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七师从巢湖地区北撤。

天柱山

　　一、北撤的准备
　　(一)传达北撤指示，宣传北撤意义
　　撤让皖江军民经历8年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皖江解放区，不但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想不通，就是一般党政领导干部也难以接受。为了做好思想疏导工作，保持解放区的稳定，皖江区党委、皖江行政公署和七师按照上级指示精神，认真传达中央关于北撤的指示，在军队和地方党政干部中进行逐层传达：第一步传达到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第二步传达到区、营级以上党员干部；第三步是撤离前传达到乡、连基层干部。撤离的地方乡和乡级以上干部以及一些不能立足的党员，集中开会后编人干部中队、大队，一同随部队撤走。
　　皖江区党委及所辖各地、县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北撤意义，教育群众要坚持斗争，树立革命必胜信念。
　　10月3日，新四军七师在《大江报》第507期(最后一期)刊载新四军告皖江民众书》，感谢皖江人民对新四军指战员的深情厚谊，希望皖江民众今后“应该学会用和平的合法的斗争来保卫各种已得到的利益”，应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坚决要求国民党当局切实“保证复员战士、伤病员和抗属安全”、“保持各种民主设施”、“保持减租减息和废除苛杂的已得利益”、“保证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公开活动的合法身份”。告民众书坚信“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均在奔向光明、独立、自由，繁荣的新中国已经露出了头，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奋斗，解除一切悲观失望慌乱的情绪，朝着和平、民主、团结的大道前进，我们一定能够胜利的”。新四军充满情谊的话别，鼓舞了皖江人民群众坚持斗争的勇气，树立了迎接新胜利到来的信心c
　　(二)关注经济工作，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皖江区党委接到中央北撤指示后，立即和皖江行政公署财经处的同志商讨财经工作的紧急措施，决定拆迁兵工厂、印刷厂和大池州印钞厂的设备，动员技术人员随军北撤，或暂回南京、上海，他们的生活由上海的大成公司负责。皖江地区所有可出口的物资都换成法币存  人敌区银行、钱庄，以备应用。所有在上海的外贸干部暂留上海待命。以上工作由行署副主任魏文伯和七师参谋长孙仲德监督贯彻执行。拆迁工作就绪后，皖江行政公署租用芜湖一贸易公司拖轮，将主要机器设备装4条大船。为避免国民党当局的干扰，特意尾随日军撤退舰  船，至江苏六合的八百步桥，由苏皖边区行署副主任汪道涵接应至苏北宝应县。
　　为了使解放区人民群众免遭损失，皖江区党委和七师要求党政军各级各单位认真处理与群众利益有关的事项，疏散和处理群众投资兴办的合作社、工厂中的物资。郑重强调大力回收大江币是皖江行署财经处的第一项政治任务。除主要军用物资和医疗设备外，其他如储备的粮食、木材、家具和各种日用品都标价出售，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回收大江币。在撤离前夕，回笼的大江币分别集中在恍城山区的团山李、牌楼、严桥、石涧埠等地，由武装人员监护，当众销毁。
　　(三)确定坚持隐蔽斗争的方针和策略
　　和含地委及和含临时中心县委充分考虑坚持隐蔽斗争的严峻形势和困难处境，为减少损失和无谓牺牲，讨论并规定一些对敌斗争的策略原则：“(1)凡是脱产干部身份已公开的人员，除组织上安排留下坚持工作的以外，能撤离的尽量撤离；(2)因故不能撤离的，身份已经公开的，可以采取各种方式隐蔽下来，待我军返回后再接关系；(3)留下的人员中，如被敌人发现，敌人要挟自首的，可以用公开名义(如工、农、青、妇会员或一般工作人员)来应付敌人；  (4)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在迫不得已时，以不暴露组织、出卖同志为原则，也可以向敌人做假自首，以求生存。对一部分不能撤退的民主人士，尽可能留给一些物资，使他们的生活能有着落。”这就最大限度地保护一大批革命群众、基层干部和干部亲属。
　　(四)布置敌后秘密斗争
　　遵照华中局指示，皖江区党委、皖江行政公署和新四军七师决定留下一批政治可靠、与群众有联系、有坚持游击战争经验和信心、政策水平较高的干部和部分武装，在北撤后坚持国民党统治区的自卫武装斗争。
　　在无城地区，还成立七师留守处，胡治平任主任，以合法身份带领部分武装就地坚持斗争，掩护伤病员和北撤的地方干部家属。各县委分别建立联络站(点)，以保持与上级的联系。
　　这些缜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为坚持巢湖隐蔽自卫斗争、顺利北撤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日后解放这片沃土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新四军第七师北渡巢湖
　　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指示“苏南及皖南、皖中七师部队和党政机关全部撤退，但可分几个步骤，在撤退前要布置以后的秘密工作，凡在我军撤退后不能立足者，均撤走或暂时避开，对困难的家属给以救济”。华中局接到中央指示后，就北撤工作作了部署，并于25日致电中央军委，对北撤情况作了通报。其中安徽地区新四军部队“由罗炳辉率二师四、五旅约1．5万人作第二批人鲁，二师留下部队准备与七师合编”，“七师皖南部队可编组十一个营，另皖中(除谭希林率十九旅两个团已抵津浦路西)有四个团在周内可经巢湖撤至淮南路东地区”。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战略部署，皖江区党委和七师迅速研究、落实上级指示精神，做好北撤准备工作。考虑皖江地域辽阔，党政机关较为分散，同时亦吸取皖南事变惨痛教训，决定皖江行政公署、师直部分机关人员、医院伤病员、被服厂、兵工厂、家属及部分军用物资，先期由长江水路北撤。因为七师主力仍在皖江地域，又熟悉长江敌情和水域情况，先于主力部队撤退，相对较为安全。其次，非战斗人员先期撤离，便于七师主力部队北撤时能轻装上阵。上述非战斗人员于9月19日和9月26日分别由长江水路经六合撤至苏北地区。七师参谋长孙仲德、皖江行署副主任魏文伯等千余人均从水路先期北撤。和含地委在北撤前召开了地委会，对北撤行动作了详尽安排，机关干部和地方公开身份的党员编成干部大队，张克林为大队长，分批向巢无中心区转移。含和支队340余人由马长炎率领，相机向巢无中心区进发。为了策应皖南支队北渡长江向巢无中心区集结，活动在江和全地区含和支队有意回师和县南义、娘娘庙一带，吸引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我党的忍让软弱可欺，在含和支队向巢无中心区转移时，被国民党政府收编为安徽省保安七团的原汪伪曹良文部在含和支队必经之地雍家镇设重兵阻击。含和支队的含巢、江全、和西3个大队在马长炎指挥下，分兵3路直击雍家镇，从9月23日下午开始，经过6个小时激战，全歼保安七团的两个中队，击溃敌援军警卫师一个营，毙伤敌人390余人，俘敌140人，缴获机枪13挺，步枪347支，小钢炮4门，各种弹药不计其数，基本扫清通向巢无中心区的通道。9月25日，含和支队渡过裕溪河到达巢南地区与七师主力会合。10月1日，皖南支队乘隙北渡长江，安全到达无为境内，皖江地区党政军完成集结使命，待命随时北渡巢湖。
　　七师主力北撤要经过日、伪、顽地区，选择什么样的行军路线至关重要。从皖江地区北上有3条路线，一条走陆路经巢湖西侧向北；一条是走陆路经巢湖东侧向北。但这两经陆路向北的路线距离长，不易保密。谭震林、黄克诚于9月4日向军部建议，七师主力按第三条路线，即北渡巢湖的路线北撤。军部采纳了这一建议，认为这条路线虽然危险，但距离短，容易保密，并且在日本已宣布投降，日伪军龟缩在据点等待受降，国民党军队正急于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情况下，乘隙北渡巢湖是最为安全的路线。皖江地区党政干部和七师主力  部队集结巢无中心区后，分3个梯队北渡巢湖：
　　第一梯队由曾希圣、李步新、李丰平、林维先等率领皖江区党委机关、七师机关、师直属大队及五十六团；第二梯队是含和支队、沿江团；第三梯队是皖南支队和巢无独立团。3个梯队于9月28日至10月3日，分3个晚上，分别胜利北渡巢湖，顺利与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会合。10月上旬，北撤部队到达定远藕塘地区，奉命进行整编，七师北撤部队与二师部分主力合并，取消支队建制，师下辖旅，师长、政治委员仍为谭希林、曾希圣，卜辖3个正规旅、9个主力团：十九旅：旅长林维先，副旅长熊应堂，政委黄火星，参谋长张锤秀，政治部主任余明，副主任阙中一，下辖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团；二十旅：旅长梁金华，政委黄耀南，参谋长周绍昆，政治部主任高立忠，下辖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团；二十一旅：旅长马长炎，副旅长傅绍甫，政委黄先，副政委何志远，参谋长陈仁洪，政治部主任杨汉林，下辖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团。10月19日，整编后的七师部队通过津浦路到达淮南路东休整。
　　1947年1月，中共中央撤销新四军番号，成立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七师大部与二师一部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七师另一部分分别与兄弟师合编为第四、第六纵队。淮海战役后，第四、六、七纵分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军。
　　新四军七师按照中央决定迅速北撤，向全中国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和对建立联合政府的诚意，消除蒋介石集团挑动内战的口实。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为防备蒋介石突然发起内战而采取的战略转移，加强华东、华北各解放区的力量，形成防御和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挑衅的有利态势。
　　皖江行署主任吕惠生9月下旬偕家人及工作人员20余人化装从无为汤沟姚王庙渡口坐船，由水路向江苏六合进发。船行至西梁山江面，被汪伪无为县县长胡振纲拘捕送国民党当局。吕惠生在狱中拒绝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于11月13日在江宁县六郎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