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摄影王文泉、王文波、王文澜、王文扬四兄弟。
王文泉，56岁，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多次在全国摄影大赛上获奖。王文波，52岁，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大洋洲摄影比赛亚洲文化中心奖，曾获北京摄影家协会授予的“金像奖”、“突出贡献奖”。
王文澜，48岁，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员。在全国新闻摄影优秀作品评选中获金、银、铜牌奖及中国新闻奖，荣获全国十佳摄影记者、全国十佳体育摄影记者、全国人像摄影十杰称号，多次担任全国影展、国际影展、新闻影展评委。
王文扬，45岁，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曾获首届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及全国人像摄影十杰称号；1999年获摄影最高奖——中国摄影金像奖。
我与王文泉、王文波、王文澜、王文扬四兄弟相识已久，前些天听说他们要联手写一本书，相遇时于不经意间问起此事，才知道这是一部集书和画册特点而成的书集，不同于一般摄影画册。
四兄弟有意保持神秘，不肯多透露。但我想它会是一本非常有意思、耐人寻味的书，因为这几十年来，我知道四兄弟的许许多多撩人心弦的故事……
身为著名摄影家的舅舅对四兄弟影响深远
所谓幼承庭训、耳濡目染，从四兄弟的舅舅（中国第一代摄影家协会会员、著名摄影家）韩学章打小给他们拍摄的许多趣味横生的“老照片”中，就可以领悟到他们何以后来个个与摄影结缘。
1967年夏，甚嚣尘上的“文革”让四兄弟正式接触摄影。他们的父亲，商业部的一个司局长，惨遭诬陷，被冠以各种罪名，打进“牛棚”。为了不给家里惹麻烦，文波带文澜把家中的小储藏室布置成暗房，挂起个红灯泡，用两个碗盛上显影液、定影液，白天钻进去，开始洗放起了照片，一干就是通宵，从此开始熟识了摄影技术有关冲卷、印相、放大、上光制作的暗房原理。平时，一有时间，文波和两个弟弟带着大院中的同学朋友们，相约骑上自行车就上路了，北京郊区的八达岭长城、十三陵、鹫峰、上方山……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所拍摄保留下来的老照片，让谁一看都惊讶不已，不相信这是出自孩子之手。
大哥文泉初、高中均在京城中学中的“巨无霸”四中就读。1961年，高中未毕业，身高1.91米、学业优异的文泉就耐不住饥饿，投笔从戎，被北京男排挑走，那里的伙食实在诱人，每天一块五，古巴白砂糖、黄羊肉、米饭馒头管够。老二文波初中就读四中，高中就读十三中，学业优秀，俄语、作文年级始终名列前茅，若不是“文革”突变，他很可能成为令人羡慕的留学生。老三文澜初中也在十三中就读，巧的是二哥文波还是他班里的辅导员。
1968年12月，文波、文澜先后到山西晋南的夏县、临猗插队。在大山深处，在缺水贫瘠的黄土地，一年到头，下地割麦子、锄谷子、赶大车、挖窑洞、放牛、放羊、挖井、宰猪，甘苦尽尝。小弟弟文扬随后跟父母去了辽宁盘锦的干校，十四五岁的年纪，照样插秧、割稻。在那岁月里，四兄弟开始过上北京没有家的漂泊生活。1971年1月，三个弟弟先后返京，在三里河二区宿舍小聚，也忘不了操老本行，在仅留的一间斗室里，将毯子蒙在窗户上，洗相、放大，又开始沉浸在探索的追求中。但因为他们是“黑帮子女”，多次被居委会、派出所查抄、训斥，大有要把他们轰出北京之势。
知道了儿子们的不幸，远在干校的父母肝肠寸断，也只能是徒唤奈何。文泉以大哥的身份，自觉地为父母分忧。在“文革”最艰难的时候，在运动队工作的他将工资分成四份，把发下的运动服、鞋，换成三个弟弟的号码。1972年春，晋南山区大雪封山，为了两弟弟的前途，文泉从运城地区招待所借了辆自行车上山。此行他将文波、文澜的户口分别办到了保定郊区的南奇村和河北老家的新乐县。鹅毛大雪让人窒息，70里山路坑坑洼洼，下山车闸失灵，他险些掉下山崖。
为了能参军，文澜谎称能“塞篮”
1973年11月，又是文泉殚精竭虑，终于找到父亲当年的老战友刘参谋长，先后把文波、文澜弄到了38军112师的宣传队和114师的篮球队。1974年1月，文泉自己也被请进了38军排球队，任教练员兼主力队员。1976年初，南海舰队航空兵的招兵人员住进了北京35中学，在观看了西城区中学生篮球赛后，他们将相中的包括王文扬在内的五名主力，悉数尽揽囊中。由此，兄弟四个都穿上了军装。用文泉的话说，这无疑是兄弟四人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点。大哥在此关键时刻，对文波、文澜的援手，可谓是“生死攸关”。
1972年春，还在夏县时，文波曾制造过让不知内情的人以为他疯了的“特大新闻”，他为了在京城东四人民市场购得一架96贝司的“鹦鹉”牌手风琴，在村中，仅一天时间就将手表、箱子、被褥、衣服、挎包等和分得的四五百斤麦子玉米，贱价卖了个精光，怀揣着300元钱上路回京，去实现他的渴求愿望了。1972年初夏，在保定姨夫的介绍下，又“死缠硬磨”，拜海政文工团手风琴家杨文涛为师，仅一年半修得正果，琴技更上一层楼，已达到专业水平。
然而由于政审通不过，自1972年起，他先后与山西大学艺术系、运城地区文工团、二十八军宣传队、兰州军区文工团、铁道兵文工团……失之交臂。1973年初春，他的档案被保定知青办丢失，再次与考大学无缘。一次次无情的打击，没有使文波倒下去。半年后，在高碑店112师宣传队的考场上，面对文波震惊四坐的琴技，刘参谋长大手一挥：“王文波的父亲我了解，政审就免了，让他当兵。……”
说起来好笑，为了能参军，当初戴着隐形眼镜、1.86米的文澜言称自己能“塞篮”，但眼前腿有伤，尚不能一展身手。连蒙带唬，进了38军114师篮球队。文澜不精于篮球技术，也不热心于各种乐器，却从小对文学、美术、版画、书法情有独钟。艺术的东西触类旁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对于摄影，文澜的起点却最高，悟性最强，日后取得了如日中天的成绩。
文澜当了小一年的“板凳队员”后，坚决要求到警工连去站岗。三个月后，如愿以偿地完成了调到师直政科任摄影员的“战略转移”。
部队是个爱才惜才的地方，也是个培养人顽强战斗精神的地方。文泉在38军的一次全军排球比赛中，患感冒，又尿血，情况严重，属“红血球满视野”。上不上场，颇感踌躇：上吧，男人患上肾炎是一辈子的事；不上吧，大赛在即，自己是主力又是教练……这时，38军的裴副军长在电话中对领队说：“告诉王教练，他来38军还不长，对38军的作风还不了解，38军的作风是‘不死就得上’！”文泉闻讯，大受震动，抗菌素上午两针、下午两针之后，赛场上打得排球落地开花……从此，三届冠军连续到手，荣立二等功，光荣入党。
震发17小时后，文波、文澜随部队进入唐山
1.86米的文澜骑在1.91米的文泉肩上，拍下了《英雄碑前》
这种精神在三个弟弟身上也有所体现。1976年唐山大地震，文波、文澜随部队向唐山强行军，事发17小时后，进入震区。文波肝病初愈，身体较弱，但他总是跑向最危险的地方，没有工具，就用手全力地扒挖，手出血了，指甲劈了，他全然不顾，在酷暑下24小时滴水未沾，粒米未进，他仍然战斗在抢险的第一线。抢险过程中头部被余震中倒下的木杆砸昏，醒来后又冲进震区……文澜进入唐山七天后，患上严重的赤痢，每天要拉20余次，高烧40度，住进野战医院。帐篷四周，腐尸臭气一片，文澜任吃什么药也无济于事，他暗想，可能只有等死的份儿了。
危急时刻，医疗队拿出“恶方”救治：喝稀释的碘酒。文澜大病未愈，便和文波一块儿怀着“不死就得上”的勇敢与顽强的作风，又回到了赈灾现场。由于表现出色，在抢险中，文波、文澜同时荣立三等功，火线入党。
在抢险过程中，文澜、文波还敏锐地拍下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文澜拍的《时间就是生命》和《抢救卢桂兰的战斗》（组照），真实地记录了卢桂兰被埋在房下13个昼夜后终于脱险的奇迹。文澜还记录下许多文波与战友们抢险现场中的真实镜头。从唐山归来，为发挥文波在抢险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摄影才能，首长将他调到了师文化科当专职摄影员。
小弟文扬刚到海南是“板凳队员”，军一级的篮球队中不乏2.01米和1.97米的战友。但他凭着奇快的速度、奇准的投篮，“没有办不成的事”的性格，一年后打进主力阵容，司职前锋，声威大震。
1976年1月8日，文澜身着便衣，赶到天安门广场拍摄人民悼念周总理的镜头。揣摩到清明节前后，人民会有大的举动，文泉、文波、文澜找茬儿回京办事，从4月1日到4日，一直活跃在天安门广场。1.86米的文澜骑在1.91米的文泉肩上，扶着文波，高举手臂，于涌动的人海中，拍下了《英雄碑前》。这张照片在“四人帮”粉碎后，曾刊于《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并获“四五运动”全国摄影奖。
文泉在北大发现了“大山”
文扬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惊讶不已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四兄弟相继复员回京。富有组织才能的文泉到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专职负责外国留学生的文体活动和摄影宣传工作。从1987年以来，中央及北京电视台先后播出了由他编导的留学生表演的文艺节目近20个。其中，加拿大留学生“大山”是他学生中的佼佼者。用“大山”自己的话说：“我是王老师一刀一刀精雕细刻出来的。”20多年来，文泉发表了反映外国留学生学习与生活的照片2000余幅。
文波复员后，成了北京市旅游局的首席摄影师，所摄图片近万张，发表于各种宣传媒体；文澜在《中国日报》任摄影部主任、高级记者，先后荣获各种“顶尖”级殊荣。
文扬最后一个复员返京，经哥哥们在摄影方面的精心指点、强化训练，很快进入角色并后劲十足。文扬目前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首席摄影师。只要涉及到有中外国家领导人参加的重大活动，都只能由他一人承担重任。1999年，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依德里斯访华，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接见。文扬到现场拍摄了一组照片。依德里斯访华结束时，手捧送给他的由文扬拍摄组照做成的相册，欢喜不已。他问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你们花了多少钱雇用了这位杰出的摄影师？”局长答道：“他是我们自己培养的。”
四兄弟两度联袂出手
倪萍说：我们其实是一个大家庭
1984年初的一天，文澜将大家约到一块儿，说咱们应合作搞一个摄影展览。商来议去最后文澜说：“干脆，咱们就以‘天安门广场’为题吧。”四兄弟联袂出手，只要有空就奔广场，每隔半个月，各自拿来拍好的胶片，在老人家里碰头挑选。1985年金秋，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广场漫步》摄影展览，轰动京城。1989年，四兄弟第二次联手，又有《京味摄影集》问世。
1992年和2000年申办奥运的“申办报告”，均采用了四兄弟的许多照片。文波还两次受聘于北京奥申委宣传部，承担《申办报告》中北京图片的责任编辑。
由四兄弟各自的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的异常和睦融洽的氛围，营造了良好的干事业的环境。文澜的夫人倪萍也是大哥文泉“点破窗户纸”的。早在1984年，当《中国姑娘》的剧组住在北大时，负责拍摄工作的文泉就认识了倪萍。1995年，在“关键”时刻，文泉义不容辞，询问倪萍：“怎么，还一个人呢？”由此穿针引线……1997年，二人喜结良缘。
如何评价这个“大家庭”？倪萍如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小家有事就是这个大家全家的事。我和文澜因为常要到外地出差，一家子的琐事和3岁的儿子，就要交给哥哥弟弟们照看，真是很放心呢……”
四兄弟的故事本应到此暂时打住了，但不行，文泉的27岁、1.82米的女儿王天天，摄影已有8年的历史，现在北大党委宣传部专职摄影，甚得领导满意；文波的上旅游学院、1.72米的女儿王帆从小学便学摄影，且在全国和北京少儿学生摄影赛中多次获奖。看来，女承父业，绵绵瓜瓞，有关王氏摄影家族的故事，还会不断地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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