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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仁宗至和年间,刚刚调任潭州知州的王罕一上任就遇到了一起上访案件。
拦住王罕喊冤的是一位老妇人,还在她试图接近王罕的时候就被众多衙役迅速架开了。在老妇人哭天抢地的叫喊声中,在王罕充满讶异的眼神中,身边的人向王罕解释:“这是一个疯子!只要有官员出行上路,特别是得知新知州到任,她便过来拦驾喊冤。之前也询问过几次,但她语无伦次、颠三倒四,根本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一味吵闹,不过是一个疯婆子罢了,请大人不必理会。”
身边的人异口同声、言之凿凿,看起来的确不像是一个因为官官相护而有意隐瞒的冤情。对于这一场意外,似乎确实不必放在心上。
但王罕却是一个以认真出名的官员。还在他担任宜兴县令时,就因为明察秋毫勘验湖田,被上司范仲淹所注意,奏报朝廷在天下推广他的工作方法。事实上,王罕的仕途生涯,不论是在何地何职,向来有胆有识、体恤民情,这样的人,对任何发生在百姓中间一丝一毫的异常举动都从未放过,这一次也不例外。
王罕当即命人将老妇人请到官衙,亲手端上热茶,相向而坐,嘘寒问暖,亲切询问,请老人家详诉其情。诚如旁人所言,这位老妇人说话言语不清,十句中倒有九句不知所云,时不时还夹杂一些令人难以入耳的咒骂声。但王罕既不恼怒,也不烦躁,而是耐心倾听老妇人说完后,再从其言语里的蛛丝马迹中抽丝剥茧,反复追寻盘问。在王罕的鼓励与引导下,老妇人说得越来越流利,越来越清晰,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一点一点浮现出来。
原来,这位老妇人年轻时为人正室,无子,其夫另有一妾,妾生有子。其夫死后,老妇人被妾驱逐,家产悉为妾所掠之。老妇人愤而告官申诉。起初的情形已无从探究,或许是当时的知州受人蒙蔽贿赂,又或许是老妇人情急之下多有冲撞冒犯,总之,老妇人的诉求被驳回了。老妇人几次争辩未果,竟至愤恚发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精神受到刺激,从此恍恍惚惚、异于常人。此后但凡有知州就任,老妇人都要赴官喊冤,但因其言语不清,加上情绪激动,稍有不满,便张口詈骂,因此都被人认为是疯子。后来的几任知州“以其狂”,只要见到她,即命“屏逐之”,避之唯恐不及,又怎有耐心听她诉说?久而久之,老妇人的冤屈不但得不到伸张,甚至已无人知晓她到底因何事而喊冤。十几年甚至可能几十年下来,这竟成了潭州的一起“无头冤案”。直到此次王罕上任,才总算弄明白了这起上访积案的来龙去脉。
事情既已弄清,王罕当即下令重新调查此案,不久便判定返还老妇人家产并对妾予以惩处。说来也奇怪,老妇人冤屈得伸后,精神竟渐渐好转,从此不再发狂。这件事情迅速传遍了潭州,吏民皆服王罕之神明。王罕也因为此事受到朝廷嘉奖,并调任明州知州以示重用。
王罕所化解的这一起上访积案,事情看起来并不大,案情也很简单,但司马光在为撰写《资治通鉴后纪》而准备的史料汇编《涑水记闻》中却详细记录了此事,后来的《宋史》在为王罕作传时也予以了采用。可见著史者对于这一件小事的高度重视。难道是他们小题大做吗?当然不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透过这一件小事,正反映了古人对于官员为官之道的思考。
为官以为民,是古人对官员为官之道的核心要求。如何为民呢?这当然需要有为民之“能”,但是,光有“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为民之“心”。如前所说,王罕所化解的这一起上访积案并不复杂,解决起来也不需要多么高明的智慧与能力,但为何之前几任知州都束手无策、茫然无计呢?原因在于或许他们并不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却缺少真诚为民的情怀。事实上,在他们面对老妇人或者类似遭受冤屈的百姓时,他们不是心生怜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感同身受,而是厌倦厌烦,只想赶紧将事情处理完毕、将这些人打发了事。一句话,他们心里并没有真正装着百姓的安危冷暖,在事情顺利的时候,可能也会做出一些政绩,但一旦出现波折或者困难,就会显现出极度的不耐烦,潦草应付,甚至推诿躲避。不论是司马光还是后来的著史者,显然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才会将王罕的这一件小事郑重记录下来,意在告诫其他官员:为官之道其实并不难也不玄妙,只要有一颗为民之心,真心诚意为百姓排忧解难,许多问题和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也才会迎刃而解。这个启示,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也仍然有着深刻的警醒意义。(王诗华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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