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凤阳县中共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
一、中共凤阳特支和中共凤阳县委的建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凤城支部转入地下活动，但当时凤阳地区国民党统治较薄弱，党的组织仍在不断的发展壮大。１９２７年７月，凤城党支部发展了秦子扬、蔡仞九（宝泉）、潘汝琪（秀珊）、刘旭东（殿升）、孙成钧（士显）等入党，全县党员增加到２０余人。１０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中共安徽省临委批准，组建了中共凤阳特支干事会，特支书记是朱辛孟。凤阳特支接受中共宿县临委指导。凤阳特支存在１０个月时间，其活动共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始成立时，有党员２０余人，党员成份纯属知识分子，分为２个支部。第二阶段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２８年２月，党员发展到３０人左右，党员大多仍属知识分子。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决定，凤阳特支隶属于江苏省委领导。第三阶段从１９２８年２月至５月，特支改组，并开始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党员数增加到６４人，其中工农成份的党员数为２６人。第四阶段从１９２８年５月至９月，党员发展到７０余人，支部增加到５个。
中共凤阳特支在江苏省委领导下，曾多次组织学生、工人和小商贩开展抗捐抗税和驱逐贪官污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党的活动已发展到临淮关、山后街、刘府等地。特支先后组建了凤城教师支部、省立五中支部、临淮关支部、山后街支部、刘府支部共５个支部。同时还组建了党的外围组织凤阳县教师联合会和共青团省立五中支部。由于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１９２８年９月２３日，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中共凤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凤阳城北九华山北麓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凤阳县临时委员会。县临委委员有金东生、金瑞生、刘麦溪、韩子康、季若思、方超、刘若思，候补委员有许灿霞、秦子扬、蔡仞九。县临委书记是金东生，下辖凤城、山后街两个区委和临淮关、刘府、火柴厂、临北、递运所（今属五河县）５个支部，有党员７０余人。县临委还推动建立了群众组织安徽省第五学区学生联合会、凤阳各界联合会。凤阳县临委先属中共江苏省委领导，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中共徐海蚌特委成立后，改属徐海蚌特委领导。
１９２９年３月，中共凤阳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临北乡（今属五河县）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凤阳县第一个正式县委——中国共产党凤阳县委员会。金东生任县委书记。金瑞生、韩子康、宁家友、邹顺标、常清福、方超为县委委员，许灿霞、金公亮为侯补委员。凤阳县委下辖凤城、山后街２个区委及临淮关、刘府、火柴厂南厂、火柴厂北厂、临北镇、递运所６个支部，有党员１３３人。县委联系点在凤阳城。县委领导下的外围群众团体有凤阳县妇女协进会、凤阳县教师联合会、共青团凤阳县委、安徽省第五学区学生联合会、凤阳县各界联合会等。县委加强了对凤城、临淮关两地工运和学运的领导，把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
１９２９年４月，国民党凤阳党部和县政府配合省党部、省政府，并招来国民党政府军新编第一旅第二团第二营进驻凤阳城镇压革命，逮捕共产党员，使刚刚建立的凤阳县委遭受破坏。６月，中共江苏省委派李荣萍来凤阳重新组建县临委，县临委书记由李荣萍担任，下属组织有省立五中、山后街、街道、临淮关、刘府、火柴厂南厂、火柴厂北厂７个党支部，党员人数有所减少。７月，李荣萍调离，江苏省委派朱务平来凤阳恢复县委，朱务平任县委书记，县委联系点在临淮关。当时凤阳县委辖凤城、刘府、临淮关、红心４个区委，并先后组建了２７个党支部，有党员１９２人。
二、凤阳民众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采取合法形式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凤阳中共党组织在自身恢复和发展过程中，积极筹建各种群众团体，并逐步掌握其领导权，组织领导青运、工运和农运，以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资待遇，抗捐驱吏等斗争为重点，开展了轰轰烈烈革命斗争。
当时小学教师政治地位低下，经济待遇微薄，生活窘困，常有失业危险。为此，教师们希望建立自己的组织教师联合会，来争取合法权益。为了争取团结这部分力量，并通过他们去宣传马列主义，扩大党的影响，凤阳党组织积极推动教师联合会的建立，并安排党员和积极分子担任领导职务。当时，小学教师中已有刘麦溪、金东生、金瑞生、张仲敬等中共党员，骨干力量较多。１９２８年１月，凤阳县教师联合会成立大会在省立四中召开，与会者百余人。中共党员金瑞生主持会议。会议选举杜仲和、金瑞生、黄少甫、朱安吾等为委员，杜仲和为教师联合会主席。
是年２月，安徽省教育厅对全省各个学区进行调整，决定将原省立五师、省立四中合并成立省立五中，还决定将省立寿县三女师和安庆一女师迁来凤阳，合并成立省立三女中。为了争取省立五中、省立三女中这两块活动阵地，凤阳党组织积极倡导、推动两校筹建学生会。省立五中学生会主席先后为王起炎、王培生、李若冰等，省立三女中学生会主席先后为石裕清、杭树娟等。
同年春，国民党凤阳县党部组建凤阳和临淮关总工会。凤阳中共党组织派党员刘旭东、秦子扬进入凤阳总工会，并担任理事职务。刘旭东、秦子扬在总工会内积极组织黄包车工会、竹业工会、理发业工会、木业工会、酒油业工会、屠宰业工会等组织。
１０月，凤阳中共党组织又积极领导筹建了安徽省第五学区学生联合会和凤阳各界联合会，中共党员王培生、肖识真等在这两个组织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青年运动１９２８年２月，为了团结教育广大青年，中共凤阳特支借新春佳节之际，以会餐为名，在省立四中礼堂召开由二、三百名进步青年参加的同乐会（也有二、三十名国家主义派青年夹杂其中）。陈醒梦担任大会主席，季若思为副主席。陈醒梦、季若思、傅金凯、朱辛孟先后在会上讲话。他们在讲话中，宣传国内外形势，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和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罪行，号召广大青年觉醒起来，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火热斗争中去。在会议进行中，国民党凤阳县政府当局派士兵、警察加以阻挠，迫使会议中途解散。这次会议虽未圆满结束，但广大青年学生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干预自己的合法权益，禁止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行径，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６月，省立五中学生会发起了驱逐校长刘嗣祥的斗争。刘嗣祥，字瑞甫，凤阳府城人。他不学无术，言必有失。他一到职，在开学典礼讲话时就读错了很多字音。如病入膏肓的“肓”（ｈｕａｎｇ）读成“ｍａｎｇ”，擅离职守的“擅”（ｓｈａｎ）读成“ｔａｎ”等。学生讽刺说：“刘瑞甫不叫刘瑞甫，干脆叫刘端浦吧。”
刘嗣祥在政治上是国民党右派，与国民党凤阳县党部关系密切，支持校内的国家主义派，打击进步力量。他办学无能，所请教师多系老朽不堪，冬烘学究，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学校收支帐目也不公开。凡此种种，学生意见很大。中共凤城区委鉴于五中的政治力量较强和青年学生的革命激情较高，指示五中党支部团结多数学生，抓住刘嗣祥的主要错误，开展驱刘斗争。五中学生向校方提出“参加校政、经济公开和择师自由”三项要求。学校不予答复，学生会遂发起驱刘斗争。一天，学生会负责人王培德等人带领百余名学生拥到校长办公楼前要刘嗣祥就学生会提出的三项要求当即表态。刘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学生会代表上楼到刘的办公室要刘打电报向省教育厅请求辞职，楼下学生则大声呼喊：“刘嗣祥下台！刘嗣祥滚出五中！”等口号，刘见大势已去，吓得战战兢兢，被迫在学生会代拟的电报稿上签了名。电文一经发出，学生会要求刘交出校印，然后把刘赶出校门。为了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学生会组织了校务维持会。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底，省教育厅被迫免去了刘嗣祥五中校长职务，新任校长是王慧泉。
凤阳县教育局长唐道甲排除异己，任意打击进步教师，凡有共产党嫌疑的青年知识分子，一律不予录用。同时唐还以教育经费短缺为由，擅自决定扣发教师工资，激起广大教师公愤。六七月间，中共凤城区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以教师联合会的名义，向社会呼吁，开展对唐道甲的斗争。凤城的教师和部分群众结队闯进教育局，封闭文件箱，不准唐办公，要他如数发还教师工资。唐道甲迫于广大教师压力和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只得勉强答应如数照发教师工资。
１１月，省立五中补行祭孔活动（孔子诞辰是８月２７日，时在署假期间），召开祭孔会议。省立五中的党团组织得知情况后，通知学生进行反对。会前，学生会在礼堂贴满了反孔标语，如“哈！哈！孔老二又走红运了！”“砸烂孔家店！”“铲除吃人的旧孔教”等。开会时，参加学生会的同学都穿着长大褂、短领衣，头戴西瓜壳形的帽子，貌似孔氏“信徒”，以嘲弄学校当局。当主持会议的教务主任讲话时，同学们始则反唇相稽，继则哄堂大笑，终则不辞而别，结果把会议捣散。
１１月２２日，中共凤阳县临委利用纪念南京一一·二二惨案一周年的机会，开展合法的革命斗争。临委以县各界联合会的名义，在府城火神庙广场召开由工人、市民、学生、商人等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县各界联合会主席王培德讲话，揭露蒋介石与汪精卫及西山会议派进行派系斗争，勾心斗争，使青年学生惨遭杀害的罪行，号召广大民众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省立五中学生会业余剧团公演了由教联会主席杜仲和编写的剧目《复城桥畔》等。会后，各界群众举行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先围攻了省立三女中，质问该校校长尹允怀为什么压制学运，为什么不准三女中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并要求校长出来交待原因，赔礼道歉。接着游行队伍又来到财政局，斥责财政局巧立名目，滥行摊派。最后，示威群众包围了县政府，质问县长唐之春为什么不愿张贴纪念一一·二二惨案的标语，要他向群众检查认错。唐之春、尹允怀吓的躲藏起来，不敢和示威群众见面，吩咐县政府秘书、学校教务主任出面赔礼道歉。
１２月，省立五中校工开展反对省教育厅寒署假不发给工人工资的斗争，并请学校帮助解决寒暑假工资。工友们说，教师一年领１２个月薪金，我们只领１０个月，这个规定不合理，这是揩我们工人的“油”。校长王慧泉对工人的合理要求不仅不给予同情和理解，反而说什么这是上级规定，假期就是不发工友工资。五中校工在校党支部和校学生会领导支持下实行罢工。他们白天不打铃、不烧饭、不送水，晚上也不点灯，搞的学校乱成一团。王唯恐事态扩大，重蹈前任校长刘嗣祥的复辙，遂借口赴省教育厅请示，乘黑夜出走，自动辞职。
１９２９年４月，省立五中附小学生因听不懂湖南籍教师贺某讲课的口音，要求校方更换教师。学校当局不但不予理采，反而指使一部分亲信用罢教的方式来威胁学生。中共凤阳县临委指示五中支部全力支持小学部的择师斗争。五中支部一面发动师范部党团员学生和积极分子接替罢课教师的课务，使小学部教学工作正常进行，一面发动中学部学生声援，向校方呼吁。学校当局无奈，只好答应了小学部学生的要求，更换了湖南籍教师。
工人运动卷烟工人抗交推子税斗争。卷烟业是凤阳县当时主要手工业之一，但其捐税名目繁多，如烟丝税、烟叶税、烟纸税、印花税等，卷烟工人负责沉重。１９２８年３月，凤阳县税务局巧立名目，对卷烟工人的卷烟推子作出交税规定，每张推子每月增税１至２元不等。卷烟工人对此极为不满。中共凤阳特支根据卷烟工人的意愿，组织了抗交推子税的斗争。党组织看到光凭卷烟工人进行斗争，声势较小，难于取得胜利。遂发动省立五中、省立三女中学生和其它各民众团体群众千余人进行声援，围攻税务局。同时，指派县总工会的中共党员秦子扬、刘旭东负责，为卷烟工人写上诉书，派蔡子丰、黄志鸿、陈云章３人为代表到在蚌埠的省税务总局上告。省税务总局见卷烟工人要求强烈，恐生意外事端，不得已答应了代表们的正义要求，宣布废止征收推子税的规定。
黄包车工人抗交养路捐，反对警察局的斗争。凤阳至临淮、门台、蚌埠、定远等地来往行人多雇黄包车代步，城内一些生活无着落的平民就从事这种职业。１９２８年春，县总工会成立不久，总工会理事秦子扬、刘旭东即着手组织黄包车工会，该工会约有会员百余人，其中半数会员系自有车辆，半数会员靠租借车辆讨活计。黄包车工人出苦力拉车，所得收入微薄。凤阳至临淮９公里路，拉一趟仅得二、三角钱，凤阳至门台拉一趟不到二角。黄包车工人平均每天收入约在三角钱左右，除去上交公安费、养路捐和车子租金外，实际收入寥寥无几。
７月，县政府为修筑府城至临淮关公路，责城县公安局向府城、临淮两地黄包车工人加征二成养路捐。于是，黄包车工人掀起了一场抗交养路捐的斗争。斗争一开始，黄包车工会一面派会员黑石俊、夏开胜、梁三为代表到警察局陈述理由，一面派工会委员邹顺标到县总工会呼吁。县总工会理事刘旭东带领黄包车工人代表前往警察局，说明黄包车工人生意萧条，生活困难，不能再增加捐税的情况。警察局长杨阁丞非但不听代表们的意见，反而下令驱逐代表，并以“指使车夫闹事”为由，将刘旭东扣压起来。中共凤城区委闻讯后，派刘麦溪（刘旭东胞弟）赶到警察局，以县教联委员身份要求释放刘旭东。为了进一步支持黄包车工人的正义斗争，中共凤城区委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决定：一、由刘旭东、秦子扬负责以总工会名义，充分揭露杨阁丞榨取工人血汗，任意增加捐税和非法扣压总工会理事的罪行；二、联合各民众团体，组织抗捐驱杨斗争；三、派区委委员刘麦溪到总工会帮助工作。在党的领导下，黄包车工人的斗争进一步深入。
黄包车工人连续罢工３天，向警察局示威，杨阁丞仍不予理采。为此，县总工会邀请县商协、农协、教联、五中和三女中学生会等民众团体集会商议，联合抗捐驱杨。第四天下午，各界民众手执旗帜，齐集警察局门前，高呼“杨阁丞要向总工会赔礼道歉！”“坚决支持黄包车工人的抗捐斗争！”等口号，杨对示威群众仍不理不采。一时，群情激愤，“打倒杨阁丞！”、“杨阁丞滚出凤阳！”的口号此起彼伏。黄包车工会委员邹顺标按捺不住心头怒火，大声疾呼：“来几个，跟我进去把杨阁丞拖出来！”人群中跑出几个小伙子，和邹顺标一起闯进警察局，拖出杨阁丞，游街示众。愤怒的群众把杨从警察局一直拖到老北门，令其乘车离凤。黄包车工人斗争取得了
屠宰业工人抗交屠宰税斗争。１９２８年七八月间，凤阳县教育局局长唐道甲以发展国民义务教育为名，向县政府提出增加教育经费的请求，并建议采取增加屠宰税的办法进行解决。当时凤阳的教育经费并不算短缺，除地方财政税收外，还有皇陵、方邱湖、老塘湖和五里庙等处约万亩学产。但是这些学产的租赁由于被当地豪绅所把持，租金无法如数收回，唐道甲又不敢得罪这些豪绅，只好在工人头上开刀，用增加屠宰业工人的屠宰税来弥补教育经费。
屠宰业工会接到教育局关于增加每户每月二成屠宰税通知后，召开了屠宰工人会议。会上大家一致反对，提出要象黄包车工人那样举行罢工示威。县总工会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坚决支持。随即屠宰业工会举行了５天的罢市斗争，并派代表到教育局进行说理斗争，要求他们收回加捐成命，唐道甲置若罔闻。中共凤阳特支认真分析了凤阳当时政治形势，认为要争取这一次斗争的胜利，不仅要发动各民众团体联合起来支援屠宰业工人的斗争，而且还要利用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县教育局之间的矛盾进行斗争。当时，唐道甲与县政府密谋策划增加屠宰税一事，先前并未征得县党部的同意。因而，县党部对此很有意见。县党部表面上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暗地里确给总工会撑腰打气。鉴此，特支决定由县总工会出面，领导这场斗争。唐道甲的恶劣态度，激怒了屠宰工人和广大群众。一天约３００余各阶层民众，在总工会理事秦子扬、刘旭东的带领下，手执纸旗，沿街游行示威，并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反对教育局任意向屠宰户增加屠宰税！”“教育附加捐必须取消！”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来到教育局门前时，唐道甲被吓得魂不附体，连声说：“增加捐税一事算了。”不久，唐道甲离职还乡。
临淮关淮上火柴公司工人的革命斗争。１９２８年３月，中共凤阳特支为了加强对临淮关淮上火柴公司工运的领导，派朱辛孟到临淮关平民小学以教书作掩护，在火柴公司开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列主义，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至年底，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王朝云、王善初、刁乃昌、张其昌、顾均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１月，中共临淮关火柴公司支部成立，有党员１０余人，王善初为支部书记。
火柴公司工人有了自己的工会，又有了党的领导，与资本家的斗争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１１月，公司借口原材料缺乏，企图裁减工人和延长工时，进一步榨取工人的血汗。公司党支部看穿了资本家的阴谋诡计，动员工会组织工人举行罢工。当罢工消息传到徐海蚌特委时，为了使罢工取得彻底胜利，特委派朱务平来火柴公司，改名朱大生，领导工人的正义斗争。在摸清情况后，朱带领工人揭露资本家的种种罪行，并争取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使斗争取得了胜利。
１９２９年春节刚过，公司当局又故伎重演，企图用停工办法裁减敢于和他们斗争的工人。公司党支部立即决定，仍由工会出面，召开全体工人会议，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派代表提出抗议，如不答复，则再罢工。并请求县总工会予以支持。于是工会派代表与公司当局交涉，对其裁员的做法提出抗议，要公司改正这一做法。公司迫于工会的压力虽答应予以考虑，但事隔一周，仍企图拖延。凤阳县总工会秦子扬等再次出面与公司交涉，公司当局看势头不对，答应复工，停止裁员。
工贼张宗南是公司老板的走狗，他经常欺压、辱骂工人，并刺探工人革命活动情况。１９２９年４月，工人顾均（中共党员）等人认为这个工贼太可恶，找到他，痛打了一顿。为此，公司当局便勾结国民党临淮关民团，于一天下午逮捕了责打工贼的顾均等４名工人，将他们送到警察局关押。党组织发动工会立即罢工营救，下午５时全体工人走出公司，手拿铁棍木棒冲进警察局，打跑了警察局长雷伯循。警察鸣枪恫吓，工人毫无畏惧，闯入牢房，救出了被捕的４名工人。
５月，公司当局为了扑灭工人革命斗争的火焰，勾结驻临淮关的国民党保安团、凤阳县警备队包围火柴公司，企图逮捕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在公司工会领导下，全体工人团结一致，手持铁器，聚集在公司的大院内，准备以院墙为屏障，拼个鱼死网破。形势危急。公司当局怕事态失控，搞出问题还要自己负责，只得拿一部分钱给士兵作鞋袜费，请保安团和警备队收兵回营。
公司当局并未善罢甘休，又勾结驻扎在临淮关车站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某旅，企图把火柴公司的共产党员和工会积极分子全部逮捕起来。大敌当前，公司党支部和工会分头开会商量应付办法。经多次协商，统一了认识：党支部和工会主要领导人要正视困难，敢于斗争。既要坚持斗争在第一线，也要做好隐蔽工作。如果暴露自己，给敌人以口实，党的组织和工人群众将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失。决定宁愿坐牢，直至牺牲，也不能放弃斗争。在困难和严峻形势下，党员要严守秘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也绝不能出卖同志；积极分子和工人群众也要严守纪律，听从指挥。
６月下旬的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包围了火柴公司的南北两个厂。在工贼、走狗和叛徒的指引下，逮捕了王善初、王朝云、顾均、刁乃昌、张其昌、高洪荣、徐步科、郭宝升、安华、高小闩等１１名党员和工会委员。敌人还假意将叛徒吴××也和被捕的１１名工人混在一起押送到旅部关押，暗中却将叛徒吴××释放了。当晚开庭审讯，先提审了７名工会委员，毫无所获。接着又审讯３名工人，在审讯到顾均时，狡猾的敌人先是逼供，后又施以重刑，最后采取离间之计，诈称工会主席王善初已承认自己和他都是共产党员。富有斗争经验的顾均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并料定王善初不会暴露自己，也绝不会出卖同志，坚决不予承认，致使敌人大失所望。在多次审讯未果后，国民党军队只得将被捕人员移交县政府和县法院监禁审理。
中共凤阳县委书记朱务平十分关心淮上火柴公司被捕人员在狱中斗争情况，想方设法将上级党的指示和募捐到的生活费带到监狱。狱中同志深受感动，决心同敌人斗争到底。国民党凤阳县法院对淮上火柴公司被捕工人先后进行了５次提审。第５次审讯时，朱务平闻讯赶到法院，鼓励和支持工人的斗争。在法庭上，以王善初为首的１１名被捕人员与国民党政权的法官以及叛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没有口供和可靠证据，法庭最终宣布将１１名共产党嫌疑犯当庭释放。王善初等１１名工人蹲了１年零６天的牢房，终于恢复了人身自由，重见了亲人。淮上火柴公司工人斗争的又一次胜利，进一步显示出了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
农民运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中共徐海蚌特委派特委委员、组织部长董畏民到凤阳视察工作。董畏民在府城火巷金公亮家召开了凤阳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传达党的六大和徐海蚌地区党的代表大会精神，听取县临委的工作汇报。会议虽然肯定了凤阳县临委所作的工作，但也批评了县临委只注重城镇工作，忽视了农村，党团员中知识分子较多等问题。会议指出县临委今后工作要深入工厂，特别是要深入农村，从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团员。
１９２９年春，凤阳县临委在临北乡曹府墙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对县委成员作了部分调整，补充了工人成份的宁家友（理发工）为县委委员，并派县候补委员许灿霞到蚌埠，利用亲戚关系作掩护从事铁路工人的工运工作。重点是在铁路工人和警察中培养和发展党团员。会议还派县委委员刘麦溪到递运所以创办小学为掩护，开办农民夜校，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农运工作。会议要求城内所有知识分子党团员都要与农民交朋友，从农民中培养和发展党团员。
由于凤阳党组织开始注意农村工作，山后和河北支部很快就建立起来。１９２９年２月２４日，府城镇山后赤色农会在中共山后区委和山后支部的领导下，打着红旗，扛着红缨枪，乘府城楼西街关帝庙逢会之际，浩浩荡荡开进城内，沿大街小巷游行示威，呼喊“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扩大了赤色农会的影响，震慑了凤阳县的地豪劣绅。
三、凤阳中共党组织第一次遭破坏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在凤阳统治力量薄弱，中共党的组织恢复和发展较快。到１９２８年底，党员发展到八、九十人。党所领导的青运、工运、农运和妇运蓬蓬勃勃，斗争活跃，特别是烟工、黄包车工、屠宰工的抗捐驱吏斗争，临淮关火柴公司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省立五中学生多次驱逐校长和反对县党部人员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调查和党义课测验的斗争，以及各民众团体联合驱逐县长唐之春的斗争，声势很大，颇具规模，搞得国民党当局惶惶不可终日。
由于凤阳地区现代工业发展的不够，产业工人人数不多，并且分散在凤城、临淮、门台子等地，所以历次斗争往往离不开青年学生的参加、支持。青年学生在历次斗争中冲锋陷阵，发挥了中坚和骨干作用。但同时青年学生运动也报露了自己的力量，成为国民党凤阳县政府当局镇压革命运动的对象。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７日凌晨４时，在凤阳反动党、政、军、警、学头面人物策划下，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大逮捕事件。这次大逮捕事件既是对凤阳青年学生运动的镇压，也是对凤阳党组织的一次严重破坏。
预谋１９２９年初，国民党安徽党部和省政府鉴于凤阳地区中共组织活动频繁和群众运动迭起，便对国民党凤阳县党部指导委员会、凤阳县政府、省立五中负责人进行了调整。委任曾在省立五中读书后被学生会赶走的陈莘农为县党部指委会常委，委任田侠麟为县党部指委会常委兼宣传部长，委任韩德潜为凤阳县县长，委任曾在省党部指委会训练部当过秘书的胡梦华为省立五中校长，委任胡伯玄为县党部委员、五中教务主任。此外，凤阳县国民党当局还收买了中共党员胡季勋、张仲敬、武可桢，委任他们为县党部秘书室和训练部干事。
３月，国民党凤阳县党部着手收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名单和活动情况，并写成书面报告分别报送省党部和中央党部。报告称省立五中共党煽动学潮，破坏教育，攻击县党部和县政府，扰乱地方治安，请求予以逮捕。报告送出后，县党部派人秘密侦察报捕人员的详细地址和行踪，通知县警备营做好逮捕和押解的准备工作。４月１４日，凤阳县政府以“借办学为名，煽动农民暴动，妄图颠覆国民政府，宣传共产，实行赤化”的罪名，先在凤阳递运所将中共党员、中山小学校长刘麦溪，中共党员教师徐殿元逮捕。同时，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来到蚌埠坐阵指挥，并将新编第一旅岳盛宣部第二团第二营由蚌埠开往凤阳，进驻省立五中校园。经过４月１６日，凤阳县党部接到省党部转来国民党中央党部关于逮捕五中学生的批示。当晚９时，凤阳县党部在党部礼堂（原省立四中礼堂）召开党、政、军、警、校负责人会议，研究逮捕事宜。１７日凌晨４时，凤阳县城全城戒严。是夜，省立五中学生王培德、廖多芬、张兆杰、徐井中、方家杰、刘嗣俨、李世广、刘嗣伟、金万象、牛开广、陈其群、吴玉相、张金生、尹凤元、方再暄、陈茂芝、李家霭、李守善、郑成宗等１９人被逮捕，加上小学教师杜仲和、张兰生２人，省立三女中学生杜承芬，总计被捕２２人。其中除张兆杰、金万象、杜承芬３人外，其余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省立五中当即挂牌开除王培德等１９人和漏捕的学生柳汝德、方梦华、武崇钊、王起炎、李家兴等５人，总计２４名学生的学籍。同时，学校出示布告停课一天。当日校门由军警荷枪把守，禁止学生出入，继续进行搜查。４月２２日，学校又以“性行不良、难期造就”为由开除肖识真等２２名党团员学生和进步学生的学籍。
被开除的学生并未屈服学校的压力，他们在中共凤阳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临时各级代表大会，发表《五中学生的呼声》宣言，驱逐校长胡梦华。５月２４日上午，五中学生将校长胡梦华及教职工围困在办公楼内，强烈要求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国民党凤阳县党部指委会勾结国民党驻军，由军队派兵到校武装调停，胡梦华及其追随者始恢复自由。２４日下午胡在军警保护下去临淮关乘车离凤。
不久，省教育厅派督学孔德来凤阳了解学生被逮捕和开除的情形。省立五中学生会向孔德提出三项要求：一、释放无辜被捕的学生；二、撤销胡梦华校长的职务；三、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孔德不敢表态，只得敷衍，说回去向省里汇报了事。最后，考虑到胡梦华无法在五中工作，省教育厅将其调出。
斗争刘麦溪、王培德、杜仲和等２４人被捕后，县长韩德潜和安徽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该分院设在凤阳）分别进行了提审，学生们拒绝承认参加了共产党。但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认为，除三女中学生杜承芬系误捕（逮捕名单是杜承芬的姑母杜仲琦），应予释放外，对刘麦溪等２３人必须继续扣押，听候省方指示处理。省主席陈调元认为“兹事件大，不敢贸然处置”，派民政厅厅长吴醒亚，向国民政府请示。国民政府派人赴皖组织特别法庭，办理审判事宜。５月５日，刘麦溪等２３人被解送安庆。适时值安徽省主席易人，陈调元调鲁，二十六军军长方振武来皖，凤阳被捕学生一度无人过问，先被关押在省警察局看守所近１个月，后转入陆军监狱。
６月，在特别法庭审讯时，王培德据理力争，说：“加给我们‘莫须有’的罪名，纯属校方挟嫌诬告，希法庭审慎查明，分清皂白。”特别法庭在既无人证又无物证的情况下，只得将此案移交高等法院办理。７月初，王培德等人又由陆军监狱转入省模范监狱。８月，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讯问“凤阳有多少共产党员？负责人是谁？有多少枪支弹药？准备何时暴动”等，王培德等答到：“凤阳有多少共产党员，负责人是谁？那是共产党的秘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学生和教师，为了把学校办好，驱逐不称职的校长和贪官污吏，何罪之有？”刘麦溪也说：“我和徐殿元利用太山庙学产，发展地方教育，创办中山小学，深得当地农民群众的拥护。
而地方劣绅试图变学产为己有，栽赃害人，指控我是共产党，真是颠倒黑白，此案请法庭调查清楚。”省律师工会副主席徐文杰（凤阳人）出庭为被捕人员辩护道：“本案性质不属暴动叛乱。如果说他们携带武器，密谋暴动，地方军警去逮捕他们时，岂能不搜查出一枪一弹吗？人已被捕，却未获一枪一弹，由此可见，此案旨在陷害和报复。再说这部分师生驱逐落后校长和不称职教师，此乃地方新旧势力的斗争，进步力量与保守势力的斗争，法律没有条文规定这是违法的。此案与事实无凭记，于法律无依据，实难判刑。据此，被告是无罪的。”这一庭结束，对查无点滴证据的杜仲和、刘嗣伟等５人予以无罪释放。
１０月，省高级法院作出判决，除已释放的５人外，其他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１至６年。在省高等法院审理期间，刘若思、方再暄因患病得以保外就医，住在安庆长淮旅社。在此期间，他们与中共怀宁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此后，省高等法院根据刘若思身边藏有阿英（即钱杏）撰写的《一条鞭痕》一书，判其有期徒刑５年。根据方再暄身边藏有《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判其有期徒刑一年半。当他们接到判决书时，怀宁中心县委要他们立即离开安庆去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刘、方到了上海，与中共闸北区委取得了联系。刘若思后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
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不仅在法庭上开展义正词严的说理斗争，且在狱中也毫不畏惧与狱警进行了尖锐斗争。
绝食斗争。学生们未判刑前，在模范监狱仍被砸上脚镣。为了解除刑具之苦，他们推选刘麦溪、王培德为代表，向看守长丁耗子（绰号）提出去掉脚镣的要求。可丁耗子却说，案情未结，不能去镣。他们便采取绝食斗争。绝食３天，丁耗子不以为然，厨工向他反映，他厉声厉色地说：“他们不饿，饿急了自然会吃。”第４天，丁耗子扛不住了，心里慌张，恐在案情未搞清之前饿死政治犯吃罪不起，遂找狱医逐个检查脉搏。当狱医要给学生注射葡萄糖液时，大家同声拒绝。第５天，监狱长陆树声前来查监，了解绝食原因。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已经几天未吃东西，现在脚上还戴有重镣，无力和你说话。”监狱长说：“你们不吃饭不行，吃了饭再说。”大家坚定地说：“不开镣，宁饿死！”狱医在一旁插话：“他们几天没吃没喝，肠胃收缩，要先开镣，再吃东西才行。”陆树声迫不得已只好点头同意，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坚持学习革命理论。绝食斗争的胜利，既是对狱方的一次打击，又给全监狱被捕者一次教育和影响。监狱在押人员对凤阳被捕学生十分钦佩，愿意相互交往。凤阳在押学生向潜山县的葛鲁生借阅《经济学大纲》（日本河上肇著）、《社会意识学大纲》（莫尔干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听取厦门大学助教徐鬃讲解《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刘嗣俨、金万象、徐井中、吴玉相等学习革命理论十分投入，他们不仅在微弱的灯光和夕阳的余晖下认真看书，而且常常借助于月光学习。
举行元旦联欢。１９３０年元旦即将来临时，为了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培养在押人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定革命意志和胜利信心，凤阳在押人员与安庆、芜湖、阜阳、宿县等地被捕人员联系，准备买些水果糖、花生、饼干等作茶点，自备些灯虎，元旦聚欢。凤阳被押学生向丁耗子提出要求，丁开始不同意，说：“你们的事也太多了，要知道办事人的难处啊。”狱中的老人知道丁耗子的脾气，此人好戴高帽子。第二天丁耗子再来查监时，他们便一起迎上前说：“丁科长（此时丁已被提升为科长），你任科长以来，全监的卫生和秩序都比以前好多了，我们大家都很满意。昨天向您要求的事怎么样？”丁耗子很高兴，说：“这样吧，元旦还有几天，到时候再说吧。”元旦前一天，丁耗子果然答应了欢庆元旦的要求。元旦这一天，全体在押人员利用狱中的教诲室联欢，把写好的灯虎贴在墙上，买些糖果、花生、本子作奖品，廖多芬、金万象等还借来口琴和竹笛，猜灯虎，吹口琴和竹笛，讲故事，说相声等，一直联欢到日落西山，黑幕降临。最后大家齐声高唱《国际歌》，元旦联欢圆满结束。
拒写悔过书。１９３１年６月１日，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奉安典礼两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中央政府为粉饰太平，掩人耳目，发布特赦令。凤阳学生案也在“特赦”之内。在宣布特赦前，监狱看守人员要王培德等写悔过书。王培德等提出抗议：“我们坐了两年多的牢房，已经够冤枉了，还有什么过可悔。”看守人员说：“这是手续，你们反对老师，也是过错，这么写也可以嘛。”同学们为了早日出虎口，免受铁窗之苦，为革命继续斗争，采取了敷衍应付的办法，写了“在校读书时，对老师有不敬之处”等悔过性语言后，遂被释放还乡。
四、亮岗暴动和凤阳党团组织第二次遭破坏
１９３２年５月，中共长淮特委根据江苏省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指示，在凤阳县尤家巷（今属五河县）一个私塾内召开了特委会议。会议决定８月１日在盱眙、灵壁、泗县、凤阳等县举行联合武装暴动，夹击蚌埠，威胁南京，开辟皖东北红色区域。会后特委派徐德文去盱眙，顾均去灵壁、泗县，刘平到凤阳指挥暴动。
刘平，又名刘一平、刘一夫、刘晨光等，天津人。１９２９年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河北省保定特委军委工作。１９３１年４月，调任长淮特委军事特派员，５月任特委常委兼特委军委书记，６月兼任特委《红旗报》、《士兵的话》报社社长。
刘平到凤后，根据特委会议精神，与中共凤阳县委书记赵连轩等商量如何组织暴动问题。他们认为苗郢、亮岗一带群众基础较好。亮岗有“同志５４人，游击队４０人……苗营（郢）子……有同志３０人，赤色群众４０人”，又靠近凤阳山区，地形有利，且与红心地区游击队能配合作战，进可以联片呼应，退可以拉到凤阳山区，“总的行动起来，创造凤阳南乡新苏区”是有希望的。
１９３２年７月３１日夜，刘平和县委书记赵连轩等到亮岗区委经常活动的地方后陈庄（今属殷涧乡沽塘村），召开党团员和农会会员联席会议，讨论武装暴动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凤城、临淮关、山后、刘府、红心、苗郢、亮岗等地党组织负责人和赤色工会、赤色农会的会员群众，共３００余人。会议决定分芦岗（今属亮岗乡）、杜涧（今属五里庙乡）等村地主的粮食，缴杜涧、张洼（今属总铺乡）、北冯（今属亮岗乡）等村地主的枪支，实行武装暴动，成立红军游击队。会议行将结束之际，与会者王映西发言说：“我们现在武器很少，明天我到亲戚家再借几支枪，后天再干不迟。”刘平无视党的组织纪律，丧失革命警惕性，竟擅自同意王的意见，推迟了暴动时间。第二天清晨，国民党总铺区民团头目王平之根据叛徒告密，带领士兵１０余人，到孙、陈、韩、葛等自然村庄（今属殷涧乡沽塘村），准备逮捕在这里活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会会员。共产党员孙洪琪、孙洪斌等持枪与之对抗。王平之率队逃走。但暴动计划暴露。
王平之败阵之后，岂肯改弦易辙。当天下午，就带着县保安大队卷土重来，将孙、陈、韩、葛等村庄又包围了起来。但在这里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料定敌人要来报复，为了保存力量，待机再斗，已全部转移。
这次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革命队伍内部不纯，混进了一部分地主、富农分子，又由于刘平擅自推迟暴动时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加上刘平宣布散会后，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就离开现场，匆匆跑回临淮关，致使暴动尚未举行，就遭到敌人破坏。
暴动计划落了空，长淮特委随即追查责任。特委书记朱务平对刘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朱务平在临淮关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特委委员丁运堂、赵立汉，团特委书记王云等出席会议，江苏省委也派人参加会议。凤阳县委书记赵连轩应邀出席，刘平本人也被通知到会。会议根据刘平所犯错误的事实和检查认错态度及一贯表现，决定给予留党查看的处分（一说开除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职务。刘平受到处分后，组织上还帮助他筹集资金，安排在赵连轩杂货店对门摆香烟瓜子摊子，把他掩护起来。同志们还经常和他谈心，帮助他认识错误。但刘平对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期望置之脑后，无耻的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出卖同志，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成为破坏长淮地区和凤阳县党组织穷凶极恶的历史罪人。
１９３２年７月２６日，刘平偷偷地从临淮关跑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自首，并将长淮地区１７６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的姓名、住址、任职情况向敌告密。２８日刘返回临淮关，诡称要去天津、唐山做工。２９日由临淮关去蚌埠。３０日凌晨带领国民党特务、警察和临淮关驻军（骑兵十一旅），逮捕了在临淮关的县委书记赵连轩和他的爱人刘英。当天国民党军警在临淮关、蚌埠、临北、南岗等地大肆搜捕，而后又到红心、山后、门台子、凤城、燃灯等地搜捕，致使长淮特委和凤阳党的组织惨遭破坏，先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有：朱务平（长淮特委书记）、赵连轩、刘英、陈其群（县委委员）、黄黎阳（临淮区委委员）、马象九（县委委员）、邵敦山（县委委员）、杨永华（团县委委员）、李治浩（曾任团县委书记）、王化举（团县委书记）、杜景玉、尹学友、余洪敦（一说余洪钧）、王张氏（即王大嫂）、赵三姐、沙克明、高鸿荣、高玉山、高小闩、袁瑞生（被捕时改名袁兰生）、袁兰生（被捕时改名孙白如）、袁泽芳、徐清芝、牟庆丰、徐三姐（即吴三姐）、王小三顺子、陈三姐（即陈隐慧）、袁小荣、陈张氏、王跃华（即王亚珍）、高子台、顾金星、陈家芳、毛明志、杨永先、占柱华、杨保田、陈正荣、娄富晏、杨维坤、陈万其、袁东生、朱怀玉、张百全、张大桂（红心团区书、游击队长）、张大友、张广林、耿朝凤、贺笑凤（一说贺春明）、方再暄、毛明英、朱锡宽（临淮区委委员）、袁硕生（一说袁颀生）、袁×海、谢德华、常清福（凤城区委书记）等５６人。被捕人员，除少数在蚌释放外，绝大部分解送南京，关押在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一说警备司令部）。敌人采取各种手段，对被捕人员严刑拷打，百般审讯。除两人叛变，其余同志都坚贞不屈，坚持斗争，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
长淮特委书记朱务平被捕后，敌人对他逼供诱供，他始终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特委书记。敌人不得已把叛徒刘平拉出来对质。朱务平装着不认识他，说：“我不认识你，你认错人了吧。我是门台子卖烟叶子的。”刘平问：“你生活得怎样？”朱务平说：“我的买卖并不坏，蛮好的，就是合伙的人，捣我的蛋。”讽刺刘平。特务们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认定话中有话，就盘问朱务平，企图从他身上得到一些什么。朱务平不慌不忙地说：“我是门台子卖烟叶的，我不认识他。他诬栽我，想以此来邀功请赏。”一席话把刘平说得面红耳赤，无言答对。特务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把大叛徒顾顺章也拉了出来。顾顺章在特务优待室里会见了朱务平，他说：“老朱，我听说您到南京，特来看您，在这里受委屈了。”说着便从衣袋里掏出一卷票子，塞给朱务平，请他收下。朱务平一听到顾顺章的名字就火冒三丈，又看到顾顺章递给他一卷票子，更是气冲牛斗，大声骂道：“你这个叛徒，还有脸来见我。不要想用不义之财来收买我，太无耻了。”骂着，就把票子夺来撒满院落。
王张氏是个农村妇女，在狱中表现也很坚强。在法庭上她痛骂叛徒刘平，并打了刘平一个耳光。女牢的难友们对王张氏的英勇行为极为敬佩。此后每年到她就义那天，关在同一监狱里的帅孟奇（捕前系江苏省妇委主任）就领着牢房内的难友哀悼她，纪念她，学习她。
被捕者虽身陷囹圄，仍立志于人类的解放事业。为了更好地生活和战斗，他们还想方设法学政治学文化。敌人对政治犯的看管是极严的，如大小牢房的犯人不准互相通信，不同牢房的难友不准接触，政治犯没有读书的权利等。当时政治犯能得到一份学习材料很不容易，他们采取做看守人员工作、从一般犯人和国际犯手中阅读等办法获得学习材料。陈三姐原来是火柴厂的一个童工，被捕前一字不识。同号房的难友黄浩（捕前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就包教她识字，１９３６年释放时，她已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
被捕同志被关在牢房里，人身失去了自由，终日见不到阳光，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吃的是黄饭和苦菜，生活异常艰苦。但他们在先烈们革命精神的鼓舞下，高唱《囚歌》与敌人展开争取自由的斗争。
他们不仅用雄壮的歌声来控诉国民党军警、特务对他们肉体上的摧残，而且写条子指责敌人对他们生活上的克扣和糟踏。为了使全监同志团结一致，他们用手敲墙壁，以长短不一的声响作为信号（名曰“打电话”），进行联系，开展绝食斗争。
看守们既禁止不了狱内此起彼伏的歌声，也发现不了写纸条子人，对于联络信号更是莫名其妙。不得已，敌人让步了，答复不虐待犯人、改善伙食和增加放风次数的正当要求。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２５日凌晨，朱务平、赵连轩、王张氏等２６位同志，被押赴刑场，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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