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协作关系。
[摘 要]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的两支重要军事力量。他们在这一时期相互支持、相互援助，为抗战胜利和中共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协作关系主要表现在：两军分别在华北、华中开辟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相互呼应；两军共同开辟了皖东北、苏北、河南、湘鄂赣等抗日根据地；两军在黄桥保卫战等战斗中相互配合；两军在干部、人员、经费上相互支持；两军创造的经验共同分享。他们的精诚协作，加快了中国抗战胜利的进程，也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两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他们在打击日伪军和抗击国民党顽军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为抗日战争胜利和中共自身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过去学界对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发展过程都有详细记载，但对他们的协作关系未有专门的探讨。本文拟对此作一些尝试。
一、八路军、 新四军分别在华北、 华中开辟抗日根据地，在战略上相互呼应
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也是抗日战争背景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1937年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八路军组建完成后，迅速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到1938年春，八路军各师分别建立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的战略支点。到1940年底，八路军已在华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消耗和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新四军主要由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而成，其军部于1937年12月25日在汉口正式成立。1938年3、4月，其所属部队分别在皖西霍山县流波疃和皖南歙县岩寺集结、整编。此后，江南、江北部队分别进军苏南、皖中敌后。到1940年底，已先后开辟了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豫鄂边等根据地。
虽然八路军主要战斗在华北，新四军主要战斗在华中，但在战略上相互呼应。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有关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中提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连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① 事实上，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军事战略上确也形成了呼应，如八路军在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发动的百团大战中钳制了大批日军，使其1941年初不得不将在华中的第十七、三十三师团调回华北，从而减轻了华中战场的压力。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也作好了随时配合新四军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准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1944年夏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八路军在华北的坚持对新四军有掩护作用，正如苏中、苏南的坚持对华中全局有支撑点的作用一样。”②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②《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
正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形成了战略呼应，国民党当局在1940年10月19日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强令在大江南北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地区，并要求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为顾全大局，中共中央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但就在新四军北移途中，国民党当局于1941年1月6日发动了皖南事变，并诬称新四军为“叛军”。此后，新四军不再接受国民党指挥，在华中的八路军也部分改编为新四军，并在大江南北同时展开，相继开辟了淮南、淮北、湘鄂赣边、浙东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协作关系。
二、八路军、新四军共同开辟了一些抗日根据地
早在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1月13日，毛泽东与王稼祥致电周恩来等，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发展，但在目前摩擦很多、国民党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4月12日，毛泽东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报告后指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6月22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指示：“华北八路军与江南新四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尤其是巩固新部队。而在华中方面，中心是在发展。因此，八路军、新四军都应有决心的派遣干部帮助华中。”① 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就在广阔的华中战场上共同奋斗，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
首先开辟的是皖东北地区。1939年5月21日，中央书记处在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提出：“如可能时，酌派一部兵力并地方工作干部去徐州东南宿县、灵璧一带地区活动。”②八路军即派活动于鲁西南地区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南下苏皖边开展游击战争。5月底，苏鲁豫支队东进至宿县东北的张山、柏山地区。在与日伪军鏖战数日后，苏鲁豫支队一部在灵璧、泗县活动，主力西进至永城、夏邑、商丘地区。4月下旬至5月下旬，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一部也南下邳县、睢宁、铜山地区。7月初，新四军游击支队党政军委员会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意见派豫皖边省委书记张爱萍到达皖东北。张爱萍到皖东北后，立即与苏鲁豫支队、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及地方武装建立联系，并与国民党第六专员公署专员盛子瑾会谈，达成八路军、新四军与盛子瑾在皖东北共同抗日、共同发展的统一战线。8月，还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张爱萍任处长。10月，八路军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江华，又率领陇海南进支队进驻皖东北地区。12月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团和120名党政干部来到皖东北，与当地武装合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委。这就正式形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皖东北共同发展的局面。1938年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后，陇海路南、津浦路东的皖东北和苏北地区均划归中原局领导，且指定为新四军发展的主要方向。为此，1939年12月26日，中原局决定，“在该地区活动之八路军部队及其他一切党所领导的部队，如黄春圃纵队等，须统一归彭雪枫同志指挥”③ ，并在该地区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以统一党、部队及民运、统战工作等的领导，初步实现了皖东北地区党和军队的统一。
①《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②《新四军·文献》（1），第515页。
③《新四军·文献》（1），第522页。
八路军、新四军还共同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中原局于1940年2月7日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在苏北及皖东北目前的总任务，是争取该地区成为党所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①
中共中央也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新四军和八路军共同在苏北建立根据地。1940年1月19日，中央书记处要求“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②。3月16日，又指示彭德怀，应将斗争中心移到淮河流域，并提议“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③。21日，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应迅速增援新四军，指出：“我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打破李品仙的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之紧急任务。”④ 5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在致彭德怀、黄克诚等的电文中指出：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在与刘少奇、彭雪枫取得电台联系后，应遵照朱德、彭德怀的命令开入淮河北岸，到达后，即听刘少奇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也要听刘少奇、黄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从徐州附近逐步南进，先占盐城、宝应以北各县。5月20日，八路军总部命第二纵队政委黄克诚率该部主力即日起由冀鲁豫边区南下。6月22日，该部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在皖北涡阳县新兴集会师。27日，中央军委同意两部合编为一个纵队，以彭雪枫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委。两部合编后，“对外六支队名义及八路军名义均不变，对内则为八路四纵队”⑤。这时中原局书记刘少奇要求黄克诚留下一个旅支援彭雪枫部，其余部队即过津浦路东，向苏北发展。8月初，黄克诚率部抵达皖东北，并奉命与苏皖边区的几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8月中旬，该军进入苏北淮海地区。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很快就建立了8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其时，新四军已向苏北发展。1939年11月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入苏北。同月，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一个营也北渡长江，并在次年2月与挺进纵队梅嘉生部合编为苏皖支队。1940年6月15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决定将苏南主力移往苏北。7月8日，粟裕率苏南主力到达苏北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也改称苏北指挥部。10月10日，八路军、新四军在东台以北的白驹镇狮子口会师。这就形成新四军、八路军共同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
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共同在河南开辟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河南大部沦陷。为从战略上将华中、华北、陕北三大地区连接起来，7月25日，中央发出向河南敌后进军的命令，并作了相应的部署：“北局已决定由太岳派二个团渡河赴豫西工作。冀鲁豫分局已派一个营加强濉杞太阵地，四军五师抽七个连沿平汉线向河南发展，这是我党向河南敌后地区发展的初期部署。同时华中局提议在四师抽五个团兵力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地区建立阵地，打通与濉杞太的联系，并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之地区。”⑥ 此后八路军太行、太岳军区以一部分兵力进入豫西，八路军第三八五旅和总部警备第一旅也各派一部兵力从陕甘宁边区挺进豫西，开辟了豫西抗日根据地；冀鲁豫军区扩大了豫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五师一部沿平汉铁路北上，开辟了豫南抗日根据地，并挺进豫中，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政权，给开辟河南新区的八路军部队以有力的支持；新四军第四师主力也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地区，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
①《新四军·文献》（1），第146页。
②《新四军·文献》（1），第142页。
③《新四军·文献》（1），第675页。
④《新四军·文献》（1），第682页。
⑤《新四军·文献》（1），第694页。
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页。
1945年上半年，新四军第五师还与王震率领的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亦称“南下支队”）共同开辟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为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11月19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奉中共中央命令从延安出发开始南征。他们渡过黄河，冲破日伪军的封锁，到达豫中南。新四军第五师河南挺进兵团立即前往接应。1945年1月13日，河南挺进兵团四团到达舞阳西南地区，与南下支队取得联系。随后，南下支队进到确山孤山冲，与河南挺进兵团领导机关会合。1月27日，在鄂东大悟山又与第五师领导机关会师。经过短暂休整，南下支队在第五师第四十、四十一团的护送下南渡长江，迅速进入鄂南的鄂城、大冶、阳新地区。经过两军的协同作战，逐步建立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把江北和江南联系起来。对于新四军第五师的大力协助，3月16日，王震、王首道、王恩茂等南下支队领导在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中写道：“在五师江北地区，由于他们过去宣传八路军和广泛深入动员迎接南下支队，军行所至，军民甚为兴奋，行动甚为方便。”①
三、八路军、新四军在战斗中相互配合
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战斗中互相支持、互相配合。这方面的事例很多。如1939年1月20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司令员吴芝圃率支队独立营为迎接中央从延安派来的130名干部进军濉杞太地区，在与护送这些干部的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会合后，在当地抗日武装的配合下，连续向敌伪发起进攻，先后摧毁了睢县南区伪区署，攻占了杞县尹店，改编了当地武装杨逢寅等部700余人，又在练城歼灭伪和平救国军郭德俊部1000余人、俘虏伪参谋长刘思学。1940年5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趁日伪军“扫荡”皖东北之际，集中6个团的兵力，占领了苏皖边的金锁镇、界头集、新河头等地。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统一指挥下，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协力开展反击，经过13天激战，收复金锁镇、界头集等地，歼顽军1000余名，并把顽军赶回泗阳、宿迁县境。10月4日至6日，新四军开展了黄桥保卫战，其时，敌强我弱，形势极为危急，八路军第五纵队立即由涟水南下，进占阜宁等地，予以配合，结果新四军以7000人马歼顽军1．1万余名。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的陈毅在《黄桥战斗总结》中说：“黄桥战斗之胜利，当时八路军也能在战略上予以配合，在北面钳制了韩德勤的几个旅。战斗胜利后，我们就打东台，八路军则南下打东沟，一直打到盐城，结果兄弟军会合了，苏北形势就分明了。”②
①《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②《陈毅军事文选》，第161页。
为彻底解决苏北问题，11月19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发起曹甸战役。此役历时18天，虽未能夺取曹甸，但歼灭了顽军韩德勤部8000余人，削弱了韩德勤的反共实力，也恢复了苏皖之间的交通。1944年10月15日至30日，新四军第四师为粉碎国民党顽军的进犯，在河南永城发起保安山战役，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立即派三个团的兵力南下增援。虽然南下部队到达时新四军第四师已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八路军的到来对鼓舞新四军的士气、震撼顽军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此役粉碎了顽军妄图在淮北路西消灭新四军第四师西进部队的计划，并将顽军赶回到涡河以南，基本恢复豫皖苏边区。又如，1945年2月，南下支队渡过长江后，在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十、四十一团配合下，进行了谭家桥、阳新三溪口、大田畈等战斗，歼灭了数以百计的日伪军。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总结华中工作时说：“由于中央的正确指导，北方局和八路军的援助，华中我党我军全体干部、党员和指战员的英勇奋斗，除开个别地区以外，我们的工作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①
四、八路军、新四军在干部、人员、经费上相互支持
由于八路军主要由红军主力改编，而新四军主要由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在建军初期，八路军的干部和人员相对充足，新四军力量较为薄弱。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安排在陕北的原主力红军和党的重要干部，如袁国平、周子昆等到新四军工作，后又调配曾山、饶漱石、李先念等加强新四军领导力量。刘少奇1938年10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组织和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11月又兼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与陈毅等一起，恢复和壮大了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
中共中央还直接抽调八路军干部支援新四军。1939年4月21日，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中提出：“除中央正在计划从陕北调遣一批去华中外，北方局及前总应计划调一批县及营以上的干部到华中。”② 从八路军抽调到新四军的重要干部有：八路军副参谋长罗炳辉被调到新四军，先后任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第二师师长、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被任命为新四军竹沟留守处主任兼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后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第六支队司令员、第四师师长兼政委等。
皖南事变后，一些八路军部队还成建制地编入新四军，如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分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第三师，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被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③。王震率领南下支队南征时，也支援了新四军第五师一大批干部。当时随南下支队进至大悟山的两个干部大队，大部留在鄂豫皖边区工作，如贺炳炎、廖汉生分别担任新四军第五师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当然，新四军在人员上也曾支持八路军，如八路军第四纵队主要是由新四军第六支队改编而成的。
八路军、新四军驻地方的办事机构也都为对方做了大量工作，如新四军组建初期，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就承担了大量的联络任务，项英、陈毅等就是通过他们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指导了豫鄂边红军游击队集中和改编成新四军。而八路军驻武汉、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也是新四军的办事处，同时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
抗战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经费都很紧张，相比而言，八路军经济上更加困难，特别是1941年到1943年，日、伪军对华北根据地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和军民的生活空前恶化，粮食、棉布、医药和日常用品普遍匮乏。新四军在自身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支援八路军大批经费和物资。据参与接受款项的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王兴让和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派遣科科长林一回忆，从1943年夏到1944年秋，新四军汇到太行山区的经费和物资，约合“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伪币800万元，此款可购买160万袋面粉④，这极大地缓解了华北敌后根据地军民的经济压力，有力地支援了处于极端困境中的太行军民，也进一步加深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友谊。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282页。②《新四军·文献》（1），第126页。
③ 1942年11月新四军独立旅北调山东，恢复原番号。
④ 林一：《新四军调款援助八路军》，《百年潮》2005年第9期。
五、八路军、新四军创造的经验共同分享
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成长环境不同，两军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八路军是中共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建立了较完善的党的领导机构；广大干部具有长期的革命经历，战斗经验丰富；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深入敌后开创根据地较早，且所在地区国民党军队大多数退走，国共军事摩擦相对较少等。而新四军虽也是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新四军军长由非党人士叶挺担任，还有一些领导职务也由非党人士担任；新四军干部、战士游击经验丰富；新四军知识分子比较多；新四军活动地区国民党武装力量较多，国共军事摩擦也较多等。两军需要根据各自面临的环境、自身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发展方针。但是，两军都是中共领导的、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革命武装，都是为了民族的解放、革命的胜利，根本利益一致、目标任务相同，这就决定了两军在指导思想、军事斗争策略上是基本一致的。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借助人员交流，相互学习对方的经验与好的做法。中共中央也及时发现、总结两军的经验，予以推广、指导。如1939年6月22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目前我军任务的指示》中专门提到：“新四军及华中部队应采取八路军之经验，加强政治教育（除抗日教育外，应加强阶级教育），加强党的工作，务求关于目前形势及我党任务的解说工作深入战士、群众。”①
新四军的领导曾多次提及八路军的经验给他们的启迪和指导作用。如刘少奇在《六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尽管华中敌后根据地建设的条件，比华北更困难些，但由于“我们有了华北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中央的许多指示，我们可以少犯许多错误，可以较快地纠正各种错误。因此，也就使我们在中下级干部较少较弱的条件下，能够运用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迅速恢复敌后抗日的秩序，团结各阶层人民在我们的周围，建设与巩固各根据地，坚持华中敌后的抗日斗争”② 。陈毅在总结华中工作时也说过：“华中根据地和军队发展在后，学得华北一些经验和最初在苏南的经验，没有不计后果地予敌以打击和破坏，工作方面采取一些比较隐蔽的办法。”③ 当然，新四军也有许多好的经验，如重视知识分子，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等，可供八路军学习。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政治上也相互呼应。如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举行“国民政府”还都典礼，并就任代“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伪职时，全国震愤。4月15日，八路军和新四军联名发出讨汪救国通电，声讨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滔天罪行，向全国人民表明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抗战到底的决心。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相互协作、相互支持，不仅有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更有助于中国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由于两军精诚合作，加快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也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汪谦干，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合肥 230053〕
①《新四军·文献》（1），第128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87页。
③《陈毅军事文选》，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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