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父子的人生信念。

嘉壹书斋

　　陈独秀从小就被过继给叔父陈衍庶，而叔父陈衍庶及陈氏家庭因经商致富成为安徽省会安庆一大名门望族。陈独秀虽然为陈家唯一继承者，然而他却胸怀崇高的理想信念，一向不问家事，更视家产如敝履。据史料记载，当年陈独秀在北大教书时，叔父开设古玩铺的掌柜竭力想巴结他，多次想请他赏个面子到铺子里光顾一下，可他却始终不肯去，决意不染指父辈留下的私产，而且还把这样一套人生信念和处事方式传授给他的两个儿子。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把17岁的陈延年和13岁的陈乔年也带到了上海。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寄宿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白天在外做短工，饿了就买块大饼吃，渴了喝口自来水。晚上，兄弟俩还要到法语班补习法语。身为继母的高君曼见到他们整日劳累，非常心疼 ，想让他俩回家食宿，可又恐陈独秀不答应，于是便找到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代为说情。陈独秀听后，生气地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人相差4岁，外貌性格迥异，但感情甚笃。1919年12月，他们两人同去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开始时也曾倾向无政府主义，但当他们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很快就抛弃无政府主义，改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且终生不改变初衷。
　　1922年6月， 陈延年和陈乔年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他们加入法国共产党，后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次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他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他们相继回国。
　　回国后，陈延年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后又接任区委书记一职。陈乔年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其间，陈延年和苏兆征、邓中夏等人，直接领导和参与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陈乔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共同领导和参加了北京“三一八”示威游行等重要活动。
　　在中共“五大”上， 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俩都被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陈延年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延年工作认真，生活俭朴，为保持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常把自己的头发剃得光光的，穿着和工人一样的服装，吃睡都与工人们在一起，外人很难辨认出他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留学生。
　　陈延年整日为革命事业奔波操劳，无暇顾及个人生活和私事。他的生活方式，被党内同志们概括为：不照相、不看戏、不沾烟酒、不下馆子、不讲穿着、不谈恋爱。党内同志赞誉他是中共党在广东省“开疆辟土的拖拉机”。许多旅居广州的外国革命活动家都很愿意愿与交朋友。比如，越南的胡志明就经常去广州区委找周恩来和陈延年商谈越南革命大事。
　　陈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时，年龄仅仅23岁，但他已是中共北方区委中重要的领导者之一了。他理论水平高，并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中共在建党初期缺少组织工作经验，他便结合工作实际，摸索和创造了一些切实可行党建组织工作新路子。比如，他摸索设计出许多表格，发到基层填写。他的方法受到中央表扬，所设计的表格被推广到全国。陈乔年在北京工作时，尽管他过着十分清贫和艰苦的生活，可他却从没有跨进叔父开办的古玩铺的门槛，更没有从铺子里中支取过一文钱。
　　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各地弥漫着反共屠杀的血腥味。陈延年此时正在上海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6月的一天，他正在江浙区委机关工作时被捕。被捕时，他穿着短裤，腰间系着草绳，国民党军警以为他是干粗活的工人，后经叛徒的指认，才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延年。在狱中，国民党军警对他施尽酷刑，但陈延年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半点机密。当年7月4日， 陈延年在上海龙华监狱被杀害，他至死都骂不绝口。
　　陈延年牺牲后，陈乔年又于1927年底来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16日， 陈乔年在上海成都路参加党的会议时，被敌人逮捕。监禁中，他被敌人折磨得血肉模糊，仍然谈吐诙谐、风趣幽默，经常给难友讲中外古今故事，借古讽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罪行。同年6月6日，敌人在龙华监狱枫林桥旁，将陈乔年枪杀。临刑前，他嘱咐难友：“努力学习，坚强战斗！”并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吧！”
　　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曾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者。在家中，当陈延年、陈乔年成人以后，作为父亲的陈独秀以民主、平等相待之，从不以“父父子子”那一套伦理纲常压抑两个儿子的个性发展。在党内，陈独秀把他们当作独立的个人，以同志、朋友相待。在陈延年、陈乔年给父亲陈独秀的信件中，也多以“独秀同志”相称，而他们也从不掩饰父亲的错误，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从不徇私情。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接受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结果导致了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对此，陈延年表示极为不满，曾严厉批评父亲是“书呆子”、“老糊涂”。 陈延年还和广东区委的同志说：“我和老头子虽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向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政策。”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虽然离开中共领导岗位，可他却一直不甘寂寞，频频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见和主张。由于当时党内推行“左倾”路线的人，根本不把陈独秀的话当回事。陈乔年同情父亲的处境，经常抽空看望他。陈乔年要父亲相信中央，相信党内大多数同志。陈独秀听从儿子的劝告，以后再没有给中央去信。
　　陈延年牺牲时，陈独秀悲痛不已，整日不发一言，亲近的人都避而远之，唯恐在他的面前提及陈延年的名字。陈乔年和史静仪结婚后生下一男孩，陈乔年被捕后，史静仪多方奔波、营救，已无精力抚养幼儿，使之夭折在襁褓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陈独秀连失二子一孙，他已经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巨大悲痛。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政府逮捕，囚禁于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当他在囹圄寂寥中，除了勤奋读书、潜心著述之外，更多的是思念被杀害的两个儿子。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获释出狱，并随安徽难民流落在四川江津。
　　当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千方百计拉拢陈独秀，先后派胡宗南、戴笠、丁默村、张国焘等人去游说，但均遭到陈独秀的拒绝。一天，蒋介石派朱家骅去游说陈独秀，并答应供给10万元经费和5个国民参政会委员的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党。陈独秀嗤之以鼻，对朱家骅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他还明确表示，决不做蒋介石的反共枪手。
　　陈独秀晚年贫病交加，生活艰难，两个儿子先他而去的痛苦情结，时时折磨着他那本已孤苦的心灵，再加上缠身的多种疾病，他的健康每况愈下。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