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东晋皇帝号为仲父的王导

王忠祥

被东晋皇帝号为仲父的王导

        王导，被东晋皇帝号为仲父，实非过誉之词。
        在王衍实施三窟计划的同时，琅邪王氏祥、览的后人则在执行一个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胆计划，这便是拥戴晋宗室司马睿出镇建康（今南京市），作为在西晋灭亡后的江东代理人，开创以后被称为东晋南北朝的新局面。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王览之孙王导。
        王导在世系上与戎、衍、澄、敦同辈，但年龄稍小，当初声名亦稍差。不过，他年幼时即被人认为有将相器度，则是四人所未曾有的。西晋末，他历任东海王司马越参军、琅邪王司马睿司马，尤得后者信赖。他看到天下已乱，琅邪王又是一个堪当大任的英明之主，便倾心拥护，暗有兴复之志。琅邪王初在洛阳，处于无权无势的是非之地，在王导建议下，东到封国，开始得到独立发展的机会。接着又通过王导与独掌天下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联系，获得了帮助东海王镇守其后方基地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的军政大权。其后，王导又与王敦、王旷(书圣王羲之生父)等人密谋，通过王衍，令东海土司兰越改任琅邪王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出镇建康，终于完成了在重建晋朝政权的关键一步。
        王导拥戴琅邪王初到扛东时，因为琅邪王声名向来无人知晓，到任月余，无人前来问津。这样，为琅邪王扬名、争取当地人支持便成为首要问题。王导与从兄敦商量，借用他已经获得的威名，在当地节日里拥琅邪王夸官出游，令琅邪王乘轿前行，自己与敦及其余名士骑马相从，表示尊重。当地人见后，才知琅邪王是北方士人共推的新领袖，便相继前来拜见。从此，南北士人结合，同心固守江东，使扛左政权初具规模。这样，王导又实现了计划的第二步。
        在江左势力日益发展的时候，战乱频仍的北方每况愈下，西晋政权岌岌可危，权臣司马越试图收拾残局，但不幸病死，王公百官数十万人奉丧东归，被五胡将领石勒追上，全部被杀。在洛阳的官僚及西晋宗室等东出逃难，又遇石勒， 自宗室四十八王以下全部遇难。这两次惨败，使西晋武装力量和司马氏宗室势力消亡殆尽。此前，晋怀帝已被匈奴人刘曜俘虏。在关中的晋朝将领拥立晋愍帝于长安，但势力所及，一城而已，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早已入主中原的五胡纷纷称帝建国，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实际上已经开始。至建兴四年(公元316年)，晋愍帝成为匈奴人阶下之囚，西晋终于宣告灭亡。
        西晋亡国大局已定，由王导筹划在江左建立新政权的条件日渐成熟。王导既拥琅邪王在江东站稳了脚跟，随即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在他的主持下，琅邪王在建武元年(公元317年)称晋王，在愍帝被俘后称帝，任命王导为丞相，正式建立东晋。称帝后，他与后继的明帝、成帝等人，一直对王导感激涕零，或说“卿，吾之萧何也”，或“号为仲父”，或在登基之日“命导升御床共坐”，或“幸丞相王导府，拜导妻曹氏”，或“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说敬问”，恩礼皆无以复加。其实，也难怪他们如此。如果没有王导，他们也未必会有南面做皇帝的日子；如果没有王导，在江左重建汉人政权的计划未必就那么容易实现。
        所以，对于王导，自古就有人说他在两晋之际多事之秋，拥立东晋以抵抗外辱，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自可称为民族之大功臣”，“称为仲父，盖其宜矣”。这些评价，并非过誉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