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邪王氏独特的门风、家风和族风

天柱山

琅邪王氏独特的门风、家风和族风
        在东晋南朝的贵族制社会，由于琅邪王氏拥有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的优势，加上世系悠久，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门风、家风和族风。
        独具特色的琅邪王氏家族的风貌，很难用一两句话加以概括，因为它既具有当时世族所共有的各种特点，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在西汉时，王吉因担任王国吏而险些被牵连至死，便把“诫子孙勿为王国吏”当作一条家法，可以说是琅邪王家族最早的清规戒律。至西晋，王祥以德、孝、悌、信、让五条家法训诫子孙，认为"此五者，立身之本"。南朝初年，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贵盖当时，王微却劝戒家人以保家为重，不要过于盛满，以免遭忌这些都说明，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琅邪王氏的家风门风也在发展变化。
        但总的说来，东晋以后，琅邪王氏门户已成，其家族成员不愁没有官做，只是担，只是担心门高遭忌，因此把抑损保家当作主要信条。族中的有识之士，忘不了东晋初年因为家族过于盛满而险遭灭门之灾的教训，故从此以后，常在家族势力过盛时自动损抑。如宋文帝时，王弘、王昙首，王华都是帮助文帝入京继位人，文帝称帝后同为宰相，并执朝政大权，诸王及其他世族不满，文帝也有所戒惕。不久，“本有退志”的王弘接受别人建议，请求文帝让彭城王义康接替自己，主动让出宰相权力；其后又听从王昙首的话，把卫土分出一半给义康，结果“义康乃悦”，各界的风言风语也得以平息。至文帝末，昙首子僧绰被委以重任，“朝政小大，都能参与”。僧绰从兄微即劝他抑损避祸，僧绰于是求任广州刺史，离开是非之地。齐初，王俭既任宰相，朝廷又以其叔僧虔为三公，僧虔固辞不就。明帝时，王晏居相位，朝廷以其从弟思远参掌选举，思远上表推让。等等，都是受王氏这种家风门风的影响。这样的自我保护，实际是以不争为争，使自己的家族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因此避免了不必要的家祸发生。皇帝以下的各权贵，也“颇以此容之”。
        琅邪王氏的家风，还有一点就是清俭持家，非己之财，虽赐不取。这种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王吉祖孙三代名臣，二至三公，但“无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在家里，也是布衣蔬食”。这样的持家习惯，一直被继承。西晋王祥高洁清素，“家无宅宇”；王戎、王衍各有增益家财数百万的机会，但毫不动心，任凭别人将钱物白白拿去。其后的王导、王弘、王俭等人，都简洁朴素，家无余财。更有甚者，王秀之出任较为富裕的晋平郡太守，在郡一年，即上疏请还，说这儿太富了，不可久留。由于琅邪王氏有这样的家风门风，他们当朝理政，也都像治家一样清廉持法，遂把这一家风推广于天下，使之成为东晋南朝的立国方针。故在刘宋时，王镇之因在官清廉自守，武帝特授以广州刺史之职，令其矫改历来广州刺史多贪污不法的弊俗，这也正是利用了王氏的祖传家风。
        当然，作为累世官宦的贵族，琅邪王氏还有另外一些相沿成习的家门规则，如等级森严，父子有别、崇尚整洁、不妄交游等等。王敬弘性严整，一年中与子孙相见，不过一两次，见面之前且先约定时间。其子恢之在外当官，专门告假回家省亲，敬弘到日子才相见，到时又因他事耽搁。恢之假日将尽，求父辞行，敬弘又因约定时间仓促而不见他，恢之只好垂泪而去。又如王思远立身简洁，凡遇客人前来拜见，必以衣服干净与否确定礼节，对衣服干净者，可以促膝对榻谈论；而衣服垢秽者，只能远远地坐着说话。虽至癖等只限于当事人本身，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琅邪王氏因为族大家大，家族中实际由于血缘关系的远近不同，分作许多不同的房支。在家风门风上，各房支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如在建康城中，琅邪王氏有马粪王、乌衣王之分，就是因血缘关系不同和居住地点的不同而加以区别的(马粪、乌衣是建康城中的两条街巷名)。马粪王氏自齐司空王僧虔起，门风宽恕，至其子王志时尤为厚，当官从不因罪纠弹别人。宾客来游，也只称其善而掩其过。有客人盗窃王志车慷换钱，他知而不问，仍像当初那样相待。在这样的门风影响下，兄弟子侄无不笃实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