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军令厅厅长王树常（1885-1960）。
王树常（1885-1960）奉天（今辽宁）辽中人。字霆午。日本陆军大学毕业。1919年回国。曾任北洋政府参谋本部科长、黑龙江督军参谋长、镇威上将军公署总参谋兼军长。1927年后任张学良部第十军军长、国民党政府军令厅厅长、黑龙江省政府委员。1930年任河 王树常，字庭五(1884年-1960年)，辽中县南三台子村人，1905年在奉天大学堂毕业后，曾两次被选送去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1919年任北洋政府参谋本部第四科上校科长，不久调往张作霖第二十七师任参谋长。第一次奉直战争后，任黑龙江省督军公署少将参谋长。1927年转任张学良将军所部三、四方面军团第十军军长。翌年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令厅厅长。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力主南北统一，王树常积极拥护，并代表张学良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谈判。北省政府主席。1932年后任天津卫戍司令。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后长期寓居。1932年8月，王树常任平、津卫戍司令，赞同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同情学生抗日救亡的爱国行动，曾释放一些被捕的爱国学生和中央地下党员。“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南京国民党政府曾请王树常接替张学良职务，企图整编并瓦解东北军，他严辞拒绝。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树常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痛心疾首，拒不参加。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应周总理的邀请参加工作，任国家水电部参事室参事，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晚年十分怀念在台湾的张学良将军和其他故旧，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王树常于1960年4月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
家庭状况
王树常，字庭五，1885年9月1l日(清光绪十一年八月三日)生于今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肖寨门乡南三台子村的一个地主家庭。王父锡珠，兄弟两人，迨至王锡珠支撑门户时，家道开始中落。王树常兄弟五人，他适其中。王树常自幼丧母，幸遇家中贤慧女工李周氏悉心照料，不致孤苦无依。童年的不幸使他养成不苟言笑的内向性格和矢志不渝地奋发读书、希冀出人头地、显赫门楣的抱负，因此才有后来两次负笈东渡求知于异国并获取较高学历的经历。王显赫后，不忘李周氏的抚育之情，遇有回籍省亲，从不先到族中，而是微服简从，安步当车，去拜见李周氏，以报桑梓养育之恩。后来王树常官至河北省主席时，又把周氏之孙李玉明带在任上为贴身侍从，这种知恩必报的品德，时至今日，当地还有传闻。王父思想开明，较少保守，宿志供晚辈读书。王树常幼年入村塾童馆启蒙，严冬酷暑，伏案攻读。稍长，专攻四书五经，兼浏览佛道经典，得到金石碑帖更是爱不释手。久之，练就一手秀丽挺拔的蝇头小楷，在侪辈中出类拔萃。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奉天首创大学堂，王树常届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同时他四处求师就傅，长足进取，终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赏识，选派其留学日本，入军事学校，迈出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步。与当时在日本留学的蒋介石、张群均有往还。
早年
1911年秋，王树常毕业归国，时值武昌首义告捷，遂先赴上海参加革命工作。未几，去南京参谋本部第二局充任一等科员。I912年随参谋本部迁到北京。1917年陆军部再度选派王树常去日本入陆军大学深造。发妻相伴同行，并在日本喜得长子。1919年岁末王树常学成回国，任北洋政府参谋本部第四局第四科上校科长。后调任张作霖第二十七师参谋长、奉天“镇威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战争结束后，王赴黑龙江省督军公署任少将参谋长，兼任步兵第二十二旅旅长。王树常在督军署初遭吴俊升的冷眼相待。但由于他处处小心谨慎，办事勤奋，对吴俊升也多毕恭毕敬，久而久之反而成了吴俊升心目中的“王诸葛”。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失和，奉军大败曹、吴，实力猛增，占有八省地盘。张作霖分别派杨宇霆、姜登选出任苏、皖二省督办。王树常调任奉天上将军公署总参议。郭松龄功绩本在杨、姜之上，而封赏却在其下，因而引起郭松龄的思变之心。
发迹
1928年7月2日东三省议会在奉天召开大会，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成立，王树常是17委员之一。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先整编军队，取消军师番号，以旅为单位。王树常任军事参议官兼军令厅长。
王树常发迹后，不仗势欺压乡里。王家曾与同村韩家因茔地之事发生纠纷，王得讯后告诫家人要宽宏忍让，不可因小事伤了邻里和气，因此没有经官得以圆满解决。王在宦海生涯中少与人争名夺利，深受张氏父子器重。王父病危时，张作霖馈赠发丧费甚厚。张作霖死后，王是以张学良马首是瞻的所谓新派，在张学良的左右运筹帷幄，处理军国大事。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图谋对中国扩大侵略，东北局势相当复杂和紧张。为联系方便，张学良和王树常的办公室装上直通电话，以便二人深夜通话商讨对策，与日本人周旋，妥善处理了“皇姑屯事件”的善后事宜。
王树常积极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分裂。支持张学良“易帜”。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王树常为奉天省政府委员。
1929年中苏关系尚未恶化时，张学良曾派王树常赴南京，力陈对苏联不宜诉诸武力的意见。胡汉民对王树常说：“你是军人，怎么怕事？苏联革命后兵力很弱，他不敢如何。”蒋介石接过去说：“你不必说了，我已有电话给汉卿了。”王树常怏怏而回。同年夏秋间， 中东路总办吕荣寰、教育厅长张国忱、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纷纷电告张学良，要求派兵黑龙江，吉林强制接收中东路。张学良约王树常、王树翰，邹作华和刘翼飞等开会研究。这些人对苏联用兵表示消极。后来防俄战役开始，张学良派王树常为防俄军第一军军长。出发时，辽宁省民众30000多人在省城集会欢送王树常出征。王率军进驻哈长、哈绥各线要隘布防，令刘翼飞率本旅由双城、阿城，一面坡等地星夜开赴滨江县构筑阵地工事，准备迎敌。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本来对防俄就是消极的，对王树常率辽宁部队开赴吉林，主持东线作战，更是怀有很深的疑惧和不安。他认为王树常有觊觎吉林地盘改客为主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王树常也为吉林方面对他的态度而踌躇，深怕与这位东北军元老发生冲突。为此，王树常在出发前曾向张学良提出派他当军长去东线指挥作战，务必把张廷枢(张作相之子)的步兵第十二旅编入第一军序列之内。王树常这样煞费苦心的安排，仍未能解除张作相的疑虑，张作相授意王树常留日同学丁超，向王渗透最好不要进出一面坡以东地区，以免与吉林部队在责任上发生混淆。为此，王树常抵达哈尔滨之后就不再前进，终日无所事事，以打扑克练字为消遣，以致外间不明内情的人指责王树常抗俄态度消极，实际上王树常有他难言的苦衷。 东北边防公署派东北航空大队第二队配属给“防俄”第一军。空军运抵哈尔滨之日，恰是吉林李杜所部在松花江畔苦战，追切需要空军支援之时，而王树常却决定将所有飞机全部分配给他的同学丁超，可见王树常用心良苦之一斑。派系间的利害冲突给东俄战局造成严重损失，后来在东北边防军江防舰队司令部召开的敌情分析会上，李杜说王树常没把军队主力用于松花江方面是缺乏战略眼光。他说：“以前吴大帅很推崇王庭五的军事才能，称他为‘王诸葛’。在东北军军官中数他的学历高，声誉好，我一向很景仰他，现在看来还不是将才。”
1931年5月盘踞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石友三趁张学良因病住院之际，在天津日本驻屯军的唆使下，欲发动叛乱，密电被副司令行营译电员破译，于是参谋长戢翼翘立即召开会议，王树常，万福麟、于学忠等参加，共同助商对策，并从关外急调东北军入关增强防务。副司令行营发布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司令，王树常为第二集团军司令，王树常统辖步骑五个旅，外加一个炮团负津浦线作战之责。石友三的叛军在于学忠和王树常的一、二集团军的迎头痛击下彻底溃败。蒋介石借此机会对于学忠，王树常进行拉拢，赠款各10万元。事后，于学忠、王树常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告诉他们如数收下。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正住在北京协和医院，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约束下，苦无上策，只能电告“避免冲突，不加抵抗。”
王树常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主张积极抗日，打回老家去。张学良也感到老家丢了，父仇未报又添国难，不明真相的人都痛诋他失职，举国上下责难不已。张学良把关内东北军编为以于学忠为第一军，王树常为第二军的两个军开往关外，加强大凌河防线，准备在锦州、锦西、兴城一带与日军决一死战。但由于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撤兵，对日妥协，拆除了大凌河防线，全部撤进关内。
编辑本段坚决抗日 王树常在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间，天津地方局势颇紧张。1931年11月8日夜11时30分，便衣队分三股窜出日租界，在市区进行扰乱，突然枪声四起，居民从梦中惊醒，不知何事，惊恐万状。
王树常为了应付特殊环境，于12日命令成立天津戒严司令部，张贴布告周知全市。张学铭任司令。但便衣队的奸淫抢劫仍时有发生，后来竞发展到昼夜骚乱，连南市警察署分所一度也被便衣队占领，—连多日枪声不绝，人心惶惶，市民叫苦不迭。 面对事态的发展，王树常除向张学良及时报告外，还同张学铭联名电告南京，报告津变过程。
日本视中国地方当局的忍让为软弱可欺，就在中国方面拆除防御工事后，便衣队在日军机枪的掩护下，11月26日又发动了攻势。保安队当即予以还击，香椎恼羞成怒，竟惨无人道地用重炮对天津市区疯狂地轰击，造成许多无辜平民的伤亡。南京政府外交部为此向日方提出抗议，谴责日本屠杀天津居民的暴行。日公使重光葵便以王树常调十五旅参战为由，向中方提出“质问”，要求中国撤兵。同时提出惩处河北省及天津市军政长官的无理要求。一批汉奸，也大造舆论要求撤换省市军政长官，妄图把这场汉奸特务的骚乱说成是当地群众由于不满省市当局所造成的。王树常迫于压力则表示同意让步。
王树常镇压便衣队暴乱的态度虽然坚决，但屈于蒋介石的压力，行动上不可能果断，加之便衣队以日租界为巢穴，无法根除，天津形势依然紧张。王树常只得采取每日戒严的消极办法，地方上的小商、小贩以及三轮车夫均叫苦不迭，直接影响到人民生计，直接受害者约30000人之众。天津市各界对王树常颇多指责，使他压力很大。于是便向张学良提出辞呈。鉴于王树常的要求和天津的形势，张学良约于学忠谈话说：“河北问题，庭五很难应付，你做事果断，意志坚强，我想让你二人的职务对调一下。”此时河北地方也有人抨击王树常所任用者多为东北人，而用当地人甚少。
1932年8月王树常任平津卫戍司令期间，赞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情学生抗日救亡的爱国行动。曾释放过一些被捕的爱国学生和中共地下党员。 1933年初日军大举进犯热河，张学良于北平誓师，率东北军投入抗战，王树常参与帷幄运筹。 3月热河失守，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成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和替罪羊。王树常对蒋介石的所做所为，特别是对张替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十分不满，但他为人怯懦，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1935年夏日本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王树常被解除平津卫戍司令职，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曾命王树常去西安接替张学良职务，整编东北军，达到瓦解东北军上层集团的阴险目的。1937年1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任令王树常继朱绍良为甘肃绥靖主任，王未就。国民党政府为解决西安事变善后有甲、乙两案。于学忠接到甲，乙两案指示后，曾电留居平津的东北人士，征询意见，并希望推代表，同西安代表何柱国共赴溪口晤张。由张作相、万福麒、刘尚清、刘哲、莫德惠、王树常、汤玉麟、胡毓坤、陈兴亚、高纪毅等人，在天津王树翰宅邸会商。大家一致赞同万福麟的意见，实行甲案，继由东北元老刘尚清、王树翰、刘哲、王树常赴溪口晤张。东北军整编后，王树常被任命为豫皖绥靖副主任和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全民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王树常未就。1937年11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往重庆，王树常不久随军避往华南，即辞去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职，在野赋闲。未几举家迁往香港，旋即送子去美国读书，而其眷属由香港迁往上海。1940年王树常由美国回到上海，后又迂回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他又举家迂到北平隐居。王树常不为日伪汉奸的高官厚禄，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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