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王氏之王锡爵、王时敏。
太仓是指古代京师储谷的大仓，也是江苏省的一个城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口南岸，东濒长江，与崇明岛隔江相望，南临上海宝山区、嘉定区，西连昆山市，北接常熟市。古太仓多望族，又以两支王氏最出名。一支是来自琅琊王氏的王世贞家族。一支是来自太原王氏三槐堂的王时敏家族。两个家族知道出自秦时王离后裔，支分不同，但自认宗家，相互扶持，相得益彰。下面是王时敏家族主要人物事迹。王锡爵为北宋真宗时宰相王旦的后裔。元代时，王锡爵的祖辈避战乱而南下，其中一支迁徙至今太仓浏河。王锡爵为太仓王氏第十一世孙。相传，王锡爵出生时，正巧有一 群喜雀飞集其家院宅，因古时“雀”与“爵”通假，遂起名锡爵。
王锡爵自幼聪明颖异，嘉靖三十七年（1558）乡试第四名，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累迁国子监祭酒，以谨慎严厉著称。不久其弟王鼎爵也中了榜眼。万历五年（1577）升詹事府詹事，并兼管翰林院、充任掌院学士。此时，户部侍郎李幼孜为了讨好张居正，提出“夺情”之议（即可以在职居丧不守孝），与封建思想不符遭到众臣反对，神宗却对翰林编修吴中行等夺职并廷杖，王锡爵求情皇帝与张居正均无效，并送礼为他们充军饯行。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回乡安葬父亲，不少官员联名请张居正回朝，锡爵拒绝签名，却申请回家探亲，直到父亲病亡。
张居正去世后，受到反对派的疯狂攻击，神宗也置张居正的丰功伟绩于不顾，一反常态，对他这位“恩师”、“先生”大打出手。张居正死后的第一年就被追夺官爵，第二年家产被充公，家属被充军。神宗召回了一大批当初反对张居正的人。当时很多朝臣都以诋毁张居正为自己捞取名利，而王锡爵却上书当权者，指出：张居正为相时干了很多有益的事，是有政绩的，不应该全盘否定。认为“江陵相业亦可观，宜少护以存国体。”
万历十二年（1584）冬，王锡爵被召回朝中，拜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成为宰辅。王锡爵一上任便奏请神宗：疏远谄媚之臣，禁止钻营求官，戒除虚浮，节约开支，广开言路。这些建议均被采纳，并受到神宗的褒奖。
当初，李植、江东之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等人相谋划，认为王锡爵在朝廷内外颇负时望，而且过去与张居正不合，所以力推王锡爵加入内阁。待王锡爵入阁后，与申时行十分投机，反而出疏竭力排挤李植等人，李植等遂去。当时申时行为首辅，许国次之，王锡爵位在第三，三人同为南方人，而且王锡爵与申时行又是同科，同郡，然而申时行生性柔和，而王锡爵性刚负气。
万历十六年（1588），王锡爵的儿子王衡，参加顺天府乡试，位在第一。礼部郎官高桂、刑部主事饶申上章奏论，以为此科大臣子弟连连中选，恐有不公，请复试举子。王锡爵十分气愤，连连上章为自己申辩，言语自然十分激愤。复试结果，王衡仍然排在第一。因此，饶申被逮下狱、除名，高桂贬斥边方。御史乔璧星请皇上戒谕王锡爵，务必要宽洪大量，作一个“休休有容”的大臣。王锡爵又上疏为自己辩白。此事对王锡爵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使他的威望有所降低。
当时群臣纷纷上书请神宗早立皇储，以定国本，神宗皆不听。王锡爵上疏建议神宗“勤御朝讲，日亲大臣，经常披阅章疏而早定根本”，神宗“温旨报闻”。万历十八年（1590）元日，神宗驾御毓德宫，召内阁辅臣进见。神宗牵着皇长子的手，用以说明他们父子二人关系很融洽，没有废长立幼的意思，大臣们连忙跪拜。神宗于是手谕各大臣：“伦序已定，朕何敢私？特以皇长子羸弱，待十年后，大典并行。”
万历十九年（1591）夏，以母亲患病，王锡爵请假探视，滞留不归。万历二十一年（1593)，申时行、许国、王家屏相继离开内阁，宰辅乏人，神宗遂又召王锡爵回朝，拜为首辅。此前神宗曾答应于二十一年春举行册立大典。朝臣们都在拭目以待。王锡爵密请皇上早做打算，神宗想出新的拖延理由，将三位皇子并封为王，数年后，如果皇后仍未生育，再行册立。王锡爵顺从地奉诏拟旨，提出了“三王并封”之说。即将长子常洛，三子常洵、五子常诰同时封为藩王，虚太子位以待。此说一出，举朝哗然。大臣们把矛头直指王锡爵，群臣弹劾之章如雪片般飞至，造成内阁与部臣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一次，王锡爵对顾宪成抱怨：“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立即反唇相讥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后迫于公论，神宗不得不取消“三王并封”。
万历二十一年（1593）秋，皇太后生辰，神宗接受群臣朝贺后，独召王锡爵于暖阁，王锡爵再次力请早定国本。神宗说：“中宫有出，奈何？”锡爵言道：“此说在十年前犹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况自古至今，岂有子弟十三岁犹不读书者。”神宗听了很感动。万历二十二年（1594）神宗终于下诏，请皇长子出阁读书。礼节依太子出阁的旧制，举朝上下一片欣慰。
王锡爵在任首辅期间，曾奏准停止江南织造和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库钱粮赈济河南饥民，神宗全都照准。他还解救过李沂，力争不宜用廷杖。以上都受到大家一致称赞。但在考察在京官
员时，考功郎中赵南星因秉公罢黜了一些不合格的官员，这其中有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也有王锡爵的旧属，于是内阁与部臣的关系再起冲突，结果神宗下旨将赵南星先是降三级，调外任用，后竟革职为民。连一大批为他上章呼冤的大臣也都受到贬谪。朝臣们自然把这些都算在首辅王锡爵的身上，认为是他一手操纵的，因此对他十分愤恨。王锡爵多次上书申辩无效，遂连上八疏辞去了相职，回乡养老。七年后，皇太子册立东宫，神宗特遣官赐敕存问，言：“册立朕志久定，但因激阻，故从延缓。知卿忠言至计，尚郁于怀，今已册立、冠婚并举，念卿家居，系心良切，特谕知之。”
万历三十五年（1607），廷推内阁大臣时，神宗虽然任用了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但仍惦念王锡爵，特加少保衔，遣官召他赴任。王锡爵三次婉辞不就，神宗坚持任用。当时言官们的势力很强，每日奏章不断，王锡爵遂进密帖给神宗，让神宗“于章奏一概留中，特鄙夷之如禽鸟之音。”言官们听说后，引起公愤。纷纷上章弹劾，将此前旧账又都搬出。王锡爵本不准备就职，于是更加决心杜门养老。神宗虽然越加眷顾，王锡爵就是执意不出。三年后，病逝于家，享年77岁。朝廷赠他太保衔，赐谥号文肃。
王锡爵当宰相能以大局为重，勤政廉洁，敢于建言，勇于直谏。当年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到朝即提出“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6项建议。这些都是与关朝政的大事，都堪称是当务之急的大事，因此全为皇帝所采纳，并受到褒扬。他过于清介耿直，因而没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明史》概括王锡爵的性格特点，用了4个字“性刚负气”。性格刚直，应该说是一个人的优秀品德，难能可贵；但是，负气就有感情用事的成分，特别是作为朝廷大臣应该考虑到方方面面，决不能感情用事。
王锡爵博学多识，著作有《王文肃集》53卷，附录2卷，《文肃奏草》23卷。王家喜藏书，家有“赐书堂”，收藏书籍、书画甚富。王锡爵笔法秀颖，依稀有翡翠兰苕状，著名的书法家董其昌称他“深于书。书尤深于唐碑。晚年犹悬碑刻满四壁，特不欲以书名耳。小楷清整秀劲，大可径寸者尤骨重脉和，特写合作。
王锡爵独子王衡也是榜眼，人称“父子榜眼”“一门三榜眼”。 王衡早逝，留下独子王时敏。王时敏自幼由祖父抚养，祖孙感情甚笃，直到弱冠之年成婚，才离开祖父独居。王时敏（1592—1680），初名赞虞，字逊之，号烟客，自号偶谐道人，晚号西庐老人等，崇桢初以荫官太常寺卿，故被称为“王奉常”。擅山水，专师黄公望，笔墨含蓄，苍润松秀，浑厚清逸，然构图较少变化。其画在清代影响极大，王翚、吴历及其孙王原祁均得其亲授。王时敏开创了山水画的“娄东派”，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并称四王，外加恽寿平、吴历合称“清六家”，被时人誉为“国朝画苑领袖”，是享誉海内外的“四王画”领衔人物，占画坛正统地位近三百年。
王时敏少时即聪慧伶俐，《国朝画征录》中就有记载：“姿性颖异，淹雅博物，工诗文，善书法，尤长于八分，而于画有特惠。”于是其祖父就嘱托董其昌来指导王时敏。在董其昌的指导下，他少年就开始从摹古入手，深究传统画法，对黄公望山水，刻意追摹。由于家里古书、名画收藏丰富，且大都是名迹，像当时很少传世的李成的画他都能够见到，这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曾在《西庐画跋》中赞赏王（辉）是：“笔墨神韵，一一寻真，且仿某家则全是某家，不染一他笔，使非题款，虽善鉴者不能辨”，即“摹古逼真便是佳”。每遇名迹，不惜多金购之。如李营丘《山阴泛雪图》，费至二十镒。“每得一秘轴，闭阁沉思，瞪目不语，遇有赏会，则绕床大叫，拊掌跳跃，不自知其酣狂也。尝择古迹之法备气至者二十四幅为缩本，装成巨册，载在行笥，出入与俱，以时模楷。”
根据当时规定，由于祖先功劳显赫，子孙可不经科考而继承之，王时敏在24岁时就出任尚宝丞，就是管理皇帝玺印的官），后又升太常寺少卿（掌宗庙祭祀礼乐），仍兼管尚宝司事。曾奉命至山东、湖广、江西、福建一带巡视封藩，有机会游览名山大川，观赏各地名画真迹。由于他淡于仕途，更喜笔墨，因此于崇祯五年（1632）称病辞官，隐居西田别墅，潜心绘画研究与创作。十二年后，明朝被起义军推翻。后，清军入关，王时敏归顺，保住性命，继续归隐山林，潜心习画，且着力培养子孙辈之学业。其膝下九子，多在清廷为官，八子王掞（颛庵）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直经筵，典会试。孙王原祁康熙九年成进士后，深得康熙喜爱，入值南书房，充《佩文斋书画谱》总裁，主持绘制《万寿盛典图》。康熙十九年（1680）王时敏卒于家中，时年89岁。
王时敏生有九子，个个都参加过科举，考中进士。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第八子王掞，清代官至大学士，因此人称“祖孙宰相”、“两世鼎甲”。锡爵子王衡和孙王时敏又荫赠一品，因此，又称为“四代一品”。王掞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是以太子老师的身份与康熙老臣的身份频频亮相荧屏。
王时敏的孙辈中最著名的当属次子王揆之子王原祁。王原祁因画艺著称于世，受到康熙皇帝的青睐，与王时敏、王鉴、王翚合称“四王”，其画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锡爵的后代在太仓世代居住，其家族的影响力经久不衰。
王时敏在董其昌的指导下，自幼走上了摹古的道路，并且在日后的不断积累研习中，渐渐形成了他思想理论上的原则，即“摹古是绘画的最高原则”。他力追古法，刻意师古，作画无一不得古人精髓。王时敏师古人画，形体、样式甚似，但与古人的意境就不一样了，这主要是源于他们精神气质迥异。王时敏师古人笔法时，更严谨、更认真、更规矩，相对来说作的画也就刻板了一些，但是也有他的匠心之所在。王时敏将清初山水画的临古之风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山水》扇面虽是临古之作，但又能集众家所长，浑然一体，画得很有味道。
王时敏的作品大多面目相近，较少新意，他曾自白道：“迩来画道衰，古法渐湮，人多自出新意，谬种流传，遂至邪诡不可救挽。”可见他竭力主张恢复古法，反对自出新意而不改初终。王时敏早年多临摹古画，均按宋元古画原迹临写而成，笔墨精细淡雅，已见临摹功力。他早、中期的画，风格比较工细清秀，如37岁作的《云壑烟滩图轴》，现存上海博物馆，干笔湿笔互用，兼施以醇厚的墨色，用黄公望而杂以高克恭皴笔，具有苍浑而秀嫩的韵味。42岁时的《长白山图卷》，则用笔细润，墨色清淡，意境疏简，更多董其昌笔韵。至晚年，以黄公望为宗，兼取董、巨和王蒙诸家，更多苍劲浑厚之趣。如72岁的《落木寒泉图》，75岁的《仙山楼阁轴》，84岁的《山水轴》，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峰峦数叠，树丛浓郁，勾线空灵，苔点细密，皴笔干湿浓淡相间，皴擦点染兼用，形成苍老而又清润的艺术特色。
王时敏的传世作品有《仿山樵山水图》、《层峦叠嶂图》、《秋山图》、《雅宜山斋图》等，并著有《西田集》、《疑年录汇编》、《西庐诗草》等。王时敏兼工隶书，榜书亦负盛名。清朝王时敏的出现，为“娄东画派”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成功开创了“娄东画派”。王时敏的作品在立意、布局、运笔、色彩、线条等方面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中国画海中是一朵瑰丽的奇葩，永不凋谢。同时以他为首的娄东画派声势浩大、左右艺林，在整个清朝画坛占有统治地位，影响深远，为后人宗仰。后人把他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合称为“四王”；再加吴历、恽寿平，亦称“清六家”。前人以地域划分，把“四王”中的太仓人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及其传人称为“娄东派”。
王时敏的山水画多是仿古之作-学倪云林，学黄子久，学董源，亦学董其昌。他一生以临元画为主，并得董其昌亲自指点，受董影响极深。其临古水平之高，令人生叹。暂且不论他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的地位如何，单其“一意摹古，反对创新”的思想就对后来中国画的发展“影响深远”。
（内容主要来自网络，段落上有较大改动。谨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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