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千岁制考。
太平天国千岁制是一个创造，它是中国几千年历朝历代没有的。其实质，是领导集团对财产、权力按层次分配和占有给予的政治制度上的保证。他们以为据此就能解决领导集团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关系，但却没有料到，最后它竟造成了“上帝诸子”大火并的悲剧。它表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起义农民的封闭、愚昧、落后和强烈的等级制欲望。因此，剖析太平天国千岁制，对冲破封建主义藩篱，破除今天仍严重存在的农民旧意识，是十分必要的。一
千岁制前期保证了“上帝诸子”对“小天堂”的共同管理，但也是后期内江的基因时势造英雄。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缔造者们，原是落第秀才和目不识丁的烧炭工辈，时势把他们推到了“手把三尺定山河”的席位。但是由于个人见识和时代的局限，他们在这场震撼中国十八省的大风暴中，始终未弄清自己担承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以至使他们创建的人间天堂，也仍脱不掉旧王朝的陈规陋习，在若干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最终陷入难以自拔的盘陀路。其中千岁制颇有典型。它面广人众，盘根错节，历朝历代罕见。
农民拥护好皇帝，自己也想坐龙椅或充当开国功臣。二千多年前的陈胜不用说，就是近代的农民英雄洪秀全早在创办上帝会时就萌发了帝皇思想，说“朕是天差来真命天子。斩邪留正”（《太平天日》）。这说明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农民先进者，由于缺乏海洋文化蔚蓝色的熏染，也仍是以封闭式的传统的经世治国之术为本。洪秀全的“革命”，乃是以自己铸造的“上帝”，替代象征清王的阎罗妖。他们还要立国称王。在封建延绵的中国，“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洪秀全被拥为天王，称万岁；那么在上帝面前，他们并非只是君臣关系而且是兄弟关系的“上帝诸子”如何安置呢？尤其是对以“天父”、“天兄”附身的代言人杨秀清、肖朝贵，他们土生土长，人多势众；还有各为一方领袖且饶有财产的石达开、韦昌辉，对他们权力和财产如何分配呢？他们采取了两种办法：第一，利用封建社会下层风雨同舟，义气为重的“义”，结为金兰，在人间的上帝诸子按年龄高下排列为兄弟，并以兄弟次序拟定政治地位。洪秀全1814年生，年龄最高，为上帝第二子，顺理成章地成为天国的第一领袖。以下依次是冯云山、杨秀清生于1823年，韦昌辉生于1826年，石达开生于1830年，杨云娇（洪宣娇）最小为“第七女”；肖朝贵因娶天妹，是为“帝婿”，但这个按年龄高低调节利益关系的顺序，很快被农民领袖的既得利益冲淡了。洪秀全与“天父”、“天兄”附身的杨、肖关系不好处理。于是又有第二个办法，就是封王建制。1851年9月，太平军在永安州（蒙山）为此忙碌了半年，终于在天王万岁以下分封五王，并依次各减一千岁：东王杨秀清，九千岁；西王肖朝贵，八千岁；南王冯云山七千岁；北王韦昌辉六千岁；冀王石达开五千岁。千岁制标志着万岁洪秀全与五位千岁的天弟天婿一字并肩，共同执政，指挥全军的。千岁们都享有古来未有的特权，他们都有自设的典官朝廷、军队，甚至还可以开考选士。在财产上，他们也打破了金田团营对财产缴获、分配“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的规定，打破了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一经查出，立即斩决示众”的规定，万岁和千岁们再不受拘束，自行自素起来。他们在尽缴圣库的名义下，凡奢侈品全归私有。对此，后期更甚，如李秀成，攻下江南后，“由杭州七瓮桥、常郡、苏省迭解银洋归库；又缴金珠、参茸、燕窝、珊瑚、王笋名珍”（《幼主诏旨·谕忠王李秀成》）；李自己也聚财万千。为出京事竟一次就为天王勒索金珠四十万。前期之太平天国，强调禁男女之欲；但洪秀全却最纵欲，他在武宣刚称天王，便从广西大脚妇女中选了十来个妃子；进武昌后又选了几十个，完全抛弃了理想天国的教条和信念，表现了小农的本性：一旦摆脱了平均地位，就尽力行使特权以扩大既得利益。这时，“上帝”也就更需要神化、超神化。为了抬高自己，洪秀全一边以自己的愿望、要求来塑造理想的上帝，一边散发自己的著作，以此作为军民唯一的教科书和经典；杨秀清则假借“天父”附身，弄神弄鬼，愚弄军民。他们既然是上帝之子，也就是超人，与其被拯救者起义农民是没有平等可言的，在权力与财产的分配和再分配上，他们是绝对的占有者；农民从来没有参政、议政、主政权。这与封建政体本质一样。“千岁制”强调世袭，也与封建宗法制无异。太平天国几乎每年都要颁布要全军全民奉行的《太平礼制》，不过是抄袭模仿《周礼》，比封建地主阶级的见解还要浅陋；是愚昧时代、愚昧领袖的一部幼稚可笑的人际关系设计图。
太平天国前期，这种按家族、宗族关系将天父子婿都封赐“千岁”的办法，对稳定内部起了一定作用。1854年为西征、北伐的需要，破格封赐非最高领导集团的非上帝诸子的家族外的“凡人”秦日纲、胡以晃为燕王、豫王（第七、八位），为“千岁制”由神化向人化扩展，为日后广封群臣为“千岁”开辟了道路。
这种世袭的千岁制隐伏着不平。首先是九千岁杨秀清对这种僵化的世袭制不满，在被杀前，曾逼洪秀全封他及他的世子为万岁，妄图取消万岁与九千岁之间的差别。因此说，洪、杨之争，祸起骖乘，并非偶然，早在永安建“千岁制”时便预伏了天兄杀天弟的危机。
二
1857－1861年，由首义诸王群体政治到洪秀全的家天下，由千岁制过渡到王制，是洪秀全的一大发明，是既得利益的必然需求，是小农社会的产物。
为了解决千岁制带来的危机，洪秀全早就想搞家天下了。1856年内讧杨秀清被杀后，洪秀全就不再增加千岁爵位。对一度取代杨秀清地位的韦昌辉是如此，对石达开也是如此。1856年冬到1857年夏，石达开在天京执政时，只获得“通军主将”虚职，而未加任总理朝政的军师高职。石达开拒绝群下推他为“义王”是有其苦衷的。他是天王以下仅剩的“上帝之子”，宗教地位仅次于天王。权重震主，反危己身。洪秀全岂容他人在卧榻之侧安身。为了搞家天下，在石达开执政时，洪秀全就迫不及待地封了两个既无功勋又无才能的哥哥为王，后虽因群下反对而被废黜，立誓永不封王；但是，他却又通过封赐千岁，然后再加王爵的办法，将洪氏家族广封为王。
1858年，洪秀全在主将之上又设置了相当于统帅的掌率官衔。掌率虽非爵位，但太平天国原来官、爵不分，因而被赐千岁称号。此时的千岁仅限于千岁、二千岁，是荣誉称号。如蒙得恩“由朝长而升正掌率二千岁，爵同王位”（《蒙时雍家书》），辅理朝政。
1859年4月，洪秀全又重开封王之例，封其族弟洪仁玕为干王，“爵同南王”（七千岁），以后又封了许多异姓王。洪秀全竭力控制新授诸王的千岁数字。干王、翼王和同年所封的英、赞、忠、侍、辅、璋诸王，所赐称号，乃以福、喜、禄、寿、荣、耀、雄、威八个字分别授予。如石达开为喜千岁，其原授五千岁似未变动，其余诸人，当皆在其下。又如陈玉成，“破江浦、六合官军，升四千岁。”（《见闻录》）林锦《陷贼记》说：“伪爵封王，有一千岁至五千岁之别”。但此规定，很快被突破了。1860年4月，陈玉成攻破江南大营，升六千岁；忠王李秀成“原授四千岁，因占苏州功，又加二千岁，为六千岁。”（《虎口日记》）以后又大量封王，形成无数名不副实的小王国。后期还有很多王爷因地区日益狭小而无封地和食邑，因此颇有怨言。如启王梁成富埋怨自己列居四等而太低下（见《大风》杂志1939年4月号）。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虽迫于窘境和斗争的需要将统兵大将授王，但内心却充满戒惧，未敢放开军权，而是把大权让洪仁达掌管；对于中央政府的政务、宗教等重要部门，外臣也难以插手。为了维护洪氏家天下，洪秀全在封王加爵时不惜玩弄权术。1859年，他让九岁的儿子洪天福参政，颁发《幼主诏旨》，且认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同年，他又借褒扬东王为名；把自己刚出生的第五子洪天佑过继给东王杨秀清为世子，称王五殿下九千岁，以接续东王爵位。1860年，又将6岁的三儿子洪天光、四子洪天明封为光王、明王，还重申西王世子肖有和八千岁地位，说什么“爷哥朕幼真天主，光明东西八数龛。”（《朝天朝主图》）还规定“王媚爵同王”（《太平礼制》）。在洪秀全精心计设下，在洪氏家天下里，洪氏家族地位显赫。1860年，他将两位笃信上帝但闲居已久的哥哥封为“王长兄显千岁”、“王次兄伦千岁”，赐“爵同南”（七千岁），继又升“爵同西”（八千岁），并在御制《朝天朝主图》中将其与幼东王、幼西王排列在最前列；此外还把1860年以后所封的洪仁发的七个儿子和洪仁达的三个儿子与其排列一起。这些纨袴新贵有，的还是幼童，但其爵位比忠王、英王、甚至南王、干王都高。难怪李秀成愤愤不平，把它列为导致人心涣散的“天朝十误”之一。
洪秀全利用千岁制完成了他的“家天下”理想，洪氏家族和天王成了太平天国的主宰者，在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中是绝对获益者。洪秀全的“皇”位十分牢固，即使深居简出，饱食终日，也能指挥一切，统率一切。
三
1861年到天京失陷前夕，千岁制下等级评定，在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中，因不均而引起斗争。农民的平均心态和捞一把的思想，冲击和破坏了天国新世界和大一统。
1861年9月，是太平天国走向大滑坡的历史转折点。9月5日，天京上游屏障、据守七年的安庆失陷。从此，原来维持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千岁制更见混乱。
洪秀全以安庆失陷加罪于洪仁玕、陈玉成，夺去了他们的爵位，取消其千岁称号。这是太平天国从未有过的对高级官员的惩罚。但是，有迹象表明，洪、陈虽被革爵，而职权并未大变，既得的权利谁也不能替代。陈玉成仍拥有原来的势力范围，继续指挥他的军队；洪仁玕不久也恢复权势。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官铨制度，是能上不能下的。
太平天国后期，江河日下，洪秀全仍滥封王爵和千岁，形成一个老化、僵化、腐化的封建等级特权阶层。现已知姓名的王爵达三百人（见拙著《太平天国诸王封爵考编》，载《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2期）。黄文英曾把它分为五等：“干王执掌朝纲，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听王等会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与恤王是四等王；五等王则一概都叫列王”（《黄文英自述》）。以后许多资料、论著都以此说为据，但当时黄文英在浙江，对天国的内情不甚了解，许多问题都属道听途说或主观臆断，是不足为凭的。根据客观事实，科学的划分，应是按所赐千岁爵位的多少而定为五等十级：
一等王：一级九千岁东幼王，二级八千岁幼南王（爵同西）；
二等王：三级七千岁干王（爵同南），四级六千岁忠王、英王；
三等王：五级五千岁，六级四千岁；
四等王：七级三千岁森王、琅王、瑛王，八级启王二千岁；
五等王：九级千岁列王、天将、掌率，十级□（小王）。
千岁制是洪秀全的一种权术，是他为保持洪氏家族的各种特权，摆布天朝军民而使用的专制封建帝王的手腕。它不仅改变不了天国的分配制度，反而更加深了小生产暴发户的欲壑。那些元勋功臣、宗亲千岁们，“几若一岁九迁而犹（嫌）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洪仁玕立法制宣谕》）。他们凭借特权、地位、肆无忌惮，违法乱纪，为非作歹，以至随心所欲地分割社会财富和资源。
上梁不正下梁歪。太平天国辖区内，地方的军政机构，凭长官意志制定各项政策，如自设关卡，征收赋税钱粮，取之于民，用之于己，“打先锋”、“进贡”等等，“号令不一，各思得地设馆为渔利之计”（《避寇日记》卷二）。由于地域贫富有差、权势大小有别，利益不均，经常引起内讧。陈玉成、李秀成失和，据称就是因争夺苏州、常熟等地区辖权。陈玉成屯皖南，因连年战火，地贫人疏，想取得苏常一隅为补；而李秀成则坚决不与，还借故赶走了驻扎常熟的陈玉成部将黄文金、李运继，并称苏州是他百战而得之地，不准他人染指，两人冲突几达匕首见。天京派洪仁玕调解始平。1862年7月，孝王胡鼎文由松江至盛泽，“欲就民房打馆子”。盛泽属嘉兴管辖，结果听王陈炳文发兵八百，击走客军，孝王也被缚至嘉兴，被“听王以其在安民地界私打先锋，请天王旨谕，回拘系在城。”（《避寇日记》卷二）又如，李秀成部将为争夺无锡城，李恺运“闭门不纳”黄和锦，而黄子隆就拥众强占县城，迫使“乾天义李恺运率所部退出西门”（《平贼纪略》）。争权夺利的斗争加剧了天国内部矛盾和困局。胜则争功内斗，败则各不相救，内讧叛乱时有发生。李青靛杀死陶金汤，是贪他的金银珍宝；汪海洋暗害李世贤，是怕他以原来的权力号令全军。夺得暂时胜利的农民就是在争夺私利的短期行为中败下阵来。1864年被围困的天京，军民饥寒交迫，而洪氏宗族粮仓盈而不施舍，岂不是对天国“公有制”下财产权力再分配的一个讽刺吗？
太平天国想用千岁制来平衡特权阶层的利害，调节人际关系，但却造成了一个由宗族、家族、亲朋、故旧和同乡等错综复杂的宗法血缘关系新贵集团。后期，随着战争的失利，地盘的缩小，而新贵集团却有增无减，权力财产分配也日益不均，内争也愈演愈烈，最终违背原来的宗旨，背离民众利益，循着封建的故辙，漫行在返古复古的小道上，而走向灭亡。为什么？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农民，黄土地的色彩太深了。陈旧、闭塞的观念，在地位变化之后，却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自己的新的精神文化。他们只能模仿、照搬过去的封建的东西作为楷模。这就是太平天国“千岁制”的悲剧教训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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