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

天柱山

　　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的历史英豪辈出，群星灿烂。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精英不断聚集在党旗之下。一批又一批卓越的领袖，各个方面杰出的伟人，都对党的创立、进步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沉思历史，回首沧桑，还是数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的影响最为深刻。他所建立的功业无以出其右者。就是其晚年错误对党的历史的负在影响，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以新的视野重新审视历史，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铸造新的辉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与党的奋斗历程
　　在中华民族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欺凌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后，近代中国有多少仁人志士、进步团体和革命力量寻找救亡图存之路，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最初的直接目的也是为了救国救民。它的高明之处在于，分析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次又一次斗争的失败原因之后，以先进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阶级，同时团结其他革命阶级和阶层的力量，来进行革命斗争。
　　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找到一条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的认识，是经过艰辛探索的。就是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如何进行建设，也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并付出了巨大代价，党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逐步有了认识。毛泽东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经历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作为共和国的缔造者，他领导党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艰难地开拓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党的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的烙印。
　　党自创立之始，毛泽东就对各方面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革命时期已崭露头角。但是，对党的历史产生主导作用，作为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主角，还是从井冈山斗争开始。毛泽东一生对党的奋斗历程的贡献巨大，功勋卓著、可以从许多方面作概括。这里，笔者着重论列以下几点：
　　一是缔造了一个新中国。党自创立以来就在为推翻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而斗争。尽管曾经取得过大革命的辉煌，但随后就遭受到严重挫折。面对强大的反革命力量，一个时期，党找不到应对的正确的政治军事战略和策略，在错误路线领导下甚至还濒临绝境。只是在遵义会议实际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后，逐渐形成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才使革命力量不断地转危为安，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后战胜内外反动派，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从而，一个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结束了近代一百多年备受西方列强蹂躏的屈辱历史，重新屹立在亚洲东方，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它的巨大作用。
　　二是开辟了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斗争道路。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开辟中央苏区，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进一步结合起来，为党创建了当时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他在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要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首先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向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在大革命遭受挫折，党发动的一系列城市武装暴动失败之后，毛泽东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开辟的一条有别于俄国十月革命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惟一正确道路。
　　——有中国特色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道路。党的二大初步将纲领作了区分，确定先进行民主革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之后，毛泽东经过对直至抗日战争党所经历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规律，明确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在党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一段全国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到1956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召开，我们国家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这又是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出发所开辟的一条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革命转变新路。
　　三是创造了战争史上的至少是两大奇迹。
　　——遵义会议后的红军长征。土地革命战争中期中央的错误领导，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在战略大转移过程中的错误军事指挥，又使红军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直接指挥军事，四渡赤水，穿插川黔；奔袭云南，巧渡金沙；强越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走沼泽，通过无人区；最后完全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北根据地，红军获得新生。这万里长征在地球上绘就的“红飘带”，是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故事，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壮举。
　　——解放战争时期的转战陕北。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反对，背信弃义，悍然发动内战。战争之初，反动派的气焰嚣张至极，声称只需三个月、至多半年，就能消灭共产党。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人民军队很快粉碎其全面进攻。在国民党军队转向重点进攻陕北时，毛泽东坚持不离开陕北，采取“蘑菇战术”与敌军周旋。同时还运筹帷幄，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在整整一年时间里，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前委，硬是在山沟里“打转转”，即使几度遭到敌军围困，也毫不动摇。只是在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后，为了更有利于指挥全国战争才渡过黄河。如周恩来所说，毛主席在两孔窑洞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战争。
　　这两次都是毛泽东创造的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他的卓越的军事战略和高超的军事艺术的生动体现。
　　四是铸造了光耀世界的三度辉煌业绩。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八十多年波澜壮阔的极不平凡历程中取得了光耀世界的五度辉煌。除党参与领导大革命的辉煌时毛泽东还不是党的主要领袖，以及在他谢世之后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创造的令世界震惊的辉煌外，在他作为党的主要领袖的几十年间，为党铸造了光耀世界的三度辉煌业绩。
　　——抗日战争时期的辉煌。在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实现党的历史第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之后，党制定了正确的思想断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领导全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团结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取得了全面胜利。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党不仅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且通过抗日战争，得到空前发展壮大。到抗战后期，党已成为拥有100多万党员、100多万正规军队、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和领导1亿多人口的大党。这是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一个关键发展时期，它使党获得了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之后敢于与其进行政治军事较量的“资本”和资源。
　　——解放战争的辉煌。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我们党也曾设想可能出现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并为此作了巨大努力。但是，国民党反动集团悍然发动内战后，毛泽东将不利形势和困难局面作了充分估计，准备再来一个“八年抗战”夺取胜利。但是，在他的正确领导下，人民军队扭转战争初期的困难局面后，迅即由防御转为反攻，经过大决战到大进军，总共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就把国民党800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解放全中国，夺取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的辉煌。建国伊始，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各项建设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相比较都位居前列。新中国的进步举世瞩目。在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建设的同时，进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着缺点和偏差，但整个说来，比较顺利实现这样一场异常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党的八大前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之初，还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创造精神的新的方针和设想。这八年的辉煌，使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包括这以后探索社会主义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都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经验教训，作了某些方面的实践准备和理论准备。
　　二、毛泽东与党的思想理论
　　近代中国革命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革命斗争要取得胜利，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一百多年来的革命运动和进步斗争可歌可泣，包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观察和改变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是作为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实现者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诞生的。它用先进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指导革命的正确理论，从来不能搞照抄照搬一类。历史实践证明，不仅维新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能救中国，而且就是有了马列主义，如果将马列主义教条化，同样也不能救中国。只有把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理论，才能成为拯救中国、夺取革命胜利、引导革命事业发展的法宝。
　　我们国家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在这样的国度里，不仅进行革命比马列主义本本上讲的困难得多、复杂得多，而且要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结合得好，也是很不容易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苦苦地求索。党的早期领袖和革命家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等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用它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驱。
　　毛泽东自投身中国革命之日起，就致力于研究中国实际。他早年不外出留学，这是一个重要考虑。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他非常注意独立思考。他的一些个人特质，使他在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方面，能取得更为卓越的成就。比如，他出身农民家庭，与中国农民的天然关系，有利于他更能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他极高的领悟能力，有利于他更能准确地把握马列理论的精神实质；他求知欲极强，通融古今，为他更突出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奠定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注重社会实际调查，对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党经过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的严重挫折后，选择毛泽东作为党的主要领袖。全党经过对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和挫折的反复比较，经过延安整风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运用能力，最终形成共识，在党的七大确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创立的第一个伟大思想理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1]。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不仅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伟大革命。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它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体现革命战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应对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创造性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标志着党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实现了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党以后所创立的伟大理论成果，都与它一脉相承，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十六大仍将它作为指引党前进的一面伟大旗帜。
　　毛泽东思想作为继续指引党前进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就其整体而言的。但是，它既然具有多方面的内容，那么它同任何思想理论一样，就会有基本的和非基本的层次，有长远起作用和非长远起作用的内容，有更为重大理论价值和次重大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从对党的历史发生的巨大作用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贡献来看，从党在新世纪肩负的历史重任来看，在纪念毛泽东时，有这样几点需要更加强调：
　　一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尽管党从创立之始，就在努力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前述那些理论先驱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将这个原则在革命实践中运用得最卓越、贡献最大，并在理论上明确提出、不断强调，谆谆教育全党的是毛泽东。因此，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定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在最初讲“相结合”这个原则时，是强调两个方面：既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又强调要将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即是双向的结合，互动的统一。建国之后，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之后，在论述这个原则时，又进一步强调：马列主义理论不仅要与革命实践相结合，还要与建设实践相结合。这以后党的文献的表述，就更多地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表述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实践证明：凡是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时，革命、建设和改革就取得胜利，获得成功；反之，就发生失误，遭受挫折。因此，毛泽东思想的这条根本原则，是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的。
　　二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并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理论和组成部分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主要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虽然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最先提出的，但却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而特别加以强调的。毛泽东提出，要坚决反对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其立场、观点、方注解决实际问题的教条主义，强调要区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正确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才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特别强调和掌握，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有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思想也有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具有中国的、民族的特色，因而其立场、观点、方法的某些侧重点会有所不同。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中国共产党人最强调的思想观点看，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因此，第二个《历史决议》在重构毛泽东思想体系时，将这三个基本点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毛泽东思想，同对马列主义一样，也有一个科学态度问题。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正确地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不断地与时俱进，发展毛泽东思想。
　　三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毛泽东思想诸多理论中，最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是毛泽东思想所以能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这个理论包括革命和建设两方面的内容。它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的分析，阐明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目标和前途等根本问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结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等。同时，又通过对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解放区建设和新中国初期建设新民主主义经验的总结，不仅提出而且不断丰富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初步制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又阐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建设转变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建国之际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等，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包括革命和建设两个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革命转变理论的伟大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四是毛泽东哲学理论。八十多年来，在党的众多领导人中，有专门的哲学理论著作，形成系统的哲学理论，建构起有特色的哲学体系，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做出重要发展，真正称得上大哲学家的，只有毛泽东。尽管他的某些哲学观点，在哲学界存有异议，但这不妨碍他被尊为辩证法大师的崇高地位。他的大量科学著作都有哲理性，尤其是《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既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许多经验上升哲学高度进行概括。这些著作中的某些具体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历史，但贯穿其中的思想方法和阐述的哲学理论，会长时期起作用。毛泽东的正确哲学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它会随着毛泽东思想一样，对党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毛泽东思想已经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它还将是继续哺育新一代共产党人成长的乳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时期和二十一世纪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三、毛泽东与党的品格作风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马列主义党建理论要求建立的。但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立足于这样的特殊国情，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党的早期革命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努力。但是，真正解决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的是毛泽东。他长期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伟大工程”来对待。邓小平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的党建学说很丰富，几十年来，我们的党就是按照毛泽东的党建学说来建设的，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直到现在，尽管党的建设理论有很大发展，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个为毛泽东提出而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路，但我们党的品格作风基本上还是按照毛泽东的正确要求来塑造的。
　　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来塑造，使党具有很多独特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称道的优良品格作风。比如：
　　(1)强调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党性即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要求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始终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党不能不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中大量吸收党员。为了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毛泽东从制定古田会议决议始，就一直强调教育党员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教育，包括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汲取营养，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教育广大党员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2]作为共产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他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是强调党要始终具有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品格的重要教材。当前，以与时俱进的、能够收到良好效果的好形式，用“老三篇”的精神，不断加强对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是共产党防止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始终做到“三个代表”的重要保证。
　　(二)强调共产党要保持三大优良作风。共产党的先进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宣传上的，而是一定要通过它的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体力行而让老百姓看得见和感受得到的。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和异常艰苦的环境下，能够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思想上的先进性，通过广大党员外在的优良作风得到了活生生的体现。在党的七大，毛泽东将党长期形成的优良作风作了理论概括，指出这主要有：一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二是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三是自我批评的作风(建国后扩展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他强调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在共产党的许多优良作风中，为什么要特别突出这三个呢?毛泽东的考虑当然很多。最重要的是因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就要实践。这就决定了党的首要作风，必须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体现。自我批评的作风，以是否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党员思想和行为的准绳，不符合者就作自我批评加以抛弃，这体现了党的根本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倡导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要求。有了这三条，就使共产党人能够获得更多的优秀品质，凝聚更多的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精英。践行这三大作风，使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这是党安身立命之本，力量之源，强大之基。
　　(三)强调严格党的组织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挥党的强大战斗力。中国共产党是为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党。明确的宗旨和任务，要求它必须具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在一个经历封建社会历史很长、被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国度里，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反映到党内来，会腐蚀党的肌体。从井冈山斗争始，毛泽东就为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将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政治组织，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强调“支部建在连上”，基层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从地方到中央都要健全党的组织系统；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讨论决定问题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允许保留不同意见，但在行动上要步调一致；强调严格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正确处理党内存在的各个部门、地方和各种利益的关系，坚持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强调正确开展党内的批评和斗争，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最后要达到团结的目的，反对任何破坏党的团结，制造分裂的错误行径，自觉地维护党的统一。我们党长期以来坚持用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教育全党，因此，即使在党发生严重挫折时也没有发生分裂。这是党能够自己纠正错误的一条重要纪律保证。
　　(四)强调立党为公，坚持五湖四海、用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正确的于部路线是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组织保证。毛泽东一直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选拔和使用干部，提倡“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提倡“五湖四海”，反对宗派主义。党的干部政策，应以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公道正派，不谋私利为标准。党的干部要有政治远见，胸怀坦白，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人民、为阶级、为党勤奋工作，要有不怕困难，脚踏实地，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任劳任怨，富于牺牲的精神。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为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材。这是新中国得以诞生，中国共产党得以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干部条件。没有毛泽东为党培养和造就干部付出的巨大心血，就没有党的辉煌成就历史的今天。
　　(五)强调坚持“两个务必”精神，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腐败，从严治党。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岁月，由于环境所迫，保持它的先进性，发扬三大优良作风，是不那么困难的。在革命胜利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后，能否继续保持它的先进性，这既是各方面人士所关注的，也是毛泽东始终重视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在伟大的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提出“务必使同志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虽然是作为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问题提出的，但它关系到党能否过执政关的问题，关系到党能否跳出周期率、巩固执政地位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直把加强执政党建设作为党的工作首要任务。他从严处理了号称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明确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尽管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功劳，但党决不姑息。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执政兴国，必先从严治党的决心。这以后，毛泽东采取许多好的重要举措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腐败和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使党在全国人民中保持了良好形象。
　　四、坚持毛泽东科学思想，发展毛泽东伟大事业
　　在缅怀毛泽东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时，也不能不谈到他晚年的错误。第二个《历史决议》已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作了明确的区分和科学的阐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是不小的。我们党在八十多年奋斗历程中，犯过四次全局性的错误。第一次是大革命后期；第二次是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直至遵义会议以前；第三次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第四次则是“文化大革命”。对于后两次，毛泽东作为主要领导人不能不负主要责任，何况他是“始作俑者”。历史前进到今天，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第一，还是《历史决议》所讲的，就毛泽东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当初讨论《历史决议》时，一种看法认为这是“原谅”他的错误。二十多年过去了，再回头反思历史，恐怕不能这么说。他犯的那两个错误，不谓不严重。以种种理由来减轻这两个错误对党的事业的危害的观点和做法是不可取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直面它。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是故意将错误减轻抹淡，而是要将他的功绩的分量讲够。本文前述三个问题，就是试图作点努力。别的不说，单就他缔造了一个开辟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的新中国，创立了一个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塑造了一个汇聚大批民族精英因而具有优良品格作风的党，仅这三条，就是功德无量。据此，他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竞折腰”的无数英雄和称得上“一代天骄”的历史伟人这个行列中，占有突出地位。《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符合党的实际，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如马克思在世界上能排名千年历史伟人一样，我相信，毛泽东能在中华民族千年历史的伟人榜上排居首位。
　　第二，对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要作历史的科学分析。《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犯错误的复杂历史条件，包括国内原因和国际背景、理论认识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以及个人主观因素的分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发生的。由于中国国情的异常复杂和特殊，由于客观形势发展的瞬息万变，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抄照搬，也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认识需要经历一个过程，从这一方面说，他晚年的错误属于探索过程中的错误。按照他自己说的，是一种“试验”。当然，“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试验”，是错误的“试验”，是陷入误区、步人歧途的探索。今后要引为史鉴，永远不能再进行类似的“探索”，更不能不顾全党大多数人的反对作这种“试验”。强调这一点，不是在寻找客观“说辞”，而是为了更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这样说，丝毫不是在减轻毛泽东的错误的分量，只是更全面地认识他犯错误的原因。这两者是不应当混为一谈的。
　　还有一个如何看待领袖人物的品质问题。不能否认，领袖人物的性格品质，会对历史的走向和特点产生一定影响，并打上个人的色彩和印记；但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简单地归结为个别领袖人物的某种品格，这从来不是严肃的科学的分析历史的方法。仅就领袖人物的品格而言，也是多面的，而不是单一的。同任何普通人一样，他们不会没有弱点、缺点，但能成为领袖，其优点、长处，就是主要的。领袖人物的弱点、缺点，会对历史产生负面影响，但更要看到，其优点、长处，对历史产生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因而，即使讲领袖人物的性格品质，对历史的影响也应作多角度和多侧面的分析，而不能只是单挑出某一个方面论说。再则，讲历史，仅仅讲领袖人物的品格，它充其量只能表面地描述历史，而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更何况将领袖人物“妖魔化”、“丑陋化”、“恩怨化”等，这本身就没有全面地看待历史人物，又怎么可能正确地说明复杂的历史事件呢?这样的结果，只能扭曲历史，而不能正确地说明历史。将某些个人之间的因素片面夸大，最多只能说明其一二，而很难说明整个历史进程。
　　第三，对毛泽东晚年的情况要作具体分析。说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并不是说他晚年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从党来说，在党发生大的失误和挫折时，从来不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对党的历史则发生重大影响的往往存在着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一种是错误的发展趋向。前一种占主导地位，对党的历史发生积极的影响；后一种占主导地位，对党的历史发生消极的影响；但即使在错误的发展趋向占主导地位时，党内还会有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对其进行抵制和抗争，努力减少党遭受的损失和危害。甚至在发生失误和挫折比较长的时期，也可能有纠正某些错误的时候，因而在沉重的岁月也会出现一些光明的亮点。就毛泽东晚年来说，他个人的思想也存在着两种趋向。当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占主导地位时，他就提出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看法，做出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决策。在错误的趋向占主导地位时，他就提出一些错误的观点，做出错误的决策。这是党有相当一段时间出现胜利与挫折、辉煌与失误交错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党在探索过程中发生曲折和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所以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就是由于党内始终存在着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它的不断积累、扩大，最后就取代错误的发展趋向而占据领导地位，拨乱反正，使党的发展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党的领导层存在的两种发展趋向论，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最先明确提出的。这是迄今分析党的曲折复杂历史的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
　　第四，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应取辩证的积极的态度。任何错误都是不好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不例外。但是，按照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能相互转化的。“祸兮福所兮”，失败是成功之母，挫折有可能成为胜利之本。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4]因此，他反复强调：“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5]据此，我们就不应当以单纯消极的眼光看待党的失误和挫折，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努力将“坏事”变成“好事”，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要求的科学态度。几十年来，我们党正是坚持这种科学态度，将几次失误转化为党的财富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开始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拨乱反正，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总结失误的经验教训，逐步探索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及特点有了初步的系统的认识，从而才有了这二十多年的辉煌成就，开创出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昌盛局面。
　　邓小平在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这是二十多年前讲的，侧重于讲党的事业的延续性和思想的继承性。若从党的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话还可以作些补充。这些年我们党有多方面创造性的巨大发展。但是，就历史的宏观而言，放在党的历史的长河中来看，党的历史发展的总体情况可能还是这样。毛泽东对党的历史发展的影响是长久的、深远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还是遵照邓小平所说的，继承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纠正他晚年的错误，发展他毕生为之奋斗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

　　注释：
　　[1]《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1095页，第1096页。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第234—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