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战争。

天柱山

　　中国历史上，魏、蜀(汉)、吴三国形成和鼎立时期(190～280)，豪强势力混战兼并，三国争夺天下，最终归于晋的一系列战争。
　　纷争的缘起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经两汉一统局面维持了四百年。东汉后期，政治腐败，横征暴敛，加之灾情严重，民不堪命，农民纷纷奋起反抗。汉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张角等领导的大规模黄巾起义战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受到威胁，汉廷急忙令大将军何进等守卫京城，镇压起义。当时，骑都尉曹操、佐军司马孙坚率军参与屠杀。涿县(今河北涿州)的破落皇裔刘备也趁机组织武装，参加镇压。在镇压起义过程中，豪强地主原有的私家武装部曲由隐蔽转为公开，数量猛增；州郡官吏也纷纷扩充势力，与王朝的关系日益松懈，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导致的分裂形势日趋严重。
　　王朝为加强对州郡的控制，改行政长官“州刺史”为统掌军政大权的“州牧”，并派有名望的人去充任，结果适得其反，加剧了割据。中平六年汉灵帝死后，掌握朝政的大将军何进为宦官所杀，并州牧董卓率军入洛阳，拥立汉献帝，先后逼走曹操和袁绍、袁术兄弟等，独揽朝政。京城的混乱，董卓的专横，促使割据势力迅速扩大。州郡牧守各树一帜，招兵买马，剧增私兵部曲，纷纷讨伐董卓。混战迭起，形成四分五裂局面，东汉王朝随之名存实亡，历史进入三国形成时期。
　　三国形成时期战争这一时期中，曹操挫败群雄，统一中国北方，孙策攻取江东、刘备攻取巴蜀为立国之地，形成三国鼎立格局。
　　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联军讨伐董卓，以袁绍为盟主，进屯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周围。董卓迁献帝都长安(今西安西北)后，分兵镇守洛阳外围之函谷、伊阙、广成、大谷、芭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关，以拒联军。十余万联军各怀异心，观望不前。曹操孤军西征，战败而还，遂独立发展武装。接着，附从后将军袁术的长沙太守孙坚，率军攻董卓，于次年将其逼出洛阳(见孙坚攻董卓之战)。其后，孙坚死于袁术与刘表争夺荆州的混战中，董卓亦为中郎将吕布所杀，豪强混战愈演愈烈。袁绍威逼冀州牧韩馥让位后，又于初平三年的界桥之战击败占据幽州的公孙瓒，扭转了被动局面。进而于建安四年(199)发动易京之战，将公孙瓒击灭，拥有冀、青、并州及幽州大部，成为中国北方最强的势力。
　　曹操于初平三年为兖州牧后，软硬兼施，招降青州黄巾军30余万，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兵”，增强了力量，但表面仍顺从袁绍，协助袁绍北击公孙瓒，南迫袁术败走江淮。因吕布乘虚夺占兖州大部，曹操平定兖州，收复失地，并汲取教训，纳荀盎“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三国志·荀恩传》)之策，巩固兖、豫州根据地。继而迫汉献帝迁都许(今河南许昌)，自任大将军，“挟天子以令不臣”，又广求人才，奖励农业，在许县及交通沿线地区屯田，足食强兵。此后三年，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策，相继在安众之战中击败张绣，攻徐州擒杀吕布，困死袁术，成为北方惟一能与兵多地广的袁绍抗衡的势力。
　　同时，孙策亦筹谋攻取江东为立国之地。兴平元年(194)，从袁术处领得其父孙坚旧部曲千余人，次年率众五六千，与周瑜合军，挥军东渡，夺取牛渚、秣陵。后攻克会稽(今浙江绍兴)，进占东冶(今福州)，公开与袁术断绝关系，独自发展。孙策据江东三郡，在北方混战而无力远顾的曹操暂取拉拢之策，表其为讨逆将军，封吴侯。
　　是时，袁绍欲南攻曹操，曹操亦图谋向黄河以北发展。曹操争取渔阳太守鲜于辅，命其督幽州六郡，以牵制袁绍后方；遣臧霸攻克青州齐、北海等地，以固东翼；分兵至官渡(今河南中牟境，处鸿沟上游，临汴水)设防。接着，争取荆州刘表中立，解除西南部之忧；率军击败刘备，将其赶出徐州，避免了多面受敌。当袁绍于建安五年统军10万进屯黎阳(今浚县境)时，曹操鉴于敌众己寡，先以声东击西战法挫袁军锐气，再回师官渡拒守，相机袭烧袁军粮草，乘势发起攻击，大破袁军，歼其7万余人，赢得官渡之战的巨大胜利。此后，趁袁绍死后其子纷争内战，攻取袁氏基业之地邺城。又远征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歼灭逃入乌桓腹心之地的袁氏兄弟及与之勾结的乌桓势力，基本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
　　建安十三年，曹操作玄武池训练水军，并对可能动乱的关中地区采取措施后，出兵十多万南征荆州(今湖北荆沙)，欲一统南北。时孙权承袭其兄孙策之业已八年，巩固了江东，又统军攻克夏口(今武汉境)，打开荆州东大门，正相机吞并荆、益州。而依附荆州牧刘表的刘备，也开始改变长期寄人篱下的状况，请得诸葛亮为主要谋士，确定先占荆、益，联合孙权，进图中原的大略，并在樊城大练水陆军。刘表病亡，其子刘琮投降曹操后，刘备领军南撤，被曹军追击于长坂(今当阳境)，乃率军两万余驻樊口(今鄂州境)，与孙权联军，于赤壁之战大败曹操，自为荆州牧，乘胜夺取武陵、长沙等四郡，并向孙权“借”得南郡，作为壮大发展、进图益州的基地。曹操败还北方，孙吴也得以巩固发展。由此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矗
　　建安十六年，刘备乘刘璋恐惧曹操进犯之时，以助守之名率兵数万入益州，此后又召诸葛亮等率军入巴蜀，先取郡县，于十九年顺利入主成都。自此与曹操、孙权形成三个独立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告成。
　　三国鼎立时期战争三国的鼎立，也是三国间长期的、更复杂纷争的开始。
　　三国鼎立时期的战略要地主要有淮南、荆州、汉中。淮南、汉中分别为魏吴、魏蜀的边境地，而荆州为三国接壤，且当时各占一部，是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曹操于荆州赤壁战败还北方后，成功地进行渭南之战，全据关中，同时在谯(今安徽亳州)开辟水军训练基地。面对孙权、刘备两个对手，采取东攻西守或西攻东守的方略，力避两面作战。先与孙权争夺淮南之地，取得合肥之战的胜利，遏制了孙权攻势。后与刘备争汉中不利，乃集中兵力，与孙、刘争荆州。
　　魏、蜀、吴三国争夺荆州，引发了樊城、江陵、夷陵三次大战。刘备进取巴蜀，激起孙权不满。刘备夺取汉中，镇守荆州的蜀汉名将关羽也率军自江陵(今属湖北荆沙)北上，围攻襄阳、樊城(今襄樊)曹军，更使曹魏震动。曹操采纳司马懿等人的计谋，进一步离间孙权、刘备，促成孙权遣军袭取江陵，击杀关羽，而曹魏坐收渔人之利。刘备企图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不顾群臣反对，自统大军攻吴。孙权求和不成，进一步与魏修好，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军5万拒蜀军，采取后退避锐、集中兵力、相机决战的方略，于章武二年(222)火烧连营，大败刘备，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蜀汉因此国力大损，孙吴亦有北顾之忧，战后双方重修旧好以抗强魏，致三国又有较长时期的鼎立。
　　曹魏促使吴、蜀相互削弱，自身赢得休养生息的时机，国势日益强盛。其间曹操病亡，曹丕称帝，以魏代汉，筹谋南进。孙吴及时调整部署，转而对付曹魏。凭借长江天险和相对强大的水军，先是击退魏军三路进攻，继又两次迫退进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境)的魏军，使曹丕至死未能越长江一步。
　　夷陵之战后不久，刘备病亡，南中(约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地区的汉、夷豪强势力反蜀。辅政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统兵分三路向南中进军，以攻心为上，辅以攻战，平定南中，加强了夷、汉间交往，促进了南中发展。蜀汉后方得以巩固后，诸葛亮对内继续发展经济，精心治军，不断增强国力，对外加强联吴，为北向攻魏创造条件。建兴五年诸葛亮统10万大军北屯汉中，拉开攻魏之战的序幕。不用部将出子午道(今陕西安康过秦岭至西安)直攻长安(今西安西北)的建议，而实行先攻陇右、再取秦川(关中一带)的谨慎方略。因次年马谡失街亭(今甘肃天水东南，一说今张家川北)，蜀军还汉中。后统军数万北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不能速决，粮尽而退。继又数次与魏大将军司马懿等交战，但直至十二年病亡，诸葛亮攻魏之战未获重大战果。
　　孙吴虽大破魏大司马曹休于石亭(今安徽潜江境)，遏制了曹魏攻势，却无力北进，乃一面抗魏，一面巩固南方和向海上发展。黄龙二年(230)，遣将卫温等渡海至夷洲(今台湾)，获数千人而还。后又两次遣将航海至辽东，联络公孙渊，以牵制曹魏东北。魏明帝曹佰发兵攻讨公孙渊失利后，于景初二年(238)改令太尉司马懿征辽东，平定辽东、玄菟、乐浪、带方等四郡。
　　司马懿成功地阻遏诸葛亮进攻和征战辽东，威望益高，权势日重。及明帝病亡，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辅八岁太子曹芳登基。曹爽惧司马懿得势，急于建功树威，贸然率军攻蜀，兵败兴势(今陕西洋县北)。司马懿以年老多病辞职，韬光养晦，暗养心腹死士，又和太尉蒋济配合，于正始十年(249)发动兵谏，处死曹爽，独揽军政大权。又出兵淮南，平息王凌的反叛。其后，司马懿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平定称丘俭、诸葛诞之乱，彻底铲除史称“淮南三叛”的曹氏势力。曹魏政权已是名存实亡，司马氏至此完成代魏准备。
　　三国后期，吴、蜀渐趋衰弱，联盟已不能抗衡魏国。孙权病亡后，吴虽有过抗击魏军获胜的东兴之战，但已是强弩之末。蜀汉姜维多次征战陇西，但败多胜少，推进中原的梦想早已破灭；兵力严重不足，汉中外围要点也被迫放弃，退守汉、乐二城。而魏国司马氏发展经济，稳定政局，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统一天下的条件逐渐成熟。针对蜀汉弱孝边境无备的状况，定下先灭蜀再顺江吞吴的战略决策，景元四年(263)，独揽朝政的大将军司马昭遣军分三路攻蜀，当主力受阻于剑阁(今四川剑阁东北)后，名将邓艾过阴平小道出奇兵，魏灭蜀汉之战告捷。
　　魏咸熙二年(265)，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称帝，公开以晋代魏，加紧灭吴准备。蜀汉已灭，吴国唇亡齿寒，加之政治腐败，致使人心背离，发生吴西陵督步阐据城叛吴降晋。吴国名将陆抗随机应变，于凤凰元年(272)迫退晋军，取得平步阐之战的胜利，迟滞了晋灭吴战略意图的实施。晋经过长达八年的准备，于咸宁五年(279)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发兵20余万，自巴蜀、襄阳、寿春、下邳等六路进军，以空前规模的水陆军协同作战，直取建业(今南京)，一举灭吴。
　　历史地位及作用三国时期战争，促进了由分裂局面到三家局部统一，进而实现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诸方面的较大发展。战争的形态有了新的发展，出现水、步、骑兵配合的大规模作战。各国注重发展适应本国地理特征的兵种，曹魏的骑兵，孙吴的水军，蜀汉的步兵，战斗力均较强。随着战争对象的多极化，及敌我双方所处战略态势的复杂，军队部署、谋略运用都有不少范例，其中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谋略尤为出色。诸葛亮审时度势制定的《隆中对》，虽后来形势变化而未能完全实现，仍不失为一个划时代的较完整的战略计划。军事外交频繁，联盟战略灵活，三家进行的赤壁大战和争夺荆州，堪称范例。对边远民族地区的作战中，“攻心为上”也有更出色的运用。作战方法上，诸葛亮推演阵法所作“八阵图”，以及广泛使用的火攻、奇袭、伏击、地道等，均为后世传扬。
　　随着战争发展，统帅指挥机构已趋健全，鼎立三方都善于选将用人，依靠他们策划和进行战争；同时促进了一些军事制度的改革和建立，中外军体制的形成，世兵制的实行，参谋制度的完善，影响深远。后勤保障越来越注意后方供给基地的建设，均实行空前规模的屯田。军队装备有明显改进，蜀汉创制一发十矢的连弩，适宜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改进的钢刀，曹魏所制发石车、指南车，大量使用的马铠，孙吴大量制造的各种性能良好的船只，均很著名。
　　三国时期的军事理论研究，随着丰富的战争实践不断深入。曹操的《孙子注》开创整理研究《孙子兵法》先河。诸葛亮的军事论述很受后人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