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邪王氏独特的门风、家风和族风
琅邪王氏独特的门风、家风和族风在东晋南朝的贵族制社会,由于琅邪王氏拥有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的优势,加上世系悠久,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门风、家风和族风。
独具特色的琅邪王氏家族的风貌,很难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因为它既具有当时世族所共有的各种特点,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在西汉时,王吉因担任王国吏而险些被牵连至死,便把“诫子孙勿为王国吏”当作一条家法,可以说是琅邪王家族最早的清规戒律。至西晋,王祥以德、孝、悌、信、让五条家法训诫子孙,认为"此五者,立身之本"。南朝初年,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贵盖当时,王微却劝戒家人以保家为重,不要过于盛满,以免遭忌这些都说明,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琅邪王氏的家风门风也在发展变化。
但总的说来,东晋以后,琅邪王氏门户已成,其家族成员不愁没有官做,只是担,只是担心门高遭忌,因此把抑损保家当作主要信条。族中的有识之士,忘不了东晋初年因为家族过于盛满而险遭灭门之灾的教训,故从此以后,常在家族势力过盛时自动损抑。如宋文帝时,王弘、王昙首,王华都是帮助文帝入京继位人,文帝称帝后同为宰相,并执朝政大权,诸王及其他世族不满,文帝也有所戒惕。不久,“本有退志”的王弘接受别人建议,请求文帝让彭城王义康接替自己,主动让出宰相权力;其后又听从王昙首的话,把卫土分出一半给义康,结果“义康乃悦”,各界的风言风语也得以平息。至文帝末,昙首子僧绰被委以重任,“朝政小大,都能参与”。僧绰从兄微即劝他抑损避祸,僧绰于是求任广州刺史,离开是非之地。齐初,王俭既任宰相,朝廷又以其叔僧虔为三公,僧虔固辞不就。明帝时,王晏居相位,朝廷以其从弟思远参掌选举,思远上表推让。等等,都是受王氏这种家风门风的影响。这样的自我保护,实际是以不争为争,使自己的家族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避免了不必要的家祸发生。皇帝以下的各权贵,也“颇以此容之”。
琅邪王氏的家风,还有一点就是清俭持家,非己之财,虽赐不取。这种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王吉祖孙三代名臣,二至三公,但“无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在家里,也是布衣蔬食”。这样的持家习惯,一直被继承。西晋王祥高洁清素,“家无宅宇”;王戎、王衍各有增益家财数百万的机会,但毫不动心,任凭别人将钱物白白拿去。其后的王导、王弘、王俭等人,都简洁朴素,家无余财。更有甚者,王秀之出任较为富裕的晋平郡太守,在郡一年,即上疏请还,说这儿太富了,不可久留。由于琅邪王氏有这样的家风门风,他们当朝理政,也都像治家一样清廉持法,遂把这一家风推广于天下,使之成为东晋南朝的立国方针。故在刘宋时,王镇之因在官清廉自守,武帝特授以广州刺史之职,令其矫改历来广州刺史多贪污不法的弊俗,这也正是利用了王氏的祖传家风。
当然,作为累世官宦的贵族,琅邪王氏还有另外一些相沿成习的家门规则,如等级森严,父子有别、崇尚整洁、不妄交游等等。王敬弘性严整,一年中与子孙相见,不过一两次,见面之前且先约定时间。其子恢之在外当官,专门告假回家省亲,敬弘到日子才相见,到时又因他事耽搁。恢之假日将尽,求父辞行,敬弘又因约定时间仓促而不见他,恢之只好垂泪而去。又如王思远立身简洁,凡遇客人前来拜见,必以衣服干净与否确定礼节,对衣服干净者,可以促膝对榻谈论;而衣服垢秽者,只能远远地坐着说话。虽至癖等只限于当事人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琅邪王氏因为族大家大,家族中实际由于血缘关系的远近不同,分作许多不同的房支。在家风门风上,各房支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如在建康城中,琅邪王氏有马粪王、乌衣王之分,就是因血缘关系不同和居住地点的不同而加以区别的(马粪、乌衣是建康城中的两条街巷名)。马粪王氏自齐司空王僧虔起,门风宽恕,至其子王志时尤为厚,当官从不因罪纠弹别人。宾客来游,也只称其善而掩其过。有客人盗窃王志车慷换钱,他知而不问,仍像当初那样相待。在这样的门风影响下,兄弟子侄无不笃实谦和。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