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公务员生活条件如何？

天柱山

　　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由于日敌的严密封锁与狂轰滥炸，战争的巨大消耗，干旱少雨以及政府措置不当等原因，陪都的经济环境变得恶劣，生活条件、办公条件日益艰苦。尤其到了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严重，情况越来越糟。

　　因陋就简的办公条件

　　在战时重庆，沈剑虹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英文编撰科的科长。据他的《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所载，国际宣传处撤退到重庆后，“大家挤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原址一幢破旧不堪的校舍内办公。”“除极少数人之外，几乎全体同仁，上自副部长、处长，下至科长、主任、科员、办事员都在巴中觅地自建竹筋、土墙、泥地、稻草顶的房子，藉避风雨。”副部长董显光“住的是校园内原有的一座六角凉亭，用砖起了墙，就变成他同董夫人的住所了，曾(虚白)处长单身住办公室。这些房屋每次经日机轰炸，不是全毁就是被吹得东歪西倒，好在亦容易修复。因为四川有的是竹子、稻草和泥土，今天炸坏了，明天就可以动工修建”。“回想大家在那一时期，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一同进防空洞躲警报。有几次巴中落弹特别多，弄得各家无法举炊，只得由公家煮‘八宝’大锅饭给大家吃。”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每天努力工作，丝毫没有懈怠，亦没有人抱怨叫苦”，为战时国际宣传竭尽心力。
　　国际宣传处招待外籍记者的条件也十分简陋：该处在巴县中学校内“以美金一万的代价，盖了一所招待所。但只能容纳10多位记者，后来虽经扩建，但仍不够用，珍珠港事变后抵达重庆的外籍记者，不论短访或长住，均须另觅住所，一部分不得不寄住在教会宿舍里，一部分的居住问题，直至我政府建造了嘉陵宾馆之后，方才解决。……这所小小的招待所设有厨房、餐厅、浴室、卧房兼办公室等起码的设备，并雇有专人为记者们准备收费低廉的简单西餐，使外籍记者们大有‘宾至如归’之感。”当时，“有两位女性，时常在记者招待所出现，”其中一位是“王炳南的德籍‘太太’安娜……安娜则作风大胆，她三十来岁，黄头发，颇为风骚，不论白天晚上一到招待所，就同若干年轻的外国记者们，关起房门‘密谈’，有时候动作太猛烈，声震户外，门窗为之摇动，其他记者们听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大家知道安娜又在为单身汉们做她的‘施舍救济’工作了。”于此亦可见招待所房屋建筑材质之不理想。
　　沈著中提到的嘉陵宾馆，在当时的重庆，是一个众人瞩目之地，1940年7月1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开幕，蒋介石请全体中委的晚宴就是在嘉陵宾馆。冯玉祥、翁文灝等人的日记中也多次提到，例如冯玉祥记到嘉陵宾馆看望卫立煌之类。但这一战时陪都最好的宾馆档次究竟如何，顾维钧有一个有趣的回忆可供参考。1942年10月，他从驻英大使任上回重庆述职，“我在嘉陵宾馆孔祥熙的一套房间里下榻，这个地方还算雅静。我听说这是重庆设备最好的旅馆，必要的卫生设备齐全。但不足之处甚多。房间里的电铃没有电，不响。抽水马桶因水管损坏，不能自动冲洗。夜间，灯光十分昏暗，我不得不用鼻子闻一闻来辨别是哪种食物。但是，这是整个重庆最好的旅馆，所以，我对这一切闭口不谈……”(《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房荒中的洋楼与山洞

　　可能战时重庆的居住条件确实较差，冯玉祥贵为军委会副委员长，看到一些人住洋楼，也表示愤愤不平：“因为我是个丘八出身，忍不住，没涵养，听说巴中周围的洋楼都被炸了，我真是忍不住要说几句话，这些少爷小姐们，在上海、南京、武汉都是住的小洋楼，到这里的重庆还是花了几十万元盖洋楼，把百姓的血汗都消耗在上，为什么这样办，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抗战，什么是打仗。”(《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6月11日)
　　蒋的亲信，担任过江西省主席、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东北接收主官等要职，战时以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身份赴欧美访问的熊式辉，1943年4月15日回到重庆，发现他的家人、亲友也很不宽裕，住是一大难题：“行装甫卸，纷纷于亲友之往来访问，所见一般衣衫多不齐整，午至山洞与家人团聚，居室服食，甚为简陋，但重见诸儿女甚乐，俱未言苦，城内屋租奇昂、无所居处，晚借空军招待所暂寓。”5月2日，“返山洞家中与儿女团聚，殊为可乐，但一念及法币贬值，物价高涨，战时生活将难维持……与柏筠谈生活维持之道，见每月紧缩亦须三万余元，不胜危惧。商定力图节约，度此难关。”4日，“下午四出看屋，皆因价昂租赁未妥。”8月5日，“总裁来汪山余寓所，廊外晾衣错综，室内儿童嘈杂，甚觉不安，即就客堂窗前坐谈约半小时。”所谈内容为“战事一结束即可能需要举办的工业。”
　　1939年3月，浦薛凤至重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之职，“初到时即闻房荒。时有谋事不如娶妻易，租屋不如谋事易之谚。以各大学而论，确有一个家庭挤住一间房子者。中央大学之建筑，全属临时性质。一切竹撑泥墙，因陋就简。大抵一家只一间房。一般公务员宿舍亦挤得不堪言状。大房间要住十余人，小房间要住三四人。携带家眷者更觉痛苦……总之，吃饭、会客、睡眠、盥洗均在一间房内，此乃通例。”
　　不过，孙科的住房似乎较好，在嘉陵江边盖了一所“圆庐”做公馆，据说是由他的“二夫人”蓝妮出资所建，建成后蓝妮以圆庐主妇的身份陪伴孙科，招待来宾，包括罗隆基、郭沫若等。但住不几年，蓝妮还是嫌轰炸威胁下的重庆生活单调，且时处险境，于1940年重返日伪占领下的大上海，周旋于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日伪要人之间，如鱼得水。战后且让孙科出面为她这位“敝眷”索回被查封的财产，闹得满城风雨。

　　军国要人也嫌米贵

　　战时陪都，食物的获取也十分不易，吃的条件有限，顾维钧提到嘉陵宾馆1942年10月份的一次宴会：“在嘉陵宾馆我出席了孔祥熙博士及行政院的人士为国民参政员举办的宴会。我们吃了一顿既经济又富于营养的饭。每人一个盘子，盛着三样东西：肉、蔬菜和米饭。豆浆是唯一的饮料。另外还有一碗汤、一碟甜食，主要是些水果。”
　　1939年8月，有人从北碚给冯玉祥买来100个西瓜，“甚为甜美”，冯即派人送白崇禧、李济深各10个，张治中、梁寒操、王昆仑各5个，“以尽点友谊之道。”几天后，他去看望从前线归来的张自忠将军，又送给西瓜20个。
　　在陪都，冯玉祥还常常请人吃饭，被请者包括左右中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日记中隔数日即有此类记载，但所用食材似较为俭省，因之他曾对苏联大使宴客食物之丰盛称羡不已：晚7点30分，“苏联大使请吃饭，真是烟酒充足，菜又丰富。咱们请他吃饭，也不过是馒头、豆包、稀饭，菜不过几盘。今日看到他的一切这么丰富，我有点面子上过不去的样子。可是他请我是他国家的钱，我请他吃饭是我自己的钱，我想到这里，也没有什么难过，把以前的惭愧的颜色，完全都除去了”。另一次晚7点，“苏联大使请客，差不多都是中苏文化界的人，我同德全及赵望云先生一同去的，客有几十位，孙哲生先生、于右任先生都去了，席间吃的尽是莫斯科的东西，真是丰富，饭后看电影。”
　　而他自己及孔祥熙请客就比不上了：某晚7点，“警报解除了，庸之先生请吃饭到行政院，菜也很简便。”另一次“散会后聚餐，每人一碗大锅菜和馒头，别的也没有什么。”
　　这期间，冯玉祥时有资助乡间邻里的贫困之人，从几十到数百元不等，但有些开支则能省就省：“报载马相伯先生逝世，本来想发电报吊唁，并安慰其家属，可是没发电报，发了一封快信，因为什么呢？电报每一个字须6元，要是有50个字就得300元，因为我是穷小子，所以没发电报。”到1940年底，他也觉得米价贵了：“米是一天比一天贵起来了，现在已经一元多钱一斤，将来不知会涨到什么价钱，真没办法时，伙食也得改变个方法，因为厨房里没有头绪，太乱，长此以往糜费太大。”

　　被物价逼死的公务员

　　1942年，搬迁到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分校，学生“吃饭靠贷金。八个人一桌，有桌无凳，站着吃。饭是‘八宝饭’：霉米、老鼠屎、沙子，不一而足。有一位同学用早餐时从稀饭桶里捞出来一条蜈蚣。菜是牛皮菜、藤藤菜、莴笋叶子之类，有一点榨菜。月底如有结余，有一点肉，称为‘打牙祭’。伙食由学生管理。伙食委员会每月改选一次，选出主席、总采买和总保管。每天的采购和保管由同学轮流担任。我替刚从沦陷区来的同学写申请贷金的‘呈文’……呈文送上去，没有不批准的。”一些流亡大学生因饥饿难耐，竟沦落至与乞丐无异：“昆明梅校长来渝，曾云联大学生竟有进入酒馆，俟客人散走，即群集取吃剩余菜食者。”
　　湖北军政界的元老，战时任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记载，1944年1月27日，“近数日物价又涨，米每老斗已超过七百五十元，其他各物大略相同”。1月29日，“李庚生来寓，甫坐下，陈叔澄继至，均言农历年关，百物涨价，公务员及学校教职员，皆有不能生活之虞。此等情形，固早知之，即吾人亦同感受困苦，由于时势造成，任何人无法转移，惟有勉强忍耐，以求侥幸于万一耳！”甚至何成濬本人牙痛已久，也不敢轻易决定去治疗，2月29日，“接邮局送交黄离明自蓉寄来一函，系询问何时到蓉医治牙疾。此行本早在意料中，所以迟迟不决者，一则以拔牙装牙，需时颇久，二则以旅费医费约计非数万元不可，法币之实质，固极低减，余等之薪给，每月不过五千余元，因此再四筹度，未便轻率前去，当即概略函复之。”1945年3月11日，“简若素来寓，……述成都物价之高涨，为人意想所不及，公教人员皆有朝不保夕之势，坐片时辞去。近日物价高涨，各地皆然，即重庆一地，政府用全力遏制，竟毫未收效，现在之物价，较去岁年底均增加数倍以上，遏止愈严，高涨愈速，倘无策挽回，前途殊觉危险也。”14日，另一人告何，昆明物价“米每石约一百二十斤需三万四、五千元，猪肉每斤八百余元。”4月16日，有人约何成濬往留德同学会午餐，“西菜每份需千五百元，物价之昂贵，真出人意想之外”。
　　何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只要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有的甚至被迫自杀，4月18日，“今日中央通讯社发出之参考消息，有南郑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杨丕烈投井自杀一事云：杨家有妻一子五女，在法界任事多年，近以物价高涨，所入恒不能饱腹，房主又逼令迁居，陷入绝境，乃以一死了之。……吾意杨必系一廉吏，否则枉法受贿，生活自可维持也，殊为国家惜之。”
　　过去我们熟知的一种说法是，国民党在抗战中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后方恰成鲜明对照。从上述情况看，似也未必尽然，后方“吃紧”的也实在不少，甚至包括许多中高级官员。

　　衣无料，公教人员衣衫褴褛

　　战时陪都重庆因纺织工业遭到重创，外援通道又极不畅，衣物的获取亦是异常艰难。据浦薛凤回忆，当时公教人员十之八九来自外省，千里万里辗转流亡，只能携带少许衣服，起初一二年尚不感觉困难，至三四年后，新者已旧，旧者已破，破者已补，补者已捉襟见肘。且亦有因生活困难，早将可售之衣出售，及欲添衣而“一月薪金尚购不到一套旧西装。”帽子也成了奢侈品，“予自己所戴呢帽，即是油腻发光。化成则冬夏光头，笑称时髦。”浦托人从安南代购回薄大衣一件，“幸重庆冬不严寒，尚可勉强支持。皮鞋则因为朝晚步行，特别消耗，所以破旧不堪。”若不幸为空袭所炸，则更是连破旧衣物也无力再添置。“总而言之，战时重庆之一般公教人员，以言衣服，不特极不整齐，亦且近于褴褛。”(《太虚空里一游尘：浦薛凤回忆录(中)》)
　　冯玉祥见其女儿“弗矜穿我的大小袄，有些不雅，想给她买一件黑外套，随便找了一件要800元钱，我们穿不起，还是不买吧。”(《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12月17日)
　　上海交大学生潘君拯自上海至重庆八千余里跋涉，一路所见，“沿途很少穿新衣的。布匹极端困难，连阴丹士林都算奢侈品，要课重税。沿途大中城市的纺织厂都叫鬼子占了”。“当时全国有几百万将士在抗日，解决他们的被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潘君拯：《从孤岛到陪都——— 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近代史资料》总117号。)

　　行无车，党国要人滑竿代步

　　战时重庆的交通，显然也不敷分配。罗家伦身为中央大学校长、国民政府赴新疆监察使，没有自己的车，当然也没有配司机。1943年9月他回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出行都是靠蹭车：9月6日，“本偕咏霓同进城，因相左，另乘车行，致未及参加开幕典礼”。9月12日，“上午休会，下午公祭林故主席，我因无车不能往，甚为怅怅！”9月14日，“偕咏霓兄进城，彼赴工矿调整处，我即借其车至中民医院接二宝回”。9月19日，“下午梅荪云来约赴歌乐山中央医院探穆藕初先生病，在邮局前候了一小时许未见车到，”后才知是因故未来。
　　一般人的行，则更是麻烦，虽有黄包车，但价钱很贵，山城多上下坡，高低不平，车行速度很慢，晚上车夫休息后，更不易叫上，就只得步行。至于公共汽车，“非常拥挤，车辆又少。自都邮街登车到上清寺，开驶只需二十分钟。但有时站立等候(平常每刻钟一辆)，连三接四，都已客满，故可等候至二小时之久。特别是重庆多雨满街泥泞，谓非狼狈而何。”
　　1942年8月16日，64岁的黄炎培续娶夫人姚维钧，在巴蜀礼堂举行了结婚礼，有张一麐、穆藕初、杜月笙、沈钧儒等130余人参加。次日，黄姚二人由城内往黄桷坪，从清晨出发，下午4点半才到达目的地，路上几经周折：“清晨，偕维钧准备下乡，藕初以汽车由家瑞女士陪同，赴朝天门，家瑞别去。二人带黄昌熙购票坐小汽轮下水，抵寸滩上岸，不意人多拥挤中所带行李较多，未及运完而轮已开，致维钧及一部行李均留船上，余坐江干茶肆读《论衡》，自九时半候至十三时，维钧之轮到唐家沱折回，乃始相聚。……偕维坐滑竿行二十里至黄桷坪，已下午十六时半”。(朝天门至黄桷坪之距离约14公里)
　　1942年10月14日，顾维钧回到重庆，“飞机在长江中一个小岛上着陆”，代表蒋介石的陈仪、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前往迎接，随后坐滑竿离开机场。(注意，不是想象中的一长溜黑色轿车鱼贯驶出机场！)“我感到坐滑竿并不舒适，特别是自江边上坡登上几百磴石阶时更不舒服。……滑竿不过是一把没有遮盖的藤椅。当轿夫抬着我上石阶时，我的脚和腿悬在空中，比我的身体还要高。”(《顾维钧回忆录》，5，第91页)
　　1943年8月7日，熊式辉与王世杰等谈公事后回家，“傍晚无车，劳顿不能步行，乘滑竿返汪山，沿途见贫民疾苦及当前轿夫以肩力争生存之惨状，真令人有活地狱之感。”(《海桑集——— 熊式辉回忆录》，第419页)

　　蜀道难，出入交通险境频生

　　战时进入重庆的交通相当困难，潘君拯从上海到重庆，搭过的交通工具有木船、汽轮、汽车和火车。“火车最方便，但筑路费事”；“机车和车辆都是进口的，被敌机炸毁一辆或被日寇抢去一辆就少一辆”。后方筑了不少公路，但路况很差。“从贵阳西去昆明，北去重庆，沿途多险段。……向北要过七十二弯”。西南公路大部是山路，多急弯陡坡，“车辙深，晴天像香炉，雨天像浆糊。大雨以后多滑坡，山上的大石头滚下来压在公路上，阻碍车辆通行；或者一段路面整个滑下去了，公路中断。”汽车上坡时，部分乘客下来推车，徒弟拿着一块三角木，跟在汽车后面，当汽车爬不上坡向后倒退时，赶紧把木块塞在后轮下面，阻止汽车下滑。下坡时更危险，如刹不住车，遇急弯时来不及打方向盘，车子就会冲出路面，坠入深谷。“在七十二弯，从高处往下看，破车随处可见。”当时中国是贫油国，汽车和汽油都是进口的，汽油是军用物资，极其珍贵。当时有一句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用木炭作发动机燃料，车身旁装一个煤气发生炉，内填木炭，点火后用手摇鼓风机送风，然后用燃料产生的一氧化碳气体供给发动机。到站后要出灰，洗布袋(滤清器)，加料，极为繁琐。徒弟辛苦得很。“木炭车马力小，这也是车祸频发的原因之一。”(潘君拯《从孤岛到陪都——— 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近代史资料》总117号)
　　而到战争结束时，因大批职员、家属急欲离渝返回南京等地，出川交通工具之紧缺，超乎了一般人的想象，只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关系的，找高层人员去搞票，据唐纵日记：“今天有三位太太找我帮忙买票。现在的交通真困难，如再不能停战，恢复交通，政府将给人民怨死了！”(《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没关系或关系不硬的，如沈剑虹的夫人，则只好改坐木船离川：“1946年内子等候飞机票无望，终于携同长女从重庆改搭木船，经三峡抵达南京转乘火车抵达上海，找到了我的老家”。(《半生忧患——— 沈剑虹回忆录》)
　　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铨叙部政务次长、山东省党部主委的王子壮，与其家人的回家之路更是十分坎坷：战后出川交通“异常困难，长江水雷即不能遽扫，以无工具也，到京者今均以飞机，四时余可达，大批人员则有赖车船，此种工具在久困之余缺乏异常，交通当局日在设法，似纷扰将月，尚无结果”。(《王子壮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直到1946年4月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机关陆续迁出，职员大部乘飞机，物品则多用木船，“因今年冬春雨水枯竭，江水甚浅，仅有之若干小轮”尚需用来运输军粮。而由于大批人员返京，年前物价还便宜一倍的南京此时却已高过重庆，王子壮一家如回南京安家，整修旧居等至少需款百万，“余何从得此，因与马次长商以能候水涨直接还都为佳，如此可以多运日用物品，免在京多所消耗也。但水涨不知何日”。“人人皆谈回京，而余则有种种困难，京地房子勉强修理可用，但内中家具一无所有，以现时京中物价之昂，非一二百万莫办，余何处筹措。为修房已精疲力竭，只能晚回，候有大船能带些日用物品，赖以节省。……但今年大旱，江水特浅，普通小轮尚须分段，……故惟大轮而能直达者为佳，为天旱所阻，据云最早亦须下月始能达此目的”。

　　物价高，官员生活近乎赤贫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公教人员的生活虽受到严重影响，但还未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相对缓慢：“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 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8%。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 例如衣服的价格到1939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而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而不过分困难。”(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
　　但到抗战中后期，他们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这种明显的变化起自1940年，据《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所载1937-1941年6月《重庆各项商品平均零售价格表》，从1937-1939年，食品类的价格基本持平，而自1940年起，各种食品价格陡然开始爬升，其中每市斗中等山米1937、38、39、40这几年的价格分别为：1.253、1.203、1.297、7.067元，而到1941年6月更上升到每市斗41.87元，其他主要食品的价格也基本类似。171940年，王世杰在其日记中也多次提到物价问题，十分直观的记录了这一年中米价上涨的惊人速度：
　　3月15日：“物价近日到处猛涨，……据调查，重庆市之物价，如以七七事变时之物价为准(100)，在二十八年一月，尚不过一七〇，到本年一月，则已跃至三八〇以上。(即每一元之实值仅等于战事发生时之二角六分)此事最为可虑”。(《王世杰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8月9日：“近日物价高涨，……重庆市米价，在政府尽力平抑之下，每市石(一百二十余斤)亦达七十元以上。”
　　11月7日：“物价仍继续高涨。重庆市米价竟于三星期中每市石涨四十元(每市石价达一百二十元)”
　　11月16日：“近日重庆市米价，较诸四星期前，突涨一倍(即由每市石八十余元涨至一百六十余元)。一般公务人员及教员学生均有断炊之虞。今午在蒋先生宅商讨发给公务人员及学校以‘平价米’办法。惟办法不得其人恐亦不易有良结果。”
　　另据易劳逸的研究，“1940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在1942-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在1940年，官员工资的购买力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大约1/5。到1943年，实际工资跌落到1937年的1/10。虽然他们的境况因每月有米、食油等津贴而有所缓解，但官员们经常生活在——— 用张嘉璈的话说——— 赤贫之中。”

　　（南方都市报　左双文　2014-07-13　作者系历史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