日本很多博物馆都珍藏着王文治真迹。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藤井齐成会有邻馆、冲绳县立博物馆、大分县立博物馆皆珍藏有王文治的墨宝。
其书法用笔规矩而洒落，结构紧密而内敛，墨色以淡为主，着实是董其昌书法风貌的再现。王文治忠实地秉承帖意，但无传统帖学的流转圆媚与轻滑。其书用笔转少折多，以折为主，显得果断有致，干净利落。瘦硬的笔画略带圆转之意，既妩媚动人，又俊爽豪逸，风神萧散，笔端毫尖处处流露出才情和清秀的特色。行书作品《待月之作》清妙妍美，俊朗疏秀，可见其晋唐功底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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