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早的“选美”实际上是在选妓女。
上海最早的“时装表演”，不是在T台上进行的，而是由挖空心思吸引男人眼球与钱财的妓女们自发参予的，时髦的妓女引导着服饰新潮流，她们本身已构成这座城市流行色的风标。同样，上海最早的“选美”，也是在妓女中举行的。1891年3月23日《申报》，回顾了上海始于1882年，1883年和1884年连续举办的选花榜活动。到了十九世纪末最后几年，作为上海色情文化业一大象征的花榜评选活动，越搞越大。上海各种娱乐场所的妓女纷纷报名参加，在报纸上刊登玉照及简历，还像竞选议员一样四处拉选票，举行才艺表演，接受媒体采访，不断制造花边新闻。女作家陈丹燕写出一本《上海的风花雪月》，以其缠绵悱恻的笔调吸引了众多读者。我觉得书名起得极好。风花雪月，确实是最能概括这座摩登城市韵味的形容词：“上海，曾经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曾经是个浮华璀璨的花花世界，曾经最西化、最时髦，有着最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风花雪月，堪称江南一带的专利，所谓“上海的风花雪月”，其实是一种小资情调。上海的旧家底是百年前的那座殖民色彩浓郁的大都会，“买办”文化一度盛行。譬如陈丹燕为一幅老照片所写的说明：“旧时的阳光，旧时的风，旧时的欧洲皮草的招牌广告，这是三十年代的淮海中路商业街……有薄薄阳光的下午在这里逛街，这是上海绝大多数女子的享受，窄窄的人行道上，飘浮着埃及香烟、法国香水、罗宋新出炉面包和新出锅的生煎馒头的温和气息。”旧上海的租界面积较大，因而留下了许多欧式建筑，使某些街区显得颇洋气，典型的中西合璧。
上海的夜生活曾经领中国风气之先。按道理，南京等城市早就有局部的夜生活，比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但那毕竟只是局部，不像上海，被称作“不夜城”，灯火辉煌呈倾国倾城之势。上海的黑夜比别人的白天多，上海的黑夜比别人的白天长，上海的黑夜比别人的白天还要亮、还要灿烂，因为有通宵不眠的灯光。上海的黑夜，比别的地方的白天，玩的花样还要多，玩的劲头还要足，真是把夜晚当成另一个白天来过。上海的黑夜不黑，上海的黑夜很亮堂，上海仿佛根本就没有黑夜，没有过黑夜，永远一副容光焕发的模样。上海是醒着做梦的。上海，在梦里醒着。我记得有两部描写上海的长篇小说，一部是茅盾的《子夜》，一部是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好像是分别讲述上海的梦与醒。上海的梦与醒分不清楚的，她的梦就是她的醒，她的醒又陷入了新的梦，好像在梦着其实是醒着，好像在醒着其实是梦着，永远在半梦半醒之间跳着摇摆舞。与其说上海从来不曾醒过，莫知说她根本没有梦，上海那著名的夜色，好像浪漫得不能再浪漫，其实现实得不能再现实。上海是全中国第一座现实主义或者说实用主义的城市，西化的城市。伴随次第燃亮的霓虹灯一起闪烁的，是各种商品的广告，是递升的数字，是操纵着大盘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上海，最先把金钱当作上帝，当作夜间的太阳。以此照明，上海才成为旧中国的“不夜城”，沉浸于通宵达旦的狂欢。
南京有秦淮河，北京有八大胡同，上海的各国租界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英租界内的四马路（即今福州路），更是高挑起风月无边的大旗，提供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同治年间以后，四马路就扶摇直上成为“上海第一街”。民间口目相传的“广告语” ：天下数上海租界最繁华，上海租界又数四马路最热闹。“花月胜场，所在皆有，妖姬艳服，巧笑工颦，市肆之盛，各埠第一。”（引自清代日记汇抄）
瘦鹤词人《游沪笔记》，形容四马路的活色生香为世界之最：“楼台十二、粉黛三千，竟北里之笙歌，沸东山之丝竹。金尊檀板，漫天选梦之场，冶叶倡条，遍地销魂之墅。红窗窈窕，气现金银，碧玉玲珑，身含兰麝，固己极人生欢乐，尽世界之繁荣矣。”
《沪江商业市景词》，当然不会遗漏让人心旌摇荡的四马路。“四马路中人最多，两旁书寓野鸡窝。戏园茶馆兼番菜，游客忘归半入魔。邀朋闲步去看花，一路行来让马车。最是动人留盼处，龟肩高坐小娇娃。”
四马路也是当时的大款带小秘坐出租马车兜风即所谓“出风头”的地方：“挟妓同车者，必于四马路来回一二次，以耀人目。”（《绘图冶游上海杂记》）
许多人逛四马路正为了大饱眼福，体会惊艳的感觉。车上的帅哥美女更因此赚足了回头率：“四面周遭马路开，轮蹄飞处满尘埃。五陵挟妓并肩坐，十里看花转瞬回。”其实四马路不足三里长，跑一遍分明不过瘾的，要加一两个来回。狎妓冶游，在上海能如此公开化，仿佛生恐天下人不知，因而招摇过市——其心理确实让人搞不懂。估计跟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的世风有关吧。
旧上海，一个可以赤裸裸地展览酒色以炫耀财气的地方。在这里，一切都是有价的。人们纷纷用有价哪怕是天价的东西来装扮门面并满足虚荣心。看来我说彼时之上海是中国最虚荣的城市并不为过。
上海最早的“时装表演”，不是在T台上进行的，而是由挖空心思吸引男人眼球与钱财的妓女们自发参予的，时髦的妓女引导着服饰新潮流，她们本身已构成这座城市流行色的风标。
同样，上海最早的“选美”，也是在妓女中举行的。1891年3月23日《申报》，回顾了上海始于1882年，1883年和1884年连续举办的选花榜活动。
到了十九世纪末最后几年，作为上海色情文化业一大象征的花榜评选活动，越搞越大。上海各种娱乐场所的妓女纷纷报名参加，在报纸上刊登玉照及简历，还像竞选议员一样四处拉选票，举行才艺表演，接受媒体采访，不断制造花边新闻。
花榜根据投票评选状元、榜眼、探花等名次，妓女们参予得比才子赶考还积极，都希望金榜题名而一夜之间成为“明星”。有钱有势的嫖客也把风月场当成赌场来玩，重金押宝，疯狂追棒，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甘当名花的粉丝。
报业文人即那时代的娱记，更是推波助澜，对进入备选名单的妓女评头论足，写出热情洋溢的推荐语。
试看1897年花榜状元张四宝的荐评，刊登在花榜揭晓之日的游戏报上，引起当期报纸脱销：“蕤蕤者葩，娟娟其韵，波写明而花写媚，神取法而情取幽……端庄沉静，柔媚可亲。张墅愚园，踪迹罕到。举止娴雅，有大家风。美丽天然，风神娴雅，珊珊仙骨，矫矫不群。天仙化人，自然丰韵，翩然入座，鹤立鸡群。昔人谓美人之光可以养目，睹此益信。”哪像是在评妓女，分明在夸天仙呢。曹植写《洛神赋》也没敢如此不吝笔墨。
知哪些花界状元、榜眼、探花听到如此华丽的颁奖辞，是否有被捧到天上的感觉？该如何致答谢辞呢？
更有意思的是，评委们、娱记们还因各自喜好迥异，在不同的红粉阵营里做护花使者，彼此却打起笔战，互加攻伐，都是一副胜券在握、舍我其谁的架式。仿佛在捍卫真理。
不管怎么说，花榜逐年评选下来，确实造就一批花界的明星，被街谈巷议，其身价也像股票一样被“追星族”们哄抬上去。
后来，从“选美”中再“选美”，还封了上海花界“四大金刚” ：林黛玉、胡宝玉、张书玉、陆兰芬。名妓就是这样炼成的。《红楼梦》中林黛玉若是真人，听说自己的名字被如此滥用，还不得再气死一回？不知上海滩上那位借用林黛玉名义打天下的“巾帼英雄”，是否长得真有几分林妹妹柔若无骨的风韵？否则哪来的信心？没准，是哪位迷恋《红楼梦》的嫖客创意？他觉得自己真的从三千粉黛中找到林妹妹的替身。
这位沪版“林黛玉”，是担任《游戏报》老板的海派小说家李伯元在张园茶座一眼看上的，从此他几乎每天都去张园喝茶应酬，并且在自己策划的选花榜活动中将其一举捧红。
“四大金刚”中的陆兰芬更是一大交际花，结识的都是富豪高官，有一年举办生日宴，轰动上海滩：“门悬彩礼，雇警察兵为之弹压。至日，来祝寿者或马车、或肩舆，红顶者、蓝顶者，盖无六品以下冠服焉。入寿室叩拜之礼，兰芬一子，甫五六岁，居然衣冠回拜。……于乎盛矣，北里称殇。大人、先生乃为之纡尊降贵，何物兰芬，乃能作此空前之举动？”（引自我佛山人文）
陆兰芬颇有上海滩上女王之势，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或许就是美的魅力、性感的魔力吧。上海不满足于创造金钱的神话，还想创造美的神话，性的神话。拜金之徒又都是好色之徒，纷纷为神话的揭晓捧场。这是上海繁华梦中最离奇也最艳丽的一出，是上海的梦中梦。
当代中国人使用“时尚”一词，其实“时尚”的先驱是“时髦”， “时髦”的发源地在上海。“时髦”一词是晚清时在上海叫响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在全国通用，因为改革开放在服饰等领域带来又一轮创新之风。从上世纪末开始，国人才改口常用“时尚”一词，可能觉得更高雅一些吧？“时髦”一词作为“上海制造”，据乐正先生讲解，最初是上海人对乔装打扮、穿着时新的妓女、优人的称谓：“后来喜看时新衣装的人越来越多，时髦两字就不再为妓优所专有了，时髦的词意内涵也丰富起来，在晚清时期，用时髦两字来形容上海人的消费性格是极为恰当的。因为上海人在消费方面不仅追求华贵，而且更看重款式的时效，他们天生喜欢标新立异，变幻花样，华贵能引起社会的敬重，时髦也能招徕人们的艳羡。”
瞧，那时候上海人就懂得“吸引眼球”的方法及其重要性了。
早在1877年，《申报》发表《释时》一文，剖析上海人的时髦是一种喜新厌旧心理，“此邦之人狃于时尚，惟时之从，一若非时不可以为人，非极时不足以胜人，于是妓女则曰时髦,梨园竟尚时调，闺阁均效时装，甚至握管文人亦各改头易面，口谈时务以欺世子。”上海人酷爱时尚，而且永远比别的地方快半拍，不满足于“与时俱进”，表现得更为主动，乐于提倡与引导，领风气之先，一旦赢得各地仿效，随即再创新再求变：“上海风气，时时变更，三数年间，往往有如隔代。”（吴趼人语）
1887年《申报》就注意到“沪上习俗之标新立异，更亦无常”：“以沪上求时新其风所较别处为早，其交易较别处为便 ……凡诸不同者，不待两三年也，有一岁而己变者焉，有数月而即变者焉.。”
如果为上海文化寻找几个关键词，“时髦”不可或缺的，它甚至可能是与上海市民生活联系最紧的一个关键词。
在旧中国所有城市中，上海是最追求时髦的，本身也是最时髦的。而在时髦的上海人中，最时髦的是妓女，上海的时髦一度由妓女领导的：“20年前，良家与妓女犹有分别，今则一衣一饰妓女任意倡率，花样翻新。良家即从而步其后尘，惟恐稍有不合，必使一肌一容尽其极妍，使见者莫辨其为良为妓而后己。”（1889年《申报》）
乐正先生讲过个小故事：1895年间上海女装还崇尚淡素，第二年由于名妓林黛玉、林月英等人各着大红织金衣一件，于是租界中的烟花子女衣色顿为一变。是年秋季，大红大蓝，金钱织绣便成为上海女子的流行色。”研究上海早期的时尚潮流或服饰演变史，无法忽略妓女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
乐正先生说晚清时期的上海是中国的色情之都，上海滩上妓院林立，烟花女子之多恐不光为中国之冠，在世界各个大城市中也赫赫有名，人称“妓馆之多甲天下”：“早在咸丰、同治年间，全国各路风流女子便纷纷进军上海，其中人数最多、最有势力的要算苏州、扬州、广东等地的妓女。”
当时人形容“洋场十里，粉黛三千”，算是谦虚的。根据二十世纪初的统计，公共租界华人女性中妓女所占比例高达12.5%，也就是说当时租界87894位华人女性中，按此比例，妓女人数将达10986人。“而当时公共租界中的男性居民（除儿童外）只有176605人，也就是说成年男人与妓女比例为17：1，这种比例之高触目惊心。在民国年间，上海娼妓业的发展势力有增无减，1934年《申报》估计，妓女在上海总人口中的比例要比东京、芝加哥、柏林、伦敦等世界著名大城市分别高出1至7倍。”（引自乐正《上海人的社交实质和消费性格》）
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知县陈其元认为上海妓院“有名数者，计千五百余家，而花烟馆及咸水妹、淡水妹等等尚不与焉。”
查阅这一系列资料，就知道当时的上海是怎样一个纵欲的花花世界。很多传统人士看不下去：“上海地方遂同化外，上海男女淫糜无耻，为中外所羞言。”
上海在当时确实相当于一大特区，成为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滋生的异端，一朵“恶之花”。你分不清哪些是它的罪恶，哪些是它的美丽，全部混淆在一起。上海的娼妓分为书寓长三、么三、二三、咸水妹、淡水妹、女堂倌、野鸡等诸多档次。其中长三书寓即高级妓院，1898年就己有213家。二洋泾桥一带甚至还有一系列打着白种女人招牌的外国妓院，对中国富人并不拒绝：“华人能效洋语，亦洞入迷香。”怀揣重金想进去一览西洋景的上海阔少也不少。1891年《申报》披露了色情业价码：“花烟间结以洋蚨一角，尽可捉胸捺肚，消遣绮怀，既得亲粉泽脂香，又可作烟霞供养，以故学业未成之辈，失足于此者几多若恒河之沙。至于台基，苟得入其门得先洋一元，即可招荡妇以荐枕席，且又门深径僻，人不得知。凡欲参欢喜禅而又畏师友箴规者，咸于此借经也。”文中提及的“台基”指勾引良家妇女卖淫的出租房。
上海人还热衷于叫局、吃花酒、打茶园等等，相当于后世所谓“三陪”。各行各业“成功人业”把妓院改造成了社交场所，在风月场上一边娱乐，一边会友甚至谈买卖。“所谓侯伯将相、督抚司道、维新志士、游学少年、富商大贸、良工巧匠者，乃于此宴嘉宾焉，商要事焉，论政治焉，定货价焉，以谑浪笑傲之地为广通声气之地，以淫秽猥琐之处为办理正事之处，非特不知羞耻，抑且不成事体。”（1903年8月28日《新闻报》）
据说连曾任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都为一睹上海名花胡宝玉之芳容，专程前往其寓所吃花酒。在这位甲午海战的败军之将眼里，肉弹是否比炮弹更难以抵挡？上海滩的花天酒地，使多少人乐不思蜀，忘却了国门外的炮声隆隆。
到了清末，上海成了维新派、革命党的巢穴。潜伏在租界内的某些维新党人，也频繁出入花街柳巷。不知在此接头、联络以遮人耳目呢，还是想从烟花女人中发展一些新成员？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里，记载有一首打油诗，仿佛惊呼“革命党也好色”：“娘子军降革命军，绝无形迹弭妖氛。可怜一例闲脂粉，夜向全阊代策勋？”一边打江山，一边拥美人，上海真能让这些“潜伏者”两全其美吗？
旧上海妓寮里云集的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敌我不分，都把石榴裙视为这国中之国的小国旗了，顶礼膜拜，把内战、外战全抛诸脑后。
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才惊破十里洋场的霓裳羽衣曲。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妓女的改造，也是很让人关注的。
我的朋友张者在长篇小说《老风口》里写到在新疆军垦部队中接受劳动教育的上海妓女，不会是他瞎编的。他说：第一批在湖南招收的女兵有八千多人，后人称为“八千湘女上天山”。第二批是山东女兵，就是首长说的“山东大葱”。第三批进疆的是上海女兵，也就是首长说的“上海鸭子”。从上海招的女兵是为了解决起义部队的一些军官和部分年龄大的老兵的婚姻问题。在上海招收的女兵不多，分到该军垦部队的大约有九百多人，这些所谓的女兵都是解放前旧上海的妓女，上海解放后这些妓女当然也就失业了，这些妓女都进了学习班，进行了教育改造，让她们重新做人。改造后的妓女主动提出离开上海，脱离过去的环境重新生活，这样有一部分就到了新疆。她们向往着雪山草地，在蓝天白云的召唤下，要去那遥远的地方寻求新的生活。
当时确实有一些上海妓女，远赴天山，在荒凉之地走上自新之路。她们若偶尔回忆起昔日上海滩的灯红酒绿，确实像梦一样，让人说不出是真的还是假的。
1890年12月1日《申报》记载：“古称西湖为销金锅，以我观之，沪上一隅其销金不较西湖而十百倍哉？……今之人囊满而来，裘敝而去，久居沪上必致狼狈不堪。”在上海异彩纷呈之前，中国的温柔富贵乡非苏杭莫属，可风水轮流转，以四马路为代表上海滩一夜之间抢了西湖的风头，成为新一代的人间天堂。这座新天堂彻底是用钱堆起来的。上海火了，它的不夜天照亮了更多人的淘金梦，使他们慕名而来，因为在当时传说中，上海是一个“积锱铢之金而泥沙用之”的地方，说白了就是挥金如土。
同治、光绪年间，上海最火的六大中餐馆是“新新”、“同新”、“复新”、“泰和”“哺五房”、“庄新”，排满富豪名宦的流水席，以至民间吟唱起这样的竹枝词：“万钱不惜宴嘉宾，朝上同新暮复新。”夸富争奇者大有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之傲气。《申报》形容这六家菜馆长年“朝朝裙履，夜夜笙歌，红酒绿灯，金迷纸醉，逞豪华者即令日食万钱犹嫌无下箸处”。山珍海味，玉盘珍馐，只当逢场作戏的调剂。当时人皆称铺张浪费的奢侈之风是从上海滩刮起来的：“人们追求体面消费的风范，只要稍有可能，便总爱把自己打扮成具有高贵的上流社会气派，并且相互间不断攀比竞赛，一般平民身居其地，虽欲不奢侈也势所不能。”（引自乐正《上海人的社交实质和消费性格》）
走在今天的福州路，仿佛回到了二、三十年代，感受到西风东渐的昨天，使心情变得沧桑。这时才能真正认识到“上海滩”大致是什么意思，它不仅是空间上的概念，更是时间上的概念。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变得更繁荣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加快了步伐。
上海人很喜欢夜游月色撩人的福州路。张爱玲小说里的男女主角，最适宜在这条上散步，展览西装领带与旗袍高跟鞋组合的花样年华。张爱玲则是细腻的，迎合了南方人的审美观点。至于当代，写上海写得最好的还是女作家(甚至给我这样的错觉；上海搞文学的大多是女人，至少在男女比例上是如此)。譬如王安忆，专门为上海的繁华梦写了一阕《长恨歌》，有贵妃伤逝之感。譬如颇与此地风水吻合的所谓“小女人散文”。又譬如以新人类自命的卫慧(代表作就叫《上海宝贝》)，还有棉棉……上海总是在怀旧，蹙眉捧心作怨妇状，顾影自怜。在上海，只有一百年历史的名宅、教堂、老饭店，似乎都值得当地文人们去凭吊、徘徊、抚今思昔、涕泪交错。
上海人对于生活的质量与情调，还是充满优越感的。我认识几位搞写作的“上海宝贝”，来北京，慕名去泡三里屯，说是很失望：“三里屯真是徒有虚名。酒吧的装潢太老土了，桌椅安排得也拥挤，一点情调都没有。如何叫人放松?”怕我觉得她们挑剔，她们声明下次我去上海，一定领我去福州路一带泡吧，见识一下真正的酒吧应该是什么风格与档次。
去上海旅游，除了逛外滩，逛南京路、淮海路、福州路，逛大大小小的商场、西餐厅、咖啡馆，好像就没什么别的事可做了。所以它把商业发展到极致，而且尽可能表现得风情万端。风花雪月，堪称上海的灵魂。当然，同时又构成其华丽丰腴的肉体。?
上海福州路是物质的乐园，适宜于女人消费、购物，玩味一番小布尔乔亚的情调，福州路的灯红酒绿里则洒满浪漫主义的香水味……
上海，充满了月亮的特点，阴晴圆缺，云笼雾罩，连男人都难以避免这种影响，他们温和细致，礼貌文雅，习惯在咖啡厅角落绵绵私语，不太胜任在大庭广众之中慷慨陈词；当然，涉及到利益的问题他们又帐目清晰、纤毫不乱，绝对算称职的商人……上海的王安忆评点得好，未带什么偏见：“上海和北京的区别首先在于小和大。北京的马路、楼房、天空和风沙，体积都是上海的数倍……即便是上海的寺庙也是人间烟火，而北京人的民宅俚巷都有着庄严肃穆之感……北京和上海相比更富于艺术感，后者则更具实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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