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王氏初探。
王姓是中华民族人数最多的姓氏之一。不仅在中国国内如此，在国外华人也是如此，而王姓中，尤以“太原王”氏引人入目。历史上“太原王”氏早为海内望族，在中国的历史上很有影响。近代，“太原王”氏有繁衍于海外，遍及世界，他们在侨居国创造财富，辛勤劳动，对世界文明作着贡献，对海内外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增进友谊等多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因而对于“太原王”氏史料、谱牒作为一项学术项目进行研究探讨，有其广泛的社会现实意义。从历史到现在，从海内到海外，“太原王”氏的研究者，很多热衷于三个大项：一、“太原王”氏始祖，二、“太原王”氏衍派，三、“太原王”氏与海外王氏，对此三项谈谈我个人看法，自己才疏学浅，欢迎专家指正。
一、“太原王”氏始祖
关于“太原王”氏始祖，分三部分说明，一、王姓尊奉太子晋为始祖之依据，二、太子晋的“民本”思想。三、太子晋“成仙”说的由来。
王姓尊太子晋为始祖之依据
历史上对“太原王”氏始祖，除了太子晋外，还有周大夫成父和周平王孙赤两说。
按史料来看，这三说中最早出现的是“太子晋说”，见东汉王符《潜夫论》；其次是“王子成父说”，见三国魏《王基碑》，最迟的是“周平王孙赤说”，见唐贞元王颜《王卓神道碑》，为了便于从历史上辨析，现在以这三说所述祖先生活年代前后为序，分别叙述于下。
周平王孙赤说：按王颜撰《王卓神道碑》载：┈子孙因王显姓，始自四十一代祖周平王孙赤，其父泄未立而卒，平王崩，赤为嗣，为叔父桓王林废而自立，用赤为大夫，及庄王（前696—前682）不明，赤遂奔晋，用为“并州牧”。凡称太原王者，无非周平王孙赤之后。
王子成父说，三国魏《王基碑》载其出自“成父”。韩愈《王仲舒神道碑》载：王氏皆王者之后，在太原为妫姓，春秋时王子成父（《左传》文公十一年。前616年）。败狄有功，因赐氏，厥后世居太原。
太子晋说：汉王符《潜夫论》载“周灵王之太子晋。幼有成德，┈谷、洛水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前564-前547) 谏，以为不顺天心，不若修政”。后，太子晋十八岁早夭，“其嗣避难于晋，家于平阳，因氏王氏”。
三说，何为是呢？在唐代，各说其是，而《王卓神道碑》并提出争议，碑列出了赤以下至各代祖宗名字官职等，证其所说是实。如碑载“赤遂奔晋，用为并州牧，字赤至龟八代，代牧并州，龟生乔至文钊十六代，通前八代，代袭封晋阳侯。文钊生叔隽，叔隽生伯明，伯明生屯，屯河东太守，征西大将军。屯生卓，卓字世盛，历魏晋为河东太守，迁司空，封猗氏候┈时属刘聪、石勒乱太原晋阳，不遂归葬，葬河东猗氏县焉。隋析猗氏为桑泉县，今（唐）司空冢在县东南解石城西二里，至今子孙族焉┈我卓公葬于河东，子孙成族，间出将相，而太原之望独不鼎盖河东著姓乎”。碑文否定“太子晋说”，如碑载：“又见近代（唐代）太原房谱称显姓之祖始自周灵王太子晋，琅琊房谱亦云太子晋后，是各为修谱世务神奇，祖先竟称太子晋后，不及妄欤”？
客观的看，为人后代的是不会伪编自己祖宗的，对王颜所撰其先世历祖情况，考虑不当虚构。但稽之《唐书》“世系表”，所载“太原王”氏世系子孙，无一合者，可知其与同时之“太原王”氏族皆不同系。
再则，按《史记》“周本纪”：平王崩太子父洩早死，立其子林，是为为桓王，而卓碑不云洩父，又有子赤，也不云林废赤而自立，且太子名洩父，与卓碑之单名“泄”不同，所说“并州牧”，晋国未尝有此官名，所说庄王时，赤奔晋，而考之史，平王孙无赤其人，晋国诸臣亦未有赤其人，碑所载人史查无传可考，与史不合，前人早多议论，此“周平王孙赤说”便遗疑待考了。
关于“王子成父说”前人亦多论证，《广韵》：东莱之王，殷王子比干为纣所害，子孙以王者之后，号曰王氏。而《王基断碑》云：“成父出仕于齐，获狄荣如┈为莱大夫”。《魏志》王基传：东莱人，那么“东莱王”氏系出于王子成父，成父岂不是比干之后么？这样看，韩愈《王仲舒神道碑》所说“王子成父为太原王氏祖”之说就有问号了。《潜研堂金石跋尾》说“按太原之王，皆祖王子晋，成父在子晋之前，既祖子晋，不得更祖成父矣！退之误也”。按王仲舒，曾官苏州剌史，唐穆宗召为中书舍人，后为江西观察史，祁人，是“太原王”氏。如说他是“王子成父之后”就须质疑。《左传•文公十一年》（前616年.齐昭公十七年）：“冬十月，叔孙得臣败狄于齐，狄者何？长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其子齐者，王子成父杀之，其子鲁者，叔孙得臣杀子，则未知其之晋也”。按此，王子成父杀长狄于齐，并非晋。王子成父既没“之晋”杀狄，那么韩文“王子成父败狄有功┉厥后世居太原”之说即不合逻辑了。无怪前人谓“王子成父其殷王子比干之后乎？！显然王子成父为“东莱王”氏祖先。但族谱就是族谱，沿先世传谱仍有说“东莱王”氏为“太原王”的关于“太子晋说”，汉王府《潜夫论》说周灵王太子晋直谏，后早夭，其嗣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改姬姓为王氏。按：平阳、山西临汾，但《元和郡县志》谓“┉太原┉平阳┉其实一也”。《后汉书》载：太原王霸，字儒仲，新莽时，隐居不仕，阎阳毁之曰：“太原俗党风”。可见汉代“太原王”氏已有影响。三国魏、晋、南北朝，“太原王”、“琅琊王”俱多显宦，代出将相，南齐琅琊王俭撰《姓谱》置“太原王”于“琅琊王”之前，北魏孝文帝定“太原王”氏为四大姓之一，唐太宗将“陇西李”氏定第一高姓，但“太原王”氏为天下五大姓之一。后人引以为荣，唐代王氏碑牒竟载出自太子晋。如唐益州大都督《王仁皎碑》载“仁皎字鸣鹤，太原祁人，王子宾天，启灵先之族”。所说“王子即指太子晋；远在云南边陲的唐河东州剌史《王仁求碑》载仁求，安宁郡（史志佚之，但云南有安宁县）人也，其胄出于太，因迁播而在焉，十有余世，氏族之系，肇命王子”所说“王子”即太子晋，唐光禄卿王训为“琅琊王”，碑也载“训，琅琊临沂人也┉昔周文授图，灵王纂膺，诞我太子晋，晋有仪风之瑞，瑞流子孙，粤王氏焉”；刘禹锡撰《王质神道碑》云：“质字华卿，始得姓自周灵王太子晋，宾天而仙，时人号曰王子，因去姬为王氏”；唐清海军节度掌书记王涣远官番禺：（广州），死葬南海县之北石乡庠口原，1954年广州市越秀山镇海楼后发现其墓志石，题《太原王府君墓志铭》载“夫太原王氏之世绪源流，清风懿秀，考始本乎姬姓，因族出自缑仙”。“缑仙”即太子晋；北魏改姓的乙速孤神庆及子乙述孤行俨，虽然易姓数世，但仍不忘其宗，父子碑上皆云“本姓王氏，太原祁人也”，行俨碑更有“五代祖有功于魏┉因居京本兆之醴泉县，王子晋之口仙”等使家世谱系，千百年斑斑可考。宋欧阳修新《唐书》“世系表”述“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等编入国史文献，钦定典籍，对后世影响极大。元代赵孟俯撰的《往泰来碑》仍述“其先，宋三槐文正公（王旦，宋真宗时宰相）之后┉千岁之下，积庆之山当有白鹤飞来，还呼其子孙而语之”，寓太子晋升仙故事。顾炎武《日知录》原注中说“┉秦之翦、离，自周太子晋后”。明、清以后，“太原王”、“琅琊王”氏修谱；尽冠“出自周灵王晋后”。以至于今。远在海外的王氏宗亲，虽然天个一方，但都尊奉始祖太子晋。1982年，新、泰、菲、马等东南亚各国和港、台等18家王氏家族会联合编修，新加坡王秀南教授主编，编写了《王氏立姓开族百世谱》，在海外很有影响，书中尊称太子晋为“王氏系姓始祖”。
综上，即以汉往符《潜夫论》载太子晋为王氏始祖起，至现也千八百多年，比唐王颜碑早一千多年，一直受到王姓后人的尊奉，有史纪考，源源流长，太子晋作为“太原王”氏始祖，根深蒂固扎根于王氏子孙的心中，并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太子晋的“民本”思想
太子晋又称王子乔，有人说为“仙人”、“虚无缥缈人物”、“无稽之谈”。我说非也！
查先秦史籍，载太子晋是一个持唯物论具有先秦“民本”思想的人，没载他“成仙”。
《国语》记载，灵王二十二年（前551），谷、洛二水泛滥，灵王壅洪饰宫；太子晋谏，治洪宜导不宜堵，并借此陈述“养务丰民”、“民重君轻”论，批评借壅堵洪水而修饰宫殿是亡国之君所为，具有唯物观念，反映了先秦“民本”思想，是可取的。因为他身为太子，王位继承者，敢冒君父威严，为民直谏，受到了后世的尊敬。《逸周书》载晋平公使叔向、师旷朝周见太子晋，说他聪明才智，仅活了十八岁等，后人更惋惜他早夭。二书都没说他“成仙”。此二书、《国语》、《逸周书》皆先秦史籍，《国语》为国别史，可于《左传》参证，可见太子晋史有其人，并非“虚无缥缈人物”。
这里谈谈他的唯物观念和“民本”思想
摘《国语》“太子晋”直谏片断探讨。
“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污淠，以钟其美。是故聚不池崩，而无有所归；气不沈滞，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财用，而死有所葬。然则无夭、昏、札、瘥之忧，而无饥、寒、乏、匮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圣王惟此之慎”。
当谷、洛二水泛滥成灾，周灵王要用土壅堵的时候，太子晋提出。“不可”的意见，他提出“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的见解和聚土、疏川、障泽、陂塘等建设性意见，用今天的话说，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等的意思，这是他的唯物观念；“民生有财用，死有所葬”，没有夭亡、狂惑、瘟疫、灾病、饥、寒、穷、困的忧患，这是先秦“民本”思想的集中反映。
‘┉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离堙淠，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不弗助，祸乱并兴┉有崇伯鲧，播其淫心┉尧用殛之于羽山。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崇封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奥，合通四海┉以养物丰民人也。’
提出壅堵治水“以害天下”的鲧，被帝尧“殛之于羽山”以示惊告，疏导治水的禹“祚以天下”，以示褒彰。禹总结了鲧治水失败的教训，采纳“民”、“群生”的意见，四岳辅佐，展开治水工程，封崇九山，陂障九泽，决江疏河，凿龙门，避伊阙，聚蓄水潦，以丰殖百物；汨越九原，以通畅大地；宅居九奥，住宅要修在河曲山弯地方；合通四海，治好天下。是他“养物丰民”的弘恢设想。
‘此一王四伯，岂系多宠？皆亡王之后也，唯能厘举嘉义，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夫亡者岂系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
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幺之败焉。今吾执政无乃实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争明，以防王宫，王而饰之，无乃不可乎。’
又论证历史，禹和四曰是“亡王”的后人，禹是鲧之子，四岳是共工子孙，但是禹和四岳能给民办好事，所以能守祀从典。再看鲧和共工，鲧是黄帝之后，共工是炎帝之后，但他们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符民和社会要求致败亡，观其兴废，是可知的。今我们（灵王）处理政事实有所违。因谷、洛二水泛滥，以护王宫之名而饰宫，是不可取的。这表现了太子晋的历史唯物观点。
‘王将防斗川以饰宫，是饰乱而佐斗也，其无乃章祸且迂伤乎？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惧长及子孙，王室其愈卑乎？
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王又章辅祸乱，将何以堪之。
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将焉用饰宫？其以徼乱也。┉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则，方非时动而作之者，必不节矣，作又不节，害之道也’。
再从周室历史来说，追述历王暴虐而流，宣王不务农而料民，幽王昏乱以灭西周，平王不能修政，至于衰弱，都是自己所为而致，其祸害影响未消，灵王又来章祸，将祸及子孙，汤伐桀值得借鉴怎能饰宫呢？是激乱之源。自后稷以下到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仅能安民┉。灵王又开祸门将怎办呢？观看诗书及农民的意见“无过乱人之门”，灵王之为，是亡国之君做得事呀！违反了客观规律办事，不节止，是受害原因太子晋直谏，很坚决。
“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宠人，乱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乱，及定王（应是贞定王），王室遂卑”。
灵王不听太子晋劝谏，引来了后患。
按上述《国语》所载，太子晋是一个具有唯物观念，先秦“民本”思想，气概宏廓，胸怀经世济民大志的人。
太子晋“成仙”说的由来
他的直谏，证明他不是“仙人”。
太子晋既没成“仙”，怎么成了“仙人”呢？原来，屈子美化，“王子成仙”。
最早说太子晋成仙的是屈原的《远游》篇。“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这里所说的王乔即太子晋，屈原把他和黄帝并提，抬得很高，并上天找到仙去的王子乔求“正气”之道。要“超无为”遨游诸天，这是屈原对太子晋敢于为民直谏予以极高的呕歌，托以抒怀，借以对楚国腐朽政治的抨击，后人便拒之说他成了神仙，如汉刘向《列仙传》说太子晋游伊、洛、随浮丘生上嵩山修道成仙，这是仙话，可见把太子晋说成仙是后人的事。我国历史上很多古人被说成神仙，炎黄子孙祖宗的黄帝，也说“成仙”，岂止太子晋。古人被说“成神”、“成仙”的情况不尽相同，其中因对人民做了好事而被后人美化为“神、仙”的，是浪漫主义的呕歌，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远游》篇里美化太子晋“成仙”，就是一例。
这里，介绍一下屈原的《远游》篇。
《远游》，历来说它是“游仙诗”，以为内容是道家思想，与《离骚》等篇不合，艺术水平也不高，有的还认为它不是屈原作品。
我认为，不能低估了《远游》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和《离骚》等篇同样是爱国主义诗篇，是整个《屈赋》中不可没有的，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敢冒不违，此说从我而始。
《远游》“托游仙”诗，而非“游仙诗”二者有何区别？
一、《远游》的游仙，是在中国天上游，道家游仙，则是要游到“海外仙山”。这两不同。《远游》不是出世。
二、《远游》游仙所见的主要神仙是太昊、少昊、祝融、颛顼等，都是中国上古的古帝古官，并且是做了好事的古帝古官，如桀纣就不是神仙。诗人意在托古帝为范以谏楚王。道家远游是要访寻“长生不老”神仙。两不相同。《远游》不是求仙。
三、《远游》写诗人是因“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楚国政治的腐朽，被放逐的苦难，压迫诗人到最低最困的处境，“飞腾远游”上斗争。远游要干什么去呢？“内唯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是要坚持忧民、忧国的情操，求“正气”之根由，不是求仙药。
“正气”：王逸释“天地之美气”。孟子谓“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文文山“天地有正气┉沛乎塞苍冥”。“正气”是儒家说法，道家则称“精气”，远游要求“正气”而非“精气”。不是道家。
综上，在中国天上游，游中所见主要神仙是中国古帝古官，游是要求“正气”，这和《离骚》相合，不是道家思想。
《远游》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只能是屈原作品。
依其主题，看其构思、结构，和写作技巧作一分析，主题是要求“正气”，向谁求呢？“闻赤松子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赤松子神农时雨时，要继承赤松子雨时“清尘”的遗风法则（把污浊的尘俗洗净），羡慕古贤相傅说为民做了好事，死后跨龙星辰之间；“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黄帝的道德太高了，是跟不上的，我要从王乔去娱戏，王乔是谁呢？正是周灵王太子晋。黄帝、太子晋，一个是相传为中华民族的鼻祖，一个被尊奉为“太原王”氏的始祖，都说成了神仙，关于王子乔，屈原在《天问》中有“白虮婴弗，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藏？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等句。屈原题于楚国公卿祠壁画的诗，有说是指崔文子学仙于王子乔故事，有说指嫦娥偷药，后羿射日故事。文内没写明，二说不定孰是（附记于此）。
现把诗人求“正气”而找王乔的故事作一剖析。于是诗人饮清露，吸清气，要求“正气”，先吐出胸中肮脏之气，顺着南风，一气到达南巢见到王子，肃然起敬，虚心请教。“曰：道可受兮，不可传；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无滑而魂兮，彼将自然；一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因这段和庄子说法相似历来被说为道家思想，如《庄子·内篇·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但《管子·心术上》也有类似说法“大道可安而不可说”，“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心术下》：“一气能变曰精”。孟子也有类似的话，《孟子·告子上》；“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礼记·中庸》：“君子慎其独也”。“君子语天，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儒、道很多哲理是有相似处的。屈原信神，道家思想不能说他不受影响，但他决不是道家的“清静无为”。下列故事可看出来，试作意译。
诗人听了大道，豁然开朗，立即随飞仙到不死之乡，丹丘，晨濯发旸谷之中，夜晒身扶桑之下，吸飞泉微液怀玉琢奇花，果也颜如玉润，体若风轻，精神奔发，可探幽穷微，便悟灵通神，想起了美好的南国（诗人故乡）。“嘉南州之美德兮，丽桂树之冬荣“。赞美那南国的炎热啊，美丽的桂树，严冬仍然吐英。飘飘然南去，但见山石萧条无兽走，四野荒漠少行人（想是楚国腐朽政治所致），诗人连魂带魄，踏霞遮云，漂向天庭。
诗人开始了游仙，以下按第一人称。
我叫天国守门人开了天门，我叫雷神因路，探问天帝宫阙何方？我集随从于九重天上，我入天帝之宫，游览天帝居处清都。早晨，会天帝之庭，司威仪的地方太仪出发，晚上，到达东方玉山，乘相连，并进齐驱，把龙驾车，众神护围，云旗招展，彩虹为旄，五彩缤纷，浩乎天宇，行遍天下。我亲自御车前进，须径东方木神勾芒，东方天帝太昊处，左转，风伯非廉开路，日出前，荡尽妖氛尘埃（想必一下扫净人间不平）。凤凰在车后举着双龙交加旗，在西海迂西皇少昊，金神蓐收持着扫帚星曳长白光和北斗星斗柄作为旌旗，游荡于云霓波涛晦暗之间，召北方偕玄武作前卫，让文昌星官在后掌管随行，坐雨师，右雷公，向高天缓行而去。我欲度济苍生，忘归去，胸怀一颗忠心，聊可自娱。高空下望，忽然看到故乡，从者怀念，我更伤感，不禁长啼痛哭，强抑归心，到南方访问炎帝祝融，九嶷山会见舜帝。遥观世外幽味荒漠，若置身波涛，身体似浮动。祝融（楚的宗神）告诫我回归。我请青鸾乌迎来宓妃（伏牺氏女、溺死于洛水，为洛水女神），奏尧和黄帝的乐曲《咸池》、《承云》，尧帝二女帝喾之妻娥皇、女英也来唱《九韶歌》，湘灵（舜妃，溺于湘水，为湘夫人）鼓瑟，海神海若和河伯冯夷跳舞，水中黑螭、罔象，翻腾出入，雌虮缠绕，青鸟翔飞，演奏历代乐曲，仙乐缭绕天际（大概是回到故乡，举行大联欢会，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思想）。但我不能停留，我还得转车北去，达北极寒门，随颛顼水神，进入极度严寒，经幽深邪道，升到高空，跨于间维之间回顾，召造化之神黔赢，给我先来平路：要“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漠大壑。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而无天。视幽忽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超无谓以自清兮：与泰初而为邻”。我要经营四荒六漠，以至天地上下，上至高空，下到大海，最低处，天尽头，以至于看不真，听不清的，我都要经营，要超过所谓“无为而治”达到最清明的境界，与那所谓“泰初”的比邻。这那里是道家思想，恰正是反道家思想。
总的说屈原之所以“远游”是为求“正气”。凭“正气”遨游诸天，大会诸神，他亲御八龙，驱万乘，雷霆万钧之势，行天下，风伯前锋，一早晨就荡漾“氛埃”，澄清寰宇。表示了他嫉恶如仇，意味着把他所反对的暴秦、楚国腐朽政治以及上官、靳尚等的旧贵族集团“风卷残叶”般地吹个干干净净，以至普天下干净。最后他指北极冒寒冽，过邪道，登最高难处，召来造化之神，要他开平路。要经营四荒六漠上下八方，达超“无为”，邻“泰初”的美好境世。意味着最终要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挽救楚国，进而统一天下，修明政治，造福人民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再则，他在神的面前，没有一点卑微姿态，进入天庭如出入人家门，没有仙班森严，天神不拘大小，平等会合，男、女、官、民，不计尊、卑、贵、贱，天地无间，神人一体，表现了他具有古代的民主思想。
艺术上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想象奇瑰，场面宏伟，气势豪壮，情节曲折，充分表现和衬托了主题，写作技巧上在《屈赋》里别具一格，有极高的艺术水平。
《远游》是托史寄志，为什么屈原托太子晋寄志而不托别人呢？屈原大约是公元前343至前278年时人，仅后于太子晋二百年左右，对太子晋自然清楚，太子晋直谏在当时政治生活中无疑是件大事，屈原自必感受甚深。观之屈原与太子晋，甚多相似处，一是楚王同宗，一是周王至亲，一是楚左徙，一为周王储，都有过人之才，又都忧民、爱国、忠君而比惜其身，一作《离骚》，一行直谏，命运也极相似，一被逐，一失储。所异生不同时，太子晋在前，屈原在后。“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天地悠悠，惨然泪下，加以太子晋乃周王位继承人，屈原属臣民，太子晋早夭，屈原能不有“天丧吾君”同感，对太子晋顶礼膜拜，屈原写《远游》寄志，舍太子晋当然莫属了。
屈原称太子晋为“王乔”、“王子”，因太子晋歌“峤”。峤、山名，后人不敢斥其名，因以为王子名。峤、乔、古通用，古称太子晋“王子乔”，表示尊敬之意。可见是屈原美化太子晋为“仙人、王子乔”。
《远游》不是史料，是文学。
但这说明“王子成仙不是无稽之谈”。被说为“虚无缥缈人物”又是何因呢？汉初刘安《潍南子》中说“王乔、赤诵子┉上通云天”，系指《远游》篇所提王乔、汉末高诱注是东汉“成仙”的“蜀武阳王乔”，似乎张冠李戴。汉明帝时，王充撰《论衡》中指摘的“王子乔之辈”系指当时河东“成仙”的王乔，有的混为太子晋王子乔，《风俗通》说河东王乔即古仙人王子乔也。道家演绎，更易使人混淆。不可把三个王乔相混，误太子晋为“虚无缥缈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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