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马作王氏宗祠与民国政要王印川。
一个具有爱国心的政治家王印川；一个虽在日本留过学但拒任伪职绝食而死的焦作籍民国政要；
一个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教育家；
王印川1904年创立焦作据说最早、当时规模最大的小学——修武光亚小学（马作光亚学校），王印川希望光亚学校要成为亚洲的希望之光，为民族培养人才；
曾任河南省省长的王印川出地出资筹资建起王氏宗祠（现存于焦作市马作），袁世凯、段祺瑞为其父题有匾额，“王氏宗祠”匾为大总统徐世昌题写。
马作村的王氏宗祠建于1923年。当时，王家出了个大人物，叫王印川（1880—1942），前清举人，民国初曾任众议院议员、秘书长，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当过河南省省长。建祠堂时，王印川捐出宅基地六分多作祠堂用地，王氏家族共凑钱一千四百六十多串，王印川的父亲一人捐资九千四百多串，盖起了王家祠堂。因王印川的缘故，袁世凯、段祺瑞为其父题有匾额，“王氏宗祠”匾为徐世昌题写。其祠堂建有拜殿、月台，峥嵘轮奂，值得一看。房上的兽头钢叉，更是少见。
他在战火风云中诞生，又在战火风云中死去。都说乱世之中出枭雄，他不是枭雄，他或许只是枭雄手里的一颗棋子，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然而，他毕竟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值得后人怀念。
这个人就是王印川，一个深刻地经历了风云历史的焦作人。
在山阳区光亚街道办事处有一座王氏宗祠，经过多次改建，人们很难在这里找到历史的痕迹，这里已经变成了教室。该宗祠里有三块匾，正门一块是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题词“王氏宗祠”，正殿门一块是袁世凯的题词“敬宗裕后”，在正殿门一侧的位置是段祺瑞的题词“行冠州闾”。
这时，我们很自然就想到了王氏宗祠的初建者王印川。看管宗祠的王玉成老人告诉记者，王印川（1878-1939），字月波，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人，后移居焦作县（今焦作市山阳区）恩村乡马作村。清光绪举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辛亥革命前结业归国。民国成立后历任国会众议院议员，中国进步党理事，天津《国权报》主笔，北京国民政府众议院秘书长，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总统府顾问，河南省省长，安徽省政府秘书长。北京国民政府安福系要人、筹安会干将。
小时候的王印川非常聪明好学，1905年，在乡亲的资助下，前往日本求学，学习政治经济科，获法学博士学位。在不到10年的时间，王印川完成人生的一次又一次跳跃。1911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充河南高等学堂教务长。辛亥革命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河南谋独立，事泄受清政府的缉查，走上海任《民立报》编辑。1912年在北京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订了“金兰之盟”。1913年被徐世昌推举，当选为北京国民政府第一、第二届参议院院长、众议院议员。1914年为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天津《国权报》主笔。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任安福国会众议院议员。1920年调署河南省省长。1922年任北京国民政府大总统府顾问。
大革命时期，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的善后委员会委员。1926年经办《狂风》杂志。在北京国民政府中失势后，在焦作县与人合开煤矿、商店及钱庄，积累了雄厚资本。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任赴苏谈判代表团秘书长，谈判结束后留苏考察。1934年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1937年卸任后回归故里。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从安徽省政府秘书长位上离职后，回焦作县恩村乡马作村闲居。1939年因拒绝任伪职，在天津绝食而死，终年61岁。著有《苏俄考察记》、《苏联五年计划奋斗成功史》等。
在王印川的一生中至今仍被人们记忆的就是“光亚学校”。1903年，王印川中举后，为报答家乡父老的恩情，他首先想到的是创办学校，让家乡的孩子得到更多受教育的机会。1904年，经过多次商定，他将马作村当时的三所私塾合并在一起，起名为“修武光亚小学”。在开学典礼上，王印川给全校师生谈到了“光亚”二字。他说，“光”就是阳光，愿阳光普照中华大地，“亚”就是亚洲，亚洲在世界东方，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光亚学校要成为亚洲的希望之光，为民族培养人才。随着王印川的升迁及其学识不断提高，他将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融进光亚学校，使光亚学校成为当时焦作地区规模、影响力最大的学校。办学时，王印川就提倡“新学”，结合国情，展望世界，学习外界办教育的先进经验，实行新的制度和新的教学内容。光亚学校不仅要读《百家姓》、《三字经》等，还要结合国情自编教材，并开设了体育课。至今，王玉成老人那里仍保留有王印川自编的教材《苏联五年计划奋斗成功史》，教材中大量介绍了苏联的强国富民之路。
1939年，61岁的王印川带着他一生的疲惫离开了人世，他的身影也渐渐被人们淡忘。然而，他为当地百姓留下的用之不竭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将永不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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