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江西瓦屑坝移民。

嘉壹书斋

　　在家谱卷一总系中明确记载了寿一公原贯江西饶州府鄱阳县瓦屑坝，如今饶州府名和鄱阳县名均不存在，瓦屑坝究在何方？问了很多长者均不甚了了，安庆很多姓的宗谱也都记载着本族来自江西瓦屑坝，也无人知道瓦屑坝何在？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安庆日报•下午版》有一篇《瓦屑坝─安庆人的根》的文章，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所撰，文章指出元代江西饶州路约相当於今日之波阳、余干、万年、乐平、德兴、景德镇、浮梁等市县，属江浙行省。鄱阳县就是现在的波阳县，那里有一个叫瓦燮土令 的地方，那就是瓦屑坝。５月１０日署名共水的作者也在该报发表了实地考察文章――《走近瓦屑坝》。文章说：当地方叫“瓦屑朗”。并附了一张妇女在坝底拾瓦砾的照片，一张几人合抱粗的老樟树的照片，他分析说该处可能就是当年人们离开这里的码头。葛先生写道，自元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彭莹、邹普胜、徐寿辉在湖北蕲州、黄州一带起义，徐寿辉及其部将赵普胜与陈友谅多次率兵沿江而下攻安庆及周围各县。朱元璋与陈友谅和赵普胜又多次大战于鄱阳湖、安庆、池州一带，直到至正二十四年朱灭陈后安庆才恢复安宁，战乱长达十三年之久，其毁灭性的破坏可想而知，人口必然锐减，土地大片荒芜，江西饶州一带受战乱较少，人多地少，明初朝廷鼓励向江淮及其他人口稀少地区移民。我寿三公房的老谱就记载着是在徐寿辉沿江东下时来皖定居。葛先生对安庆各县３６种宗谱的统计，迁自瓦屑坝者有１８姓占５０％，又据《宿松县志》记载全县２５６个姓氏，除去迁入时间和原籍不详者外有２１３个氏族，内有１８２族是元末明初迁来，其中就有１４３族来自瓦屑坝，占总数的８８％。当时安庆府的人口约４２万，他推算有２８万为江西移民，２０万来自饶州，其中有１０万来自瓦屑坝。这些意见不无道理。２０００年７月５日请福润和祚林两位理事前往考察，终于在该县莲湖乡高桥村（距瓦屑坝十华里）找到了宗亲，会见到了泰白公１１５世孙吴美骥、吴飞鸿兄弟，受到热情款侍，亲热异常。他们和我们共６３世祖泉公，我们是大房王全 公，他们是二房瑶公，在本村住有２０００多人，是９７世祖至远公从该县之北靠长江的谢家滩迁去的，每年正月他们还将各自的人丁情况写成谱稿送到谢家滩汇篇，年年不断，他们的宗谱在９７世之前只载直系，不载旁系，查不到我们的资料，不过他们的９０世祖也叫寿一公，一字不讹。据称该县吴姓人集居最多的是在油墩街。受经费限，这两处未去拜访。（九月介生、福海自费走访了谢家滩）。
　　他们到波阳县地方志办公室和鄱阳湖西的永修县地方志办公室得到志书和县情汇要，访问了吴城，从而知道县治所在的镇仍名鄱阳，历史上是路、府、州治的所在地，秦名番县，西汉名番阳县，从东汉起一直到１９５６年均名鄱阳县，１９５７年改名波阳隶上饶地区。按该县地图测算距景德镇仅６０多公里，至长江的直线距离也只有７０余公里，距安庆约１２０公里的公路，该村原为古代遗留下来无数陶片堆积而成迤逦２０余华里的一条瓦砾坝。几百年来，斗转星移，瓦砾大部已被“湮没“，少数地段的瓦砾裸露在外。
　　先祖芮公秦末在此任县令，那时叫番县，公为政深得民心，百姓尊为“番君”，秦末农民起义，公率民起兵响应，与项羽等入关破秦，立下汗马功劳，项羽封公为衡山王。汉统一天下，分封功臣，刘邦封他为长沙王，芮公家族５人封王,9人封侯。据我至德堂宗谱记载芮公的墓在骛源西北百里，乐平志云墓在骛源游汀乡４７都东北方之间，这里与乐平县为粦吴姓多是芮公后代。该县县城曾有番君庙，专门纪念芮公政绩，几毁几建，现仅存番君碑文于江西省博物馆，县城东湖原名督军湖，芮公任番阳县令时建有督军台，在此督练水军，１９９４年县政府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前述谢家滩有“古城址”原名“故县渡”为汉县治所在地，汉初芮公建给其婿英布所居地。
　　与波阳一湖之隔的永修县，有一个叫艾城的地方，周围有磨剑池、卓剑泉、炭妇港、七靖井、八蛇泮、蛇骨洲水、蛇子巷等多处名胜，都是许旌阳留下的故事，这人便是先祖猛公的大徒弟。
　　综上所述我寿一大约在１３３６年前后由江西波阳谢家滩或油墩街迁来，从瓦屑坝登船起航来怀宁县，寿一公在石镜乡定居，寿二公居桐城，寿三公居太湖。以后逐步迁移各县，以至全国各地。现在寿一公后裔（崇让堂载入宗谱人数已达五万六千多人，至德堂一万三千余人）大多数在怀宁县石镜乡之吴楼、后冲、梅塘、吴老屋、李坂（吴氏宗祠遗址）、吴冲、银岭、绿水园，茶岭镇之鸡留、范塘，公岭乡之双塘、三甲铺，枫岭乡之吴楼、林闸，三桥乡之龙门，小市乡之杨旗、尚思、毛安；潜山县之青楼乡；岳西县之前河乡；望江县之莲洲乡；安庆铜矿；安庆市十里铺、肖坑、吴咀、刘纪、太平圩、开发区、市区；贵池县牌楼镇之佳山村等。寿三公后裔多数在怀宁县天津潭，一部分在太湖县刘羊乡之东风村，黄岗乡之荞麦寨。崇让堂后裔在清代康、雍、乾时期，以及咸丰、同治时期大批迁往陕西、河南、浙江、以及贵州、四川、皖南各县。
　　瓦屑坝本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渡口，是明初移民的集散中心，政府官兵将被安排移民的对象聚集到瓦屑坝，然后上船遣送到安庆府等目的地。因年代久远，移民后代随着传说的递减，逐渐淡忘了具体祖居地，将记忆的思路定格于“瓦屑坝”，似乎“瓦屑坝”成了原居地，这是一种思乡情结的归宿，就像华东等省区只记得“大槐树”一样。实际上瓦屑坝移民原居地分布在江西饶州、九江两府各县。
　　瓦屑坝移民迁徙的目的地主要是安庆府及其周边地区。据《中国移民史》第一卷记载：“1389年，明洪武二十二年：至此时，迁入安庆府的江西饶州、九江等府籍移民约为27万……”。这次移民中，汪姓由于人口众多而扮演了重要角色。以至安庆地区现今的汪姓居民处于较多的数量，如桐城境内就有“九李十三汪”之称。
　　瓦屑坝移民迁徙原因有两种情况：
　　一是元末不堪受元人的虐待而被迫背井离乡迁到荒无人烟的安庆府。中国人是安居乐业的，但元末的强权政治迫使当时许多老百姓无法忍受其屈辱，只好携儿带女另徙他乡。《梅城汪氏宗谱》记载：全一公因元末战乱携子迁桐，大明定鼎，全一公复迁回江西，其子留居桐西梅城寺保（今属新渡镇桐圩村）。据老者口传，元朝末期，统治者面对汉民族的不断反抗，为了加强对汉族的统治，为了有效阻止百姓逃跑，他们分派士兵驻入百姓家，百姓喊这些士兵为“鞑子”。规定每个“鞑子”管理五户汉人，五户供养一个“鞑子”，这一管理模式迫使汉人失去反抗能力，士兵们晚上驻兵营，白天分散管理五户，那时人民没有一点自由，说话受到禁锢，行动受到监视，交往受到阻挠。凡可作武器者，诸如锄头、“排刀”（菜刀）、锅铲、火钳等交由鞑子掌管，需要时经同意后发放，做饭前逐户领取排刀”（菜刀）、锅铲、火钳，饭后再收回。晚上不许点灯。鞑子可在所辖五户中轮流吃住，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尤为汉人所耻言者，凡新妇新婚之夜必由鞑子陪睡，平时鞑子可随意挑选民妇陪睡，民户生的孩子必须喊鞑子为“鞑鞑”，后演变为称父亲为“大大”，这一带有耻辱性的称呼竟延续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我听过不少小伙伴就是这样称呼其父亲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终于有人想出了主意，鄱阳湖一带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元斗争。
元末某年八月中秋，江西九江、饶州等府百姓象往年一样，亲友间互送月饼，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月饼馅里都夹有一张小纸条，条子上写着“杀了鞑子好过年”的话，并相约腊月三十晚上一齐动手杀鞑子。
　　那年年夜，江西鄱阳湖周边，男女老少齐动手，五家联合动杀机。盘踞在饶州、九江等府县的元朝统治者，一夜之间被杀了个精光。这就是瓦屑移民后代所津津乐道的“杀了鞑子好过年”的故事。杀了鞑子，个个心情舒畅，人人喜笑颜开。新年初一，邻里互相拜访、探望，看是否杀了鞑子，或交流杀鞑子的情节、紧张的心理。
　　这场斗争，无疑是江西九江、饶州等府的人民取得了胜利，随之，元朝的统治也宣告结束。这个故事是安庆府移民家喻户晓的故事，因为这是他们始祖在江西的最后一件辉煌。
　　可惜好景不长，数年后，鄱阳湖东的大量百姓被新建立的大明王朝强行迁至安庆府等地，但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因此演变成了一个习俗：每年正月初一，邻里互相串门，互相问好，畅谈前一年的收获，交流本年度的设想，互相祝愿今年更比去年好。桐城有一个歌谣：初一不出门，初二拜新灵，初三拜母舅，初四拜丈人。这只能代表桐城境内挂车河以北地区的习俗，是皖北习俗的延伸。以南地区的习俗是：初一串邻居，有丧拜新灵，初二拜母舅，初三拜丈人。这一习俗桐西南及安庆市辖其他数县都是这样。
　　第二情况即为明初的强制移民。属这种原因遗民的规模比第一种大得多。元朝灭亡，新建的大明王朝，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实行了全国范围的移民政策，如山西洪洞移民，北平枣强移民，还有南昌筷子巷、朱市巷移民，江西瓦屑坝移民只是其中之一处。明初的移民的政策是相同的，其强制性与洪洞移民大同小异，从以下几点可以看出。
　　1、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据老人说，这一绑居然还绑出习惯来了，安庆府的百姓无事时都喜欢倒背着双手，交于背后。当然也有据说是洪洞移民专利的“解手”一词。
　　2、迁至安庆府后，兄弟不得居于一处。如通过查阅桐城境内《三安汪氏宗谱》、《云天汪氏宗谱》、《倒流河、觉林寺汪氏宗谱》等得知，桐城境内从鄱阳迁来的几支近房兄弟，都不是住在一起的。苍龙、乌龙兄弟，一居白兔湖边的将军庙，一居枞阳（原属桐城）境内陈家洲的六百丈；庙荣、庙龙兄弟，兄居双港镇上坂村，弟居青草镇三畈村；
　　3、迁至安庆后不得再回原籍。从两件事可以看到：一是安庆府移民没有与江西再有任何联系，老家具体居何乡都不知道，只知道瓦屑坝，就像洪洞移民只知道“大槐树”一样。二是从安庆地区独特的厝柩习俗可知。人们迁到安庆府后，期待着机会再迁回江西，人死后不愿埋入土中，只停柩于地面，等待回迁时方便，但年复一年，天长地久，人们觉得无回迁希望后，只得再埋入土中，但还对回迁抱有幻想，浅埋委棺，可见民心所向是迁回江西的，只有政府长时间实行高压政策，才保证了移民定居安庆。移民的思乡情结因此形成了安庆府独特的埋葬“两步法”。
　　4、瓦屑坝移民与江西原籍无任何联系。与历史上其他移民不同的是，瓦屑坝移民同洪洞移民一样不再与江西原籍有任何联系，如乾隆年间迁至陕南的安庆移民，大都与安庆原籍还保持着联系。他们没有迁回老家的原因除了移民们在此治家立业后不便回迁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禁止回迁。
　　据考证，瓦屑坝今在波阳县西南十余里莲子湖西，据该村《朱氏宗谱》等记载，瓦屑坝已变为“瓦燮?”。
　　瓦屑坝，族谱中有“江西瓦屑坝”、“鄱阳瓦屑坝”、“鄱阳桃花渡瓦屑坝”、“瓦屑坝叶家村金鸡岭”等不同的写法，肯定在鄱阳(今作波阳)县。但岁月流逝，瓦屑坝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今的波阳县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这个地名了。
　　我们把目光注视到今波阳县城西面一个叫“瓦燮”的村庄，果然在该村现存的《朱氏族谱》和《何氏族谱》中明确记载着“瓦燮”就是“瓦屑”的雅称。而"的本意是小土沟的底，与"坝"的含义正好相反。“瓦燮”就是元末明初的"瓦屑坝"。
　　瓦燮今属莲湖乡，离波阳县城鄱阳镇(即当年饶州府治)不过一二十里，处于鄱江三角洲，离鄱阳湖的汊湖大莲子湖不过十来里，周围湖泊密布，水路通畅。根据历史地理学家的研究，在宋代鄱阳县城已逼近鄱阳湖，而鄱阳湖的南部在元明时期正经历一个扩展期，到清代才逐渐因泥沙淤积而有所缩小。所以可以断定，当年的瓦屑坝是一个濒临鄱阳湖、*近鄱江的聚落和水运码头。瓦屑坝的“坝”应该是鄱阳湖边的一条坝，真正起着护岸作用的坝，聚落因坝而得名。时过境迁，由于泥沙淤积，鄱阳湖逐渐远离瓦屑坝，坝因不再有存在的意义而湮没，瓦屑坝这个聚落名称也被改称为瓦屑(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濒湖县中已找不到带"坝"字的地名，说明防止陆地陷湖和湖水的漫溢冲蚀早已成为历史。今天波阳县中带" "的地名不止一个，还有 口镇、 口曹家、南湖 等，所以瓦屑坝之改称为瓦屑 ，也不是偶然的。
　　遥想当年，饶州府属各县的外迁人口沿昌江、乐安河(婺水)及其众多的支流顺流而下，出饶州府城后，在鄱阳湖边的瓦屑坝集中，然后登舟北上。到达湖口后，多数人就近在安庆府属各县定居，少数人或溯长江而上，迁入湖广 (今湖北省)，或顺长江而下，迁往安徽及其他省份。迁入安庆府的20万饶州移民多数是从瓦屑坝出发的，加上迁往安徽其他地区和湖广的移民，二三十年间瓦屑坝至少输出了30万饶州人。
　　虽然瓦屑坝只是一个移民的集散地，对绝大多数移民来说，还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但当年的移民多数没有文化、没有资产，更不可能有文字记录，当他们历尽艰辛在他乡定居后，留给后代的记忆只是他们的出发地-- 瓦屑坝。有些人甚至没有来得及给子孙留下任何故乡的信息，他们的后裔就与周围的移民后裔一样，以瓦屑坝为故乡了。
　　鄱阳瓦屑坝，已是安庆地区和其他地区饶州移民后裔一致认同的根。
　　安庆很多姓的宗谱也都记载着本族来自江西瓦屑坝，也无人知道瓦屑坝何在？2000年3月1日《安庆日报？下午版》有一篇《瓦屑坝—安庆人的根》的文章，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所撰，文章指出元代江西饶州路约相当于今日之波阳、余干、万年、乐平、德兴、景德镇、浮梁等市县，属江浙行省。鄱阳县就是现在的波阳县，那里有一个叫瓦燮土令的地方，那就是瓦屑坝。5月10日署名共水的作者也在该报发表了实地考察文章――《走近瓦屑坝》。文章说：当地方叫“瓦屑朗”。并附了一张妇女在坝底拾瓦砾的照片，一张几人合抱粗的老樟树的照片，他分析说该处可能就是当年人们离开这里的码头。葛先生写道，自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彭莹、邹普胜、徐寿辉在湖北蕲州、黄州一带起义，徐寿辉及其部将赵普胜与陈友谅多次率兵沿江而下攻安庆及周围各县。朱元璋与陈友谅和赵普胜又多次大战于鄱阳湖、安庆、池州一带，直到至正二十四年朱灭陈后安庆才恢复安宁，战乱长达十三年之久，其毁灭性的破坏可想而知，人口必然锐减，土地大片荒芜，江西饶州一带受战乱较少，人多地少，明初朝廷鼓励向江淮及其他人口稀少地区移民。葛先生对安庆各县36种宗谱的统计，迁自瓦屑坝者有18姓占50％，又据《宿松县志》记载全县256个姓氏，除去迁入时间和原籍不详者外有213个氏族，内有182族是元末明初迁来，其中就有143族来自瓦屑坝，占总数的88％。当时安庆府的人口约42 万，他推算有28万为江西移民，20万来自饶州，其中有10万来自瓦屑坝。而这些也只是保守估计，实际上迁入江西移民可能更多．
　　江淮大地处于中国南北相交之地，在分裂时期往往沦为战场。1127年金灭北宋后，江淮之间既是金军南侵的必经之地，又是*近宋金对峙的前沿，原有人口或随南迁洪流而走，或在战乱中死亡，留下的人数有限，新迁入的更少。安庆府所属的淮南西路，在整个南宋都是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以至在元朝数十年间也没有恢复元气。
　　元朝末年，江淮和长江中游反元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安庆一带战略地位重要，是不同的起义军和元军争夺的焦点，残酷的争夺战持续多年。元至正十一年 (1351)八月，彭莹玉、邹普胜、徐寿辉等在湖北蕲州、黄州一带起义，次年徐寿辉就率部沿江而下，围安庆城，攻下周围各县，并继续东下。十一月，徐寿辉大举攻安庆城，无功而返。至正十五年，徐寿辉势力复振，攻占湖北沿江府县，安庆府又受战祸波及。次年，余阙被元朝任命为江淮行省参政，驻守安庆，徐寿辉部将赵普胜攻安庆失利。至正十七年，朱元璋部四出扩展，击败赵普胜和元军，占据江南的池州(今贵池地区)，逼近安庆。陈友谅与赵普胜率军包围安庆。至正十八年，陈、赵军攻克安庆，余阙自杀。四月，赵普胜夺取朱元璋占据的池州府。至正十九年，朱元璋军西进，与陈友谅军激战，四月收复池州，九月破潜山，十月攻安庆不克。二十年，陈友谅杀徐寿辉后称汉帝，率水军东下攻朱元璋的基地建康(今南京)，大败而归，朱元璋军乘势攻下安庆。二十一年七月，陈友谅将张定边攻陷安庆。八月，朱元璋亲率徐达、常遇春西征，收复安庆。但江西、湖北大多还是陈友谅属地，安庆以北也非朱元璋所有，安庆一带并未脱离战祸，直到至正二十四年 (1364)朱元璋彻底消灭陈友谅余部后才恢复安宁。
　　十几年间，安庆多次易帜，在旧政权维持无望、新政权统一尚未来临之时，争夺的各方都不会顾及百姓的生命财产和地方的长远利益，残酷的报复和仇杀、毁灭性的破坏和掠夺在所难免，安庆及府属各县遭受的浩劫可想而知。到朱元璋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时，安庆府留下的人口已少得可怜，大片土地只能任其荒芜。
　　相比之下，相距仅数百里的江西饶州路(约相当今波阳、余干、万年、乐平、德兴、景德镇、浮梁等市县，元属江浙行省)较少受战乱影响，依然地少人多。明初政府鼓励向江淮和其他人口稀少地区移民，外来移民开垦的土地不仅能合法登记为私有财产，还能在一定期限内享受赋税优惠。饶州路的大量无地贫民纷纷北迁，当到达安庆府属各县后，大片宜垦荒地和与家乡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很快就吸引他们就地定居。消息传到故乡，又促使更多的饶州人加入了移民的行列。江西其他地区渡江北迁的移民，也被安庆地区的条件所吸引而就近定居。
　　有关明初江西移民迁入安庆和定居的史实，在官方的史书中几乎没有什么记载，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安庆与饶州相距不远，一旦在人口和土地比例上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就必然会出现自发的人口迁移，政府的优惠政策对抚州人已经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根本不需要再采取什么特殊政策，更不必加以强制。第二，与明初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相比，从饶州迁往安庆，无论从距离还是数量来说，都算不上重大或突出。
　　但在当地，在移民家族和后裔的心目中，这次迁移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大事。正因为如此，在地方志和族谱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不少证据。
　　清康熙年间官居大学士的张英，是桐城人。他说:"吾桐(城)与潜(山)同郡而接壤，相距百里许。余之先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始祖为贵四公。潜亦同时同地并来鄱阳，始祖为贵七公，徙居于潜之青山焉。"(康熙《潜山县志》卷十四)清初宿松人朱书也说：“吾安庆，..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杜溪文集》卷三)
　　根据族谱记载所作的统计分析，证明张英和朱书的说法是可信的，张英的祖先张贵四、张贵七正是千千万万饶州移民中的成员。有人统计了桐城县的63种族谱，其中有20%的家族的始祖来自江西鄱阳瓦屑坝，其余也大多是在元末明初由江西迁来。而元末以前的家族只有两个--方氏和姚氏，分别在宋代和元中期迁入。我们对安徽省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庆市图书馆所藏36种族谱的统计结果是:迁自瓦屑坝和鄱阳县的家族有18个，占50%;迁自饶州和江西的合计有26 个，占72%。从迁入的时间看，除了迁入时间不详的4族和明以后迁入的3族外，在29族中有27族是元末明初迁入的，占93%。
　　宿松县的情况也是如此。民国《宿松县志》记载了该县256个氏族，除去迁入时间和原籍不详的外，尚有213族，其中182族是明中期以前迁入的。在这 182族中，迁自江西饶州的有82族，占总数的45%;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143族，占88%。在元末明初迁入的143族中，迁自江西的有116族，占 83%;其中有38族明确记载来自瓦屑坝，31族来自饶州或鄱阳县，其余来自九江、南昌、南康、吉安或"江西"、"江右"。
　　根据这样的推算，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安庆府的约42万人口中，大约有28万多江西移民，其中约20万来自饶州，迁自瓦屑坝的有10万人，占饶州籍移民的一半。6个世纪过去了，这10万瓦屑坝人的子孙已经植根在江淮大地，成为安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