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女性与蒙古族接受儒学。

嘉壹书斋

　　公元1218年，蒙古与高丽结盟，相约“两国永为兄弟”。从元世祖开始，元朝为控制和拉拢高丽，还与高丽联姻，将元王室的女儿嫁给高丽国王。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先后有大批高丽女子被进献到元朝宫廷，出现了使元朝后宫中的女性人口以高丽女性居多的一道独特风景，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宫廷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这些被进献到元朝宫廷的高丽女性被称为“高丽贡女”。元代高丽贡女制度延续时间达百年之久。以帝王为例，自元朝确立高丽贡女制度以来，先后有元仁宗以高丽忠宣王顺妃之女为皇后、泰定帝以高丽都元帅金之女为皇后、元顺帝以高丽总部散郎奇子之女奇氏为皇后，以及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娶高丽福安府院君权谦如之女、实逗太子娶万户林淑之女、栾栾太子娶金允臧之女等高层次的联姻。元朝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特别时期，道教史上有常春道人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故事。本文将从高丽女性婚配蒙古王公贵族的制度入手，探讨元朝如何从崇尚武力转变为尊崇儒学传统。
　　在蒙古族固有的原始思想观念中，是没有封建儒学观念的。在蒙古贵族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元朝最高统治者开始接受儒学思想，并逐步采用儒家治国之道。高丽贡女来自儒学观念比较深厚的高丽王朝，因此，他们在蒙古族接受儒学思想观念的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大批高丽贡女成为蒙古王公贵族的妻妾，对她们的丈夫，尤其是她们所生育的儿女带来了高丽文化的影响。元代蒙古皇室贵族的教育中，母亲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母亲深受子女的尊重，是蒙古族在草原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传统。因此，在元朝作为母亲的高丽贡女对子女的影响也就随之逐渐加大。其中，有不少高丽贡女出身名门，会读书识字，能歌善舞，擅长茶道、烹饪手艺。例如，《元史》中就记载了奇皇后完者忽都以茶道功夫侍候元顺帝的事情。
　　蒙古族食肉比例较大是其饮食文化中的特点之一，由于茶叶具有消化功能，所以，元朝宫廷饮茶的风尚颇流行。元顺帝非常喜欢饮茶，并在身边还专门安排了司茶女。奇皇后就是凭借其一手绝妙的茶道功夫和聪明伶俐的气质给元顺帝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而精通茶道又善解人意的高丽贡女奇皇后自然而然地深受元顺帝之喜爱了。
　　作为在元朝定居的高丽女性，奇皇后尊崇儒家文化，模范地遵守儒家传统道德规范，从而得到了蒙古族中的贵族官僚以及汉族士大夫的普遍认可。据史载，奇皇后无事则取女孝经、史书，以历代皇后之有贤行者为法。公元1340年（后至元六年），奇氏为元顺帝生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在中国古代，母以子为贵，她终于被立为第二皇后。由于正宫皇后伯颜忽都“性庄厚”，所以奇氏虽为第二皇后，实际上却拥有了皇后的地位与权力。奇皇后在元末政治舞台上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与她是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亲生母亲有着直接的关系。她的多数政治计划，都是由皇太子出面来完成的。爱猷识理达腊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奇皇后有着密切的联系。她坚持对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实行正规的儒学教育。在奇皇后的悉心教育下，爱猷识理达腊也尊重儒学传统，并以才艺著称于世。
　　元代是回回民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蒙古贵族西征的过程中，大批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居民东迁，到中国居住，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回回民族。回回人在元朝政治舞台上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尤其是他们的理财能力对元朝统治者至关重要。同蒙古贵族一样，元代的回回人也与高丽贡女结成姻亲关系，其中著名的有燕真、阿哈马等人。燕真曾为忽必烈的侍从。由于燕真去世过早，对其子不忽木（1255～1300）的教育重担就完全落在其妻子、高丽贡女金长姬的肩上。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高丽女性金长姬对不忽木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忽木自幼被视为“有公辅器”，从政不畏惧权势，以天下为公，是元代前期著名的良臣之一。他不仅主张兴办学校，而且尊崇儒学，奏建国子学，并以孝道著称于世。他的孝道堪与前人契丹人尉貂相媲美。高丽明宗年间（1171～1197），契丹人尉貂在高丽定居并供职，因十分孝顺父母，得到高丽国王明宗的褒奖。
　　高丽贡女遵循的儒学伦理观念对蒙古贵族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早期蒙古民族的头脑中，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学文化的礼法观念根本就不存在，也就不具备约束力。从这一角度来看，蒙古贵族与高丽贡女之间的联姻关系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下的产物，更是一种文化观念的产物，可以说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结合体。元朝时期蒙古族的婚姻形式比较富有特色。例如，蒙古族的收继婚习俗，又称“转房婚”，收继婚可以使女人仍然归属于原嫁家族，可以保证财产不外流；另一方面也能使已故者的妻子儿女的生活得到较为可靠的保障。但是，阔阔歹之妾高丽氏为夫守节，以削发为尼来抗争继子执行收继婚，遭到了严刑拷打。这件事表现了蒙古收继婚习俗与高丽女子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也是蒙古贵族传统文化与儒学文化观念激烈冲突的一种体现。对于“高丽氏为夫守节”事件，当时元代蒙古族官员帖木儿不花的态度却与众不同。他认为“谁无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有如此守节者，莫大之幸，而反坐以罪，恐非我治朝之盛典也”。他完全认同儒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表明了蒙古贵族阶层对于中原主流文化———儒学文化的自觉认同。其中，不可否认高丽贡女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对蒙古贵族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融入蒙古贵族家庭和政治生活中的高丽女性所发挥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些高丽女性在客观上对促进儒学文化交流，并对元朝社会文化的变迁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郑成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