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与客家先民南移入广东。

嘉壹书斋

　　对于客家源流的问题，许多人都做过探索，但大都集中在迁移的路线、方式、类型、迁出地、迁入地等方面，而对于客家先民南移的原因则讨论甚少，且不够深入，有些就简单地归结为北方战乱或广东大量待垦土地的吸引。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及其他有关客家问题的研究中多次指出，客家祖先因为晋代的“五胡乱华”、“永嘉之乱”而开始迁移，这当中还包括了他引征的许多官方志书和私家谱牒。广东地方史的重要著作《简明广东史》及胡守为先生的《岭南古史》等著作均持此说。
　　就自发地、大规模地人口迁移而言，迁出地的战乱和迁入地的土地吸引等因素确实很重要，但灾荒却是最根本的因素。也有学者在客家研究中论及这一问题，但都一笔带过，并不深入。我们纵观和对比有关统计资料和史料就可以发现，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移时期，其实都是灾荒的集中发生期和严重期，客家先民也正是在一次次的灾荒袭击下才一步步被迫向南迁移的。
　　客家人的迁移次数一直没有定论，有四次说、五次说、六次说等，但无论何种说法，在客家人形成之前，东汉末到魏晋和宋元这两个时期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主要就以这两个时期为例，考察一下灾荒在人口南移中的作用。
　　灾荒的集中发生期
　　我国是发生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带有普遍性，从文字记载来看，几乎无年不灾，无处不灾。但灾荒发生的频度和严重程度却有周期性，“灾荒的频数是每经过两三个世纪就上升一次，然后稍稍下降，不久又上升”，总体是上升的趋势。公元2世纪以前，全国的各类灾害每世纪不超过70次，而到了2世纪就猛增至171次，其中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水、旱、蝗三种类型的灾害就达85次，特别是蝗灾，百年之内21次，是10世纪以前此类灾害最多的一个世纪。以后每两三个世纪灾害总数就有升有降，但都不低于140次，也没有超过200次。但到了11世纪，又突增到263次，其中水、旱、蝗灾达146次；到了12世纪，又有了新的突破，各类灾荒共316次，其中水、旱、蝗灾达150次；13世纪共322次，其中水、旱、蝗灾163次。另外一种对人民生产生活和生命影响较大的疫灾也和水灾、旱灾紧密联系在一起，“大灾之后必有大疫”，3世纪疫灾共12次，12世纪有16次，在13世纪以前，疫灾的发生超过十次的只有这两个世纪。而元代近百年间，大小灾害达513次，其中水、旱、蝗灾共239次，不明原因的歉饥59次。以上部分数据来自《中国救荒史》，尽管邓拓先生自己也说由于史料的限制，他的统计并不十分准确，但通过比较这已足能说明问题。
　　灾荒与客家先民的迁移
　　客家先民的原居地域范围现在基本是明确的，“多居于黄河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淮水流域以西，汉水流域以东等，即所谓中原旧地”(罗香林：《中华民族中客家的迁移和系统》)，基本就是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淮流域。“河南的水灾在2世纪为10次，以后每世纪只有1次、3次或6次、7次，至10世纪上升为15次，11世纪为19次，以后又下降为5次或6次。”(邓拓：《中国救荒史》)旱灾2世纪为14次，10世纪为30次，11世纪为23次。无论水灾、旱灾，河南都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省份。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饥荒除了引起人口的死亡外，就是迁移，即近世所谓的“逃荒”。“建安初，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晋书·食货志》)，永嘉乱后，北方人口大规模向南方迁移，“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晋书·地理下》)，截至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达95万，占当时南方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在这数量众多的南迁人口中，就有一部分是客家人的祖先，这是他们最初的一次迁移。
　　两宋时期，中原地区灾荒比以前并没有多大减弱，但长江流域却更趋严重。最明显的就是12世纪，灾荒引起的人口死亡和迁移情况也很突出，“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两浙江东大饥，淮民流徙江南者数十万”(《宋史‘孝宗本纪》)。于是，前一阶段从黄河流域的河南等地迁到长江流域聚居起来的客家先民，在灾荒的逼迫下，不得不再度向南大规模迁移。
　　和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黄河、长江流域相比，华南和东北地区的灾荒一直是最少、最轻的。就广东省而言，1至14世纪共发生水、旱两种灾害9次(邓拓：《中国救荒史》)，仅多于广西、云南和贵州。因此，相对风调雨顺的广东，当然就成了最理想的迁入地(至于人口迁入四川和东北则是明清和近代以后的事)。广东出土的晋代砖文“永嘉世，九州荒；如广州，平且康”，正是说明了当时中原等地的“饥荒”和岭南的“安康”。
　　灾荒是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
　　“人口迁移的最初诱因可能是来自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因素的某一方面，但发展到后来往往是诸多因素搅在一起相互为因。”(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认为动乱、战争、土地问题等是客家先民南迁的原因也不无道理，但上文所述当时当地的灾荒情况与客家先民的迁移之间的关系并非巧合，而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大多数情况下，灾荒正是客家先民迁移的最初诱因。
　　农业生产的特点，往往是受到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后，无法短期内恢复，而且“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一旦形成饥荒，影响范围就比较大，地域上一般是数县、甚至数个州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灾荒中自然是首当其冲。如果灾荒情况不重，拥有较多粮食储备的地主和其他富裕阶层还可以渡过；但如果灾荒情况严重或持续时间长，他们也同样要遭受饥馑之苦。自然灾害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粮食匮乏，有时还出现疾疫。天灾侵袭之下，人们束手无策，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被迫迁移他乡。
　　中国人留恋乡土的文化心理，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特点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必须依附于土地，但凡有一条活路，他们就不会轻易主动离开家乡，只有人们赖以生存的农业生态系统遭到无法抵御的毁灭性破坏，才会出现举家、举村的集体大规模迁移。
　　仅仅政治黑暗、土地问题、动乱、战争等并不能直接导致人口的大量迁移。广东一向富庶，号称“天子南库”，本地人民所受剥削和压迫不比其他地方为轻，清官廉吏也并非只在广东出现，其影响并不大。至于对土地的需求，两宋时期广东大量待垦的沙滩，确实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具有吸引力，但北方也远未到无地可耕的地步，况且，无地的农民需要耕地，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也需要农民来租佃土地。另外，动乱中人们自保的方法是尽量少出门，而不是路途凶险的迁移；而古代战争也一般只对士兵和战场范围内的居民才有较大影响。其实，动乱和战争的本身，很多情况下就是由自然灾害和饥荒频发引起的。
　　(作者　陈　华　作者单位　广东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