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雅安“麻城县孝感乡”传说的兴起与传播。（陈志刚）

天柱山

　　有迁徙历史的人群中，大量人群的后代多声称来自同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种现象在全国较为普遍。粤东地区很多客家姓氏谱牒都称自福建宁化石壁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广泛流传着源自南雄珠玑巷的传说，华北地区则广泛流传源自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这些传说包含了部分的历史事实，然而更多的却带有传说性质的虚构历史记忆，其形成与流播的具体过程，常因为材料不够，很难实证。   
　　如果翻阅四川的方志和家谱，则常会遇到追溯祖籍为“麻城”或“麻城孝感乡”的情况，如：“先生严姓，讳履泰，字衷介，其先湖广麻城人”；〔1〕“南溪经明季丧乱，土虚无人，康雍之际，粤闽湘赣之民纷来占插，而以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为最夥”；〔2〕“我始祖赵公讳芳，本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之大族世家”；〔3〕“(德阳县)张氏，其先湖北麻城孝感乡人”。①川北仪陇县的大量族谱也有这样记载。〔4〕祖籍“麻城县孝感乡”固然包含有部分的历史事实(其实还有待讨论)，〔5〕然而在四川更多却具有传说的性质。过去探讨这一传说形成的原因时，冒籍说与从众说占据主流位置。〔6〕事实上，由于“麻城县孝感乡”传说出现的时间较晚，留下相对多的材料，我们有条件把“麻城县孝感乡”传说看成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扩散过程，注意这一传说什么时候在哪里开始兴起和具体如何传播，在使用族谱中的说法时，首先应考虑到族谱的产生过程。〔7〕这种
　　过程研究，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明清四川社会历史，也有利于重新观察全国各地不同时代的传说传播机制和区域社会的历史内在脉络。〔8〕   
　　本文以四川雅安水东乡为例，主要根据《杨氏宗谱》、宗支碑及墓碑，讨论“麻城县孝感乡”传说从兴起到传播的过程。雅安在明代称为雅州，清代雍正七年(1729)升为雅州府。明清两代的水东乡包括今天雅安市雨城区上里镇、中里镇和下里镇。水东乡东西广20里，南北袤40里，四面环山，东面罗绳山是水东乡与名山县的分水岭，南面碧峰峡、西面芦山岗是水东乡与芦山县的分水岭，北面天台山是水东乡与邛州的分水岭。因为有罗绳山，文献中又称之为“罗绳”、“罗纯”或“罗城”，目前民间口头语中还称之为“罗绳凼”。
   
　　一、中里杨氏考
   
　　今天的中里杨氏族人，主要聚居于中里镇建强村。《杨氏宗谱》①载，杨廷富万历十四年(1586)第一次修谱，其后一共编修了十四年次。目前看到的《杨氏宗谱》的规模是由杨正远(名立程，号靖斋)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所编订。《杨氏宗谱》现存三种抄录本，一种是虫蛀旧本，残缺严重，估计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抄录本或光绪二十八年(1902)增订抄本，一种是“民国二年癸丑春日看抄录”本(即本文使用本)，一种是1996年编订本。   
　　《杨氏宗谱》载：“始祖杨桂芳，时氏、海娘，生文智即万生、文斌即九生，文德即天生，一女招赘寿生，无考。万生在上里庙圷沟，录于后。九生李氏，生法授，生杨荣、杨祖、杨明。天生黄氏，生永安。”从始祖杨桂芳以下到杨廷富及其一个儿子的世系整理如下：   
　　始祖杨桂芳时氏海娘，生文斌即九生，生法授，生杨荣，生思恭文氏，生杨膳胥氏，生志纲高氏，生廷富王氏，生杨環。     《杨氏宗谱》载，杨思恭、杨膳、杨志纲、杨廷富“以上四代葬子孙桥，共一坟垣”。杨氏族人墓地确有杨志纲、杨廷富和杨環祖孙三代的碣和碑，②杨志纲的碣原立于隆庆六年(1572)，杨廷富的碣原立于万历三十年(1602)，乾隆二十二年(1757)杨氏族人在原碣前约30厘米的地方各重立一块墓碑。杨環(1586—1673)的墓碑则立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杨思恭和杨膳的碣并没有发现，可能埋在墓地的泥土之下了。最保守地来看，杨廷富修谱时，杨膳到杨環的世系是准确和真实的。   
　　到乾隆时期，《杨氏宗谱》共录六次，分别在第八代(杨廷富)、第十代(杨秀翘)、第十一代(杨朝经)、第十二代(杨登贤)、第十三代(杨兆理)、第十四代(杨魁)，后五次录宗谱之人，均是杨環的后代。嘉庆元年(1796)《杨氏宗谱》由并非杨環后代的杨槐枝抄录，他加进了“思敬”(与思恭同辈)一支的详细世系。道光以后，《杨氏宗谱》又由杨環后代抄录，分别在第十五代(杨正良)、第十五代(杨正远)、第十六代(杨在荣)、第十七代(杨国海)、第十七代(杨国仁)抄录。光绪年间，“思义”一支第十八代杨嘉瑞抄录《杨氏宗谱》，“思义”(与思恭同辈)一支世系至迟在光绪年间亦加入到《杨氏宗谱》里了。
   
　　二、传说由碑入谱的过程
   
　　杨氏族人墓地有一通《翰宇祖公墓志》，③该墓志的落款为“大明隆武丁亥孟冬蒙邑举人钦考知州通家眷弟晏炜撰功授阁劄都司佥书衔盟弟范应乐书”。现抄录墓碑文一段如下：   
　　钦命督师阁部、加升游击团练、镇抚名山县事杨公、讳秀玉、号翰宇者，其先世楚人，避乱入蜀，卜居雅安水东乡，公派为长，业创罗绳实家焉。   
　　隆武为南明年号，丁亥年即顺治四年(1647)，正是四川平原地区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年份，当时清军尚未进入雅州，水东乡奉南明正朔，晏炜此时说杨秀玉“其先世楚人，避乱入蜀”，当为确实   
　　乾隆四十七年(1782)二月二十日，杨氏第十七代玄孙杨仲元、杨荣春以及雅州府学生员杨尚志等，立了一块宗支碑，④其碑阴文如下：   
　　粤自太祖桂芳，原籍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苦竹扁人氏，明初升任嘉定，任满于崇庆州白塔山入籍，后移居雅州水东乡下黄村河北街龙门，后入籍，故亦号曰白塔云，妻时、海氏，所生三子，长名万生，于洪武四年移居罗城上里老漕溪口，以至于今四百余年矣。其子孙蕃衍，支分派别，何止千户，欲溯源而析其流，非书有载志，户有谱牒，安能以家乘之大略，昭示来兹也。   
　　乾隆四十七年，这支杨氏族人里入学的读书人开始强调太祖桂芳“明初升任嘉定”，这与“避乱入蜀”的说法有很大不同，这还意味着“原籍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与因官入川联系在一起，即与王朝正统性联系在一起。这是罗绳凼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个追溯祖籍为“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例子，撰文者杨奇伟来自罗绳山(名山岗)以东的名山县。   
　　乾隆五十五年(1790)，杨桂芳长子“万生”一支又立一通宗支碑，⑤碑阴起头即为“历来祖派，湖广麻城县”。嘉庆二十五年(1820)，杨桂芳“万生”这支刻了一块宗支木牌，曾挂于杨氏祠堂中，其开头为：“□□省黄州府麻城县，州太守，恩任嘉定后署雅”⑥。道光二十五年(1845)七月初八日，杨宗仕墓碑⑦竖立，这通墓碑碑阴刻了杨氏宗支世系并追溯杨氏渊源：   
　　我杨氏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苦竹堡人也。祖讳筠松，三国时武侯南征从军入焉。有功，□楚，后为大邑县太守，驻驿于三岔街。相传数十余代，迄唐宋之久世远年，湮其序次，难以记录。   
　　与乾隆年间的宗支碑文比较，祖籍小地名有所出入之外，更重要的是，撰文者“庠生奇芳”突发异想地加入了一段“祖讳筠松……难以记录”。其目的是很明显的，即更加突出祖先因官入川的经历。道光二十六年(1846)，杨立程编订《杨氏宗谱》，于当年端午节前二日写了《宗谱叙略》，有关祖籍追溯内容如下：   
　　稽我始祖本系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水井湾苦竹堡人氏，讳曰筠松，精于风鉴，著作盛行宇内，乃当汉季崇昭烈皇帝出征南夷，由楚入蜀，寻以大功出守大邑，因家于岔街，延传二十余代。无奈劫难屡加，是以谱系难悉，考古能无憾乎。
　　这段追溯祖先的文字，在祖籍小地名上增加了“水井湾”，杨立程显然继承了杨奇芳的说法，并又增添了不少内容。祖先“杨筠松”获得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后，杨立程就舍去了杨桂芳“明初升任嘉定”的说法。祖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的说法与“始祖筠松”的说法第一次进入《杨氏宗谱》。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八代孙杨士元专门写了《增订族谱辨正序略议》，收录于现存《杨氏宗谱》篇首。其文如下：   
　　囊见家乘一册，道光中族老恩进士靖斋公者，设帐于吾乡之梓潼观，训课余间订成。族谱一书，旁收博採，参互考订，颇费精神。第撰谱序略托始于汉代而直祖筠松。余尝读而疑之，窃谓祖功宗德，前人有之，而后人不为表彰之，是怠忽而弃祖也；前人无之而后人强为附会之，是罔诬而冒宗也。我闻在昔原有旧本，自靖斋集订而后，族人皆去其旧，今不可得而观矣。……天下事每有弥缝甚工而反流露不及。觉者见议有诘余者曰：子言固也。第求之前代，究当祖何人为是乎。余曰：吁!此不可妄断臆说也。子如欲觅真根源，则必赴湖北蹈黄州足履麻城孝感之故乡，口访里邻族氏之遗老，或有真本实录之流传，及有古碣残碑之志记，庶几我族氏之真实不虚，其本原必有在于是。族人莞尔，作而谢曰：“谨受教。   
　　杨士元主要批评杨立程在处理“筠松为祖”的问题上有“冒宗”之嫌，这致使杨氏族人内部的成员开始怀疑祖先是否为杨桂芳。杨士元接受“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的说法，并继续纳入宗谱，捍卫并推广了祖籍出处为“湖北黄州麻城孝感乡”的观念。   
　　可见，杨氏祖籍“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由宗支碑入《杨氏宗谱》的过程，历历在目，这与仅凭《杨氏宗谱》而得出杨氏源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的结论，恰恰相反。
   
　　三、祖籍传说的扩散
   
　　1.乾隆时期杨氏入学①人数大增   
　　据《杨氏宗谱》“登贤记”，清代一共有56名科举入学之人。因书页残缺一名不知身份者外，有正榜一名，副榜一名，贡生三名，廪生四名，武生八名，文生三十八名。按代数计算，第十代一名，第十一代二名，第十二代二名，第十三代九名，第十四代二名，第十五代八名，第十六代五名，第十七代二名。其中还有二十五名不知具体代数，但都在“思恭” “思敬”七代孙(即第十二代)以后。   
　　参照修录宗谱之人的代数来看，杨兆理为第十三代，时为乾隆二十七年。“登贤记”显示，从第十三代开始，入学人数大增。查乾隆四年(1739)刊刻《雅州府志》，雅州府进士“国朝杨调鼎，郡人”，〔9〕武进士、武举、副榜无杨姓，贡生“杨九畴，保县训导”，〔10〕监生“杨琳”，〔11〕与中里《杨氏宗谱》核对，这些人都不是水东乡中里杨氏。因此，可以判断中里杨氏科举入学人数大增，就从乾隆时期开始。   
    这种现象至少可以作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后杨氏族人接连不断竖立“宗支碑”和追溯祖籍的原因之一来考虑。    　　这种现象至少可以作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后杨氏族人接连不断竖立“宗支碑”和追溯祖籍的原因之一来考虑。   
　　2.咸丰末年蓝大顺起义的影响   
　　咸丰九年(1859)九月，蓝大顺(又名蓝朝鼎)、李永和起义军大股进入四川后，有部分队伍溯岷江奔邛州，溯青衣江至雅州。②蓝、李人马虽并没有翻过罗绳山或者莲花山进入水东乡，水东乡也无人员大量流亡，但其受到的震动也很大。据上里韩氏光绪十四年(1888)“韩廷镐”墓碑③记载：“无何蓝逆上窜，兄钧倦于家务，议分爨”。这种动乱造成水东乡人心惶惶，分家欲各保家产的情况应不只韩氏一家一姓。清初福建、江西、湖广等省大量移民入四川，当时就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12〕的民谣。咸丰年间川西各地流民或加入蓝大顺、李永和的队伍，或“土匪起者益众，多冒蓝李”，〔13〕或自立旗号，成群结队。这种局面致使官兵在四川面临如何区分粮(良)民与匪党的问题。一般百姓自称“湖广”而来，至少可与“滇匪”划清界限。在四川，这种“麻城县孝感乡”的祖籍追溯于咸丰九年以后显得尤为重要。   
　　3.《随身宝》出现“湖广麻城”   
　　笔者在罗绳凼发现一部《随身宝》(民国年间手抄本)，①主要是民间文人日常使用的各种范文格式汇集。“祭乡约文”提到“或此蓝贼逆天，曲杀万千，地狱作乱，冥王不安，召公去解散，地府得平安”，这部《随身宝》的部分内容可能产生于咸同动乱之后不久。其中有一篇“清明祭文”，透露的信息非常重要：   
　　惟我先祖，本系楚人。始祖入川，乐业罗城。后世族繁，大启人文。今有裔孙，又采新芹。沐恩报德，用献牲豚。灵其有知，伏冀来临。……   
　　惟我祖籍，湖广麻城。始祖入川，讳曰○○。厥后族繁，子孙绵绵。克光前业，佑启后人。呵护裔孙，○入黌门。念切本源，祭献坟茔。灵若不昧，来格来歆。   
　　据“乐业罗城”判断，这本书并不是从罗绳凼以外抄录的，而是罗绳凼的文人自己创作的。这篇“清明祭文”是作为一个固定格式出现的，我们似乎能看到“麻城县孝感乡”传说传播的内在机理。首先，文中圆圈的地方可以根据不同的姓氏，填上具体的始祖名字。其次，文中“又采新芹”，与“黌门”均指考中庠生(俗称秀才)，成了县学或府学的生员。〔14〕可见，能配得上这种格式的清明祭文的宗支，还必须是有宗支成员科举考试中入学。再次，祖籍湖广麻城的始祖呵护裔孙，后人才能入学，祖籍湖广麻城与科举成功有着必然联系。这篇“清明祭文”范文的出现，意味着“湖广麻城”说法的“群众基础”应该很好，否则这样的祭文就没有市场。这使我们明显感觉到，那些宣称“祖籍湖广麻城”的人群在罗绳凼的科
　　举考试中有着现实优势。虽然我们无法探明到底是掌握民间文本的写字人传播了和规定了“麻城县孝感乡”传说，还是“麻城县孝感乡”传说规定了民间文本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但科举考试与乡间的读书写字之人，在水东乡“祖籍湖广麻城”的价值导向与舆论导向上起到关键作用，这一过程是非常清楚的。   
　　4.同治以来追溯祖籍现象增多   
　　自(咸丰)“十一年骆公秉章移节来川督军务，大破贼于绵州”〔15〕之后，四川各州县逐渐平静。水东乡同治以来其他姓氏追溯祖籍的现象相对增多。   
　　许氏   
　　同治二年(1863)，“邑贡生杨福基”给“许母杨老太君”题写墓碑，并撰写墓碑阴的碑文：“即如我始祖许大材何氏周氏，本湖广荆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苦竹扁人氏，同母张氏迁居四川洪雅县白塔山居住，后又迁居雅安县水东乡罗城上里玉皇庙许家湾创业，始有我二代祖许正贤李氏”。   
　　黄氏   
　　同治十年(1871)，邑贡生杨奇芳为黄文清题写墓碑文，②而墓碑阴的“墓志分晰七房总序”由雅州府吏员黄永昌所撰。其文曰：“本属湖广五昌府麻城县孝感乡，迁流古郡，托业汉嘉。数十年间，分移瀑水……创者黄公讳存瑞冯氏其先居蒲江骑羊寺，二世祖公文朝卢氏冯氏，系家乡人也，移居雅邑箭杆林，生世祖启根胥氏、启应师氏”。考之世系代数，从黄存瑞到黄文清，共九代，与同治十二年(1873)杨氏第十七代孙杨国仁比较可知，黄氏是明末从蒲江搬到箭杆林的。墓碑显示至迟同治年间黄氏与杨氏家族有了婚姻关系，我们无法得知黄永昌在撰写墓志序时是否请教过杨奇芳，根据杨奇芳撰写杨宗仕碑文，以及《随身宝》所反映出来的入学士子的“麻城县孝感乡”优越感来看，作为雅州府吏员的黄永昌，当不例外地会引用“麻城县孝感乡”籍贯，刻之于石，流之久远。   
　　任氏   
　　光绪二十年(1894)，“本里太学生内弟蓝炳林”给任文钊题墓碑，③侄孙蓝映奎述书墓碑阴之任氏世系：“始祖讳都，系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土桥沟慈竹岩人氏，明永乐年避贼入川南雅安县慕义乡子林沙坝头，迁河北街娶妣氏朱，后又迁芦山县七元乡，二世祖讳珖，都公之子，有功于国，官拜一等，三世祖讳碧宗氏朱，珖公之次子，后仍迁雅邑罗绳方家扁”。从迁入罗绳的三世任碧宗算起，到任文钊，共九代，而且任氏并无清代乾隆以前的墓或碑，与光绪二十一年(1895)杨氏第十八代孙杨嘉瑞比较，可以断定任碧宗是明末清初从芦山县搬到水东乡的。当然，水东乡并非所有姓氏都宣称来自“麻城县孝感乡”，那些通过科举产生读书人且保有宗谱的姓氏，“麻城县孝感乡”传说便很难侵入他们的宗谱。如中里胥氏④(籍本浙江省严州府桐虞县乌石滩胥口人氏，明代迁来)、上里杨氏⑤(嘉定府夹江县牛仙乡九皇庙，明代迁来)、上里韩氏①(祖籍陕泾花池头余家村，康熙三十二年迁来)。然而，“麻城县孝感乡”的传说，却很容易通过撰碑文者渗透到他们的碑文里。上里杨氏后人杨枝玉于道光
　　十年(1850)立墓碑，②其碑阴文亦由“雅州府学廪生侄杨福基”撰，其开头如下：“本郡上里生长人也，始祖银炉，由广入川，自明及清，凡十余代，相传至余大父，根深枝茂，水香坪世谱，志之详矣。”这种由“楚”而“广”，而“湖广”，由“湖广”而变为“湖广麻城”，再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更至“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水井湾苦竹堡”，甚至“湖广五昌府麻城县孝感乡”的趋势，似可预料。有宗谱之大家族尤如此，其他小姓人群面对“麻城县孝感乡”的渗透，其结果可想而知。
   
　　四、结论
   
　　中里杨氏族人世居水东乡，具有清晰的明代历史，他们乾隆以来科举入学渐多(上里杨氏族人情况相似)，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潮流中外来人口(不一定为湖广籍)逐渐移入水东乡，咸同四川动乱，这三个前后相连、并时进行的过程，促成中里杨氏族人士子接受了祖籍“麻城县孝感乡”传说。清代才兴起的具有虚构记忆性质的传说，附著于具有明代真实历史纪录的中里杨氏族人，从而形成了后世虚构传说叠加于前代真实历史上的情况，“麻城县孝感乡”的传说在兴起时间上，更具有了迷惑性。“麻城县孝感乡”已作为一种固定词汇，被中里杨氏后人名山县庠生杨奇伟、贡生杨奇芳、上里杨氏后人雅州府学廪生杨福基这样的科举入学之人，在乡村的生活中通过撰写碑文与题写碑文的方式，推广到水东乡各姓人群中。   
　　有些读书人还会编写或抄录诸如“随身宝”之类的范文文本，使用于水东乡各种礼仪场合。使用固定词汇来描述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水东乡姓氏人群，就成为一种观念的普及，又是一种认同模式。水东乡的读书人之间已基本认同祖籍具体到“麻城县孝感乡”是具有优越感的，赋予某姓氏“麻城县孝感乡”的祖籍追溯，即表明该姓氏科举入学有人。通过科举入学的读书人家族，则是与清王朝正统性保持高度一致的人群。在水东乡，从某种程度上说，“麻城县孝感乡”是社会身份和文化权力的炫耀。“麻城县孝感乡”传说的普及，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清王朝在人员迁徙流动极大的四川逐步确立正统统治地位的标志之一   
　　那些与在乡士子搭不上关系(入学、婚姻)的姓氏人群，无从题字立碑，“麻城县孝感乡”的祖籍亦无处生根。目前许氏、黄氏、任氏已有碑刻，但没有宗谱，他们记录祖先使用一种叫做“袱簿子”的世系册子。将来这些姓氏人群如要编写宗谱，祖籍“麻城县孝感乡”入谱，有可能将与中里《杨氏宗谱》经历同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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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陈志刚，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　510275。

王焕侣

听我老爸讲过，家谱里写着我们村里就有人当年移民去四川，好像说是去麻城那里集中后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