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披露建立特务组织的初衷。
一、蒋介石为何要建立特务组织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与其早期经历与性格有关。蒋早年家境一度不错，但因丧父而迅速中落，又受乡吏欺侮，体验了世态炎凉。这形成了他复杂的性格：固执、倔强、多疑与以自我为中心。他年轻时留学日本，接受过粗浅的军国主义教育，与陈其美交谊，这些经历铸成了他蛮干、注重情报搜集和效忠个人的特殊心态，这是他组织特工机构的思想根源。辛亥革命后，蒋介石在上海暗杀了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并未留下把柄，这次成功的经历让其过了把「特工瘾」。
然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崛起后的头几年，并未立即着手建立特务组织，他在１９３２年才付诸行动，与当时的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处境及国内外形势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的权力始终受到了来自党内反蒋派系的挑战，１９３１年蒋遭胡汉民、汪精卫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的联合逼迫，被迫下野。这次下野经历使他对各级党部的组织能力、干部对其个人的忠诚均怀疑虑。痛定思痛，如何在党内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核心组织，成为了摆在蒋介石面前的课题。恰在此时，后来成为复兴社核物的刘健群、康泽等向蒋介石建言，主张在保留国民党旧躯壳的前提下，重建一个新的政党形态的秘密组织。
刘健群在《贡献一点整理本党的意见》中提到，当前的国民党「不仅与民众相脱离，党与党员亦日趋隔膜。党的领袖与党员的关系只有互相利用，党的领袖根本看不清谁是忠实的党员。」刘健群向蒋提出，要在国民党内另建一种新的组织，「以充的内容，建造党的灵魂。」康泽则在研究了苏联的「格伯乌」（即克格勃）的结构后，非常推崇这种「挑选最忠实的党员来参加工作的，它和党有密切的联系」的组织，他向蒋介石建议「我们需要一个意义更广泛足资号召的组织，『格伯乌』只能是当中的一部分。」
蒋介石对刘健群和康泽的建议持十分肯定态度，鼓励他们放手去实行。１９３２年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他的日记中不时有相应的记载，而此前的日记中并无太多关于特务组织的内容。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在当时有两个最直接的需要：
一是推行「攘外安内」政策。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建立特务组织，就是要推行这一政策。蒋介石认为，国内反对其「攘外安内」政策的人颇多，不能集中意志与力量以完成统一国家与对日作战的准备。他在对励志社的演讲中强调要「攘外安内」，为秘密组织制订的誓言中，也有「抗日除奸，为党牺牲」等语：
下午，与妻回陵园居住。往励志社与各同志会晤，自觉忍痛不堪也。余对大局贡献以外交问题非先统一国内不可。（《日记》，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２日）晚，与贺（衷寒）、康（泽）等生谈组织事，必欲组织一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控置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如仅普通组织，则必腐化消灭也。乃得数语，曰「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愿受极刑。（《日记》，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１日）
康泽回忆说，１９３２年３月下旬，蒋介石召集他们开会时说：「现在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剿匪，我们以『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为我们的方针，历史上无有不是『内安』才能『攘外』的。我们决定这样做，并且也就这样宣传。」
二是要剪除党内政敌。蒋介石复职后，对党内的反对派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他日记中多次将政敌称之为「反动派」：下午与（宋）子文、（汪）精卫谈话，汪有以允许其他政党存在之意，余谓此事非开全国代表大会不能解决。余决力争，不顾反动派之反对也。（《日记》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８日）
在蒋介石看来，对党内的反动派，必须加以监视、制裁，以致消灭。他在日记中明确表示要利用侦探特工组织剪除政敌、加强个人权力：
组织政党彻底革命，必先组织侦探队，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动，监督党员腐化，宣传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此侦探队之任务。而侦探队之训练与组织指挥运用则须另订也。（《日记》，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７日）
蒋介石建立特务组织，还与当时流行的「德国模式」与法西斯主义有关。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其短期内迅速崛起，再度成为世界强国，这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蒋介石对德国经验相当有兴趣，他采用「亲德」政策，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对军队进行整训，自己也时常听取顾问的各种建议。或许是受德国顾问的影响，１９３２年初他一直在读《俾斯麦传》，在１９３２年３月３日、５日、７日、９日、１５日、１８日、３０日及５月４日的日记中，都有读《俾斯麦传》的记载，如「下午，来汤山休息，看《俾斯麦传》，视察学校。」（《日记》，１９３２年３月７日）「上午，批阅，会客，看《俾斯麦传》，到参部传见部员。」（《日记》，１９３２年５月４日）。该书对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渲染及对普鲁士精神的颂扬，深入蒋氏心中，对其思想不无影响。从日记看，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有所研究，内心钦佩。蒋希望的是建立秘密的、效忠个人、听命于自己的组织。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革命军人同志会开成立大会，结论以「亲爱精诚」之外，加以「礼义廉耻」四字，方足以医今日青年之病也。而「铁血」二字，尤未提出。（《日记》，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６日）
二、蒋介石支持力行社成立
为了解现代特务组织的特性，蒋介石身体力行，认真研读情报学的理论书籍，与陈立夫等人研讨，每有心得，便随笔记录：上午，看情报书，会客。（《日记》，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２日）
上午，看情报。情报之学，一言以蔽之，曰利用对象中之现象之现象而已……此时插人于目的敌中，乃为唯一之要件。志之。晚，与（陈）立夫谈情报事。（《日记》，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４日）
五时起床，看情报学。下午，与（宋）子文谈话，会客，看情报学完。修正讲演稿。（《日记》，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５日）
蒋介石后来支持戴笠等人改善电讯设备、鼓励特务活动注入警察系统、开办政训班等，都与他的情报素养有关。
蒋日记中反映出，他直接推动了复兴社特务组织的建立，包括选拔干部、多次亲临训话、拨款资助等。蒋十分注重特务人才的选拔，在日记中常提到对一些「可造之才」的观察，甚至将特务人才作为其干部人选的主要来源，提出「选人以情报班、军校侍卫宪警为基。」（《日记》，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８日）他在１９３２年日记中提到的复兴社骨干，包括刘健群、李士珍、邓文仪、贺衷寒、康泽、郑介民、滕杰、戴笠、乔干梁、蒋坚忍等，这些人日后都是国民党特工的要角。他对刘健君的评价是「有见解之青年」，对李士珍的评价是「可造之才」。读过蒋日记的人都对其论人之苛有深刻印象，他对刘、李的评价之高，实属难得。这与刘健群等对他个人的极度忠诚有关。
在力行社成立前后，蒋介石不断地对其干部及成员训话，听取工作报告，督促其组织的发展：「下午，与力行社干事谈话。」（《日记》，１９３２年３月８日）「晚，与力行社干部谈话。」（《日记》，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１日）「问康泽与（刘）健群谈话情形，转约郑校教官，戴约何浩若谈话，约徐谟谈话。求人不得，只有建立团体，集中建立团体，集贤聚才以代之。」（《日记》，１９３２年４月８日）力行社成立时，蒋亲自出席，并「训话一时余。」（《日记》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９日）
有个细节可以证明蒋介石对力行社工作的格外重视，蒋的作息时间较刻板，通常晚１１时前后睡觉，但他有几次对力行社干部的训话，持续到了午夜１２时，有几天日记中记道：「晚，宴客，对力行社听取报告，训话，至十二时。」（《日记》，１９３２年４月９日）「晚，力行社干事来会议，至十二时完。」（《日记》，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５日）
特务组织与工作的发展，直接影响到蒋情绪的起伏，日记中有：「与力行社谈话，组织无甚进步也。」（《日记》，１９３２年４月４日）「与康泽、戴笠谈话，……各地特务组织亦有研究，较有进步也。」（《日记》，１９３２年４月９日）「与训练班讲话，情报人员与组织无甚进步，焦急之至也。但自嫌无进步，而实或有进步也。」（《日记》，１９３２年４月２６日）
据力行社成员回忆，其总会的全部经费除所收会社员的会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的特别费项下拨给，特务处的特务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之内，而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其经费总额，据说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１０倍以上。这在蒋介石日记中得到了印证，他在４月１３日中就记了「发力行社经费。」
蒋介石还十分注重特务组织的扩大。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后不久，就取得了杭州警官学校训练特务化警官的权力，蒋介石提出要「组织杭州警察班」。（《日记》，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４日），并在１９３２年６月派戴笠为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戴笠以「培训警官」为名，将该校作为培养特务的摇篮，开设了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讯班，使之成为特务系统最早的培训基地，在「军统」特务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与蒋介石的鼓励与支持是分不开的。国民党军队中的特务系统也由蒋一手打造，他提出亲自确定，「军队党务特派员之人选与组织，在高级班与力行社中挑选之。特务组织以徐恩曾、陈希曾、戴笠、郑介民、竺鸣涛为干部，蔡动军亦可入选。」（《日记》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３日）蒋介石一度考虑将特务训练扩大到全社会的层面上，在日记中异想天开地写道，要「对军队以政治训练，对社会以特务训练」。（《日记》，１９３２年４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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