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白区斗争思想和策略探析。

嘉壹书斋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长期从事党的白区工作，对于如何领导白区斗争进行了艰难的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成为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①，并且，这一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具魅力的时期，充满了神秘，充满了智慧”②。探讨刘少奇的白区斗争思想和策略，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白区的党组织建设
　　１、坚定实行党的正确路线，肃清“左”倾路线的错误影响。
　　１９３６年春，刘少奇初到华北时，发现“我们在白区除开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党的组织是一般没有保存下来，仅仅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它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③。而幸存下来的组织，还没有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罢岗、上街游行示威，举行游行集会。１９３６年３月３１日，北京学生举行“抬棺游行”，遭到敌人镇压，好不容易聚积起来的力量，就这样白白地消耗了。目睹这种情况，刘少奇痛心疾首，认识到：扭转局面的关键在于恢复和建设华北地区组织，把这个地区党的组织引上正确路线。他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此时还没有传达到白区来，华北党内还是被错误路线统治着。这种错误路线（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原则上否定策略路线的曲折性及在一定条件下退却防御的必要性等等），是当时执行党的政策的主要障碍。”④
　　为了统一党内认识，肃清“左”倾路线的错误影响，刘少奇于１９３６年４月发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对党内的“左”倾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他指出，“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是：第一，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不知道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第二，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领导党和领导群众的不同，不懂得党的基本口号、基本纲领与目前的行动口号之联系。第三，完全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爆发，不懂得同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破坏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第四，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拒绝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形式去进行群众工作。此外，他们也不了解群众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联系，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刘少奇指出，“左”倾错误在党内长期继续与重复的结果，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使同盟者离开我们”，“使许多的工作和组织塌台，使许多的同志和干部受到不必要的逮捕与屠杀”⑤。由于过去我们揭发与反对不够，有些同志还认识不到这种错误对党的危害的严重性，因此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⑥。
　　２、党的机关必须隐蔽精干务实，反对空谈，反对官僚主义。
　　１９３７年５月回到延安后，刘少奇在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发表《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讲话，系统总结了党在白区的工作。他针对过去白区党的机关庞大臃肿的毛病，明确指出：“党的秘密组织不能搞成执政党的机关。不要什么秘书长、秘书；什么部长、科长等等。我们这里就是几个人分管几件事，就隐蔽精干了，同时还要避免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这样，“即使敌人发现了，也不至于顺着一个人，破坏一大片，抓去一大批。这样可以长期隐蔽，壮大自己的力量”⑦，“党的机关应当很小，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组织与官衔。它与各方面的关系尤其与公开工作的同志的关系，应当很艺术地建立起来。这是秘密工作中最困难而最重要的事。这种很小的秘密领导机关，即使在公开环境下，都必须保存。”⑧强调：“如果没有相当保障，一切工作都不要冒昧地去进行。工作没有做好不要紧，要紧的是机关无论如何不能破坏。”⑨我们“应该建立巩固的秘密领导机关，虽经任何风浪也不致动摇”10。此前，他针对当时北方党组织存在着的严重的空谈主义，发表《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一文，严肃指出：“空谈没有好处，只有坏处。”11要求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说什么，懂得，你们就说懂得，不懂得，你们不要说懂”，“应该特别虚心学习”，“不要在你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12“少去责骂下面，多去帮助下面”13，因为“我们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我们需要同志们真切了解党的策略任务，并会拿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14。他特别强调：我们反对空谈但我们又不要“用空谈来反对空谈，用空谈的八股文章来反对空谈”，而要“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15。
　　在统一党内认识后，刘少奇以极大的努力，着手抓党的组织建设。他领导北方局用不到一年的时间，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的党组织。先后健全了北平、天津两个市委，恢复了河北省京东、津南、保属、直南等地区的党组织，建立起山东省委、山西工委和河南工委，华北地区党员人数增加到５０００多。他还派干部到华中、华南一些地区协助恢复党的组织。华北各地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保证了遵义会议后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在这些地区的贯彻执行。
　　
　　二、关于白区的工人运动
　　刘少奇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曾经参与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领导了武汉工人群众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在领导白区工作期间，曾以主要精力抓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因此，他对于如何领导开展白区工人运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关于白区工人运动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他发表的《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等文章以及有关信函、文件中。
　　１、工人斗争的形势是防卫的或反攻的，而不是进攻的。
　　大革命失败后，工人斗争形势如何？１９３１年秋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刘少奇与中央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当时的“左”倾中央认为，工人斗争的形势“绝不是防卫的，而是反攻的与进攻的”，至少是“反攻中带着很多进攻的性质”16。刘少奇则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敌人的破坏和残酷镇压，以及“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白区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力量大大削弱了。因而，工人斗争的形势只能是防卫的和反攻的。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５日他在给中央的信《关于工运的意见》中，进一步阐明了判断工人斗争形势的标准、目的，并作了具体分析。他提出，判断工人斗争应根据下列三点：“第一，资本进攻的形势，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在斗争中力量的对比关系；第二，在斗争中工人所提出的要求和斗争口号；第三，斗争中力量的重新组合，斗争口号和要求的如何转变。”17他认为，确认工人斗争的形势，目的是“为着要规定我们在职工运动中的策略和我们用什么口号与要求去鼓动和组织工人的斗争”18。他指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中，资本进攻还是严重的。减低工资，延长工时，加重工作，开除和裁减工人，欠发工资，物价高涨，关厂停业，克扣工资，合理化等等。同时，国民党黄色工会和雇主与帝国主义联合一致向工人阶级继续进攻也还是严重的。禁止罢工，解散和改组工会，强迫调解与仲裁，完全剥夺工人集会、结社的自由，逮捕工人领袖，开除工人活跃分子，厂警搜查和武装镇压等等。经过具体分析，刘少奇认为，从总体看，工人斗争的形势不是进攻的，而是防御和反攻的。当然，他的正确意见并未引起中央重视，反而受到了批评。
　　２、觉悟工人应加入黄色工会并改造它，以达到消灭黄色工会的目的。
　　针对当时党内有些同志主张退出黄色工会，公开建立赤色工会的错误策略，刘少奇明确反对退出黄色工会，主张有条件地参加到黄色工会中去争取群众。他指出，大革命失败后，“黄色工会在群众中还保存着固有的地位，在工人中表现的作用还有些增加”19。他主张把黄色工会的领袖和群众分开，在斗争中既要严厉对待黄色工会领袖的破坏，又要与他们的群众建立联合战线，在黄色工会中做细致的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因此，如果有人主张“要退出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实际上就是要使我们脱离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让这部分群众去受黄色工会领导的欺骗和愚弄，结果也就维持了黄色工会的存在”20。他认为，号召觉悟的工人加入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建立反对派，更容易接近群众，更容易揭破黄色工会领袖的欺骗，反对黄色工会领袖出卖工人利益，更容易争取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从而更容易消灭黄色工会。也就是说，取消黄色工会的最好方式就是钻到黄色工会中去改造它，就好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里一样。因此，对于“黄色工会的领导位置，黄色工会的领导机关，我们都要用力去争取”，“黄色工会每一个选举的位置，黄色工会的全部领导机关（上级和下级的），我们都要努力争取到手里来。”21
　　刘少奇还提出了对待黄色工会的具体策略：（一）觉悟的工人应加入黄色工会；（二）只要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能够到里面去接近群众、争取群众，就应该加入，不管这个黄色工会是一个工厂或几个工厂的，或是黄色工会的总工会；（三）在革命反对派领导了黄色工会大多数群众的时候，就可以分裂出来；（四）承认觉悟的工人和革命反对派在黄色工会里面去争取和接近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比在黄色工会外面更好些、更容易些；（五）革命反对派还只在一个工厂、店铺的工人中占有大多数，但在整个黄色工会的会员中还是少数的时候，不应该分裂出来，更不应该消极地退出来。刘少奇强调：觉悟工人公开加入黄色工会，实际“不是使我们的活动走向公开，而恰恰是走向秘密”22。
　　３、主张利用合法斗争，揭破国民党的欺骗。
　　刘少奇认为，利用合法不是合法主义。在敌我力量悬殊、斗争环境险恶的情况下，利用合法可以避免正面冲突，使群众斗争披上合法外衣，从而更好地联合自己，保存力量，借此揭破国民党的欺骗。他指出，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虽然本质上是压迫和欺骗工人阶级，保障和便利资本家进攻的。但是，它在规定许多压迫、束缚工人阶级的条文的同时，又不得不规定一些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例如，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和罢工，十小时工作制，星期日、纪念日休息，对于工人疾病年老死亡进行抚恤救济等。对此，共产党人应当善于利用这些有利的条文，组织工人群众进行斗争，要求实现那些条文上规定的利益，并借此揭破国民党的欺骗，这样便有益于工运工作。假如我们对于工厂法、工会法一概持“绝对反对”的态度，只在工人群众中叫喊“反对工厂法，要求实现苏维埃劳动法”这样绝对的口号，那就不仅一事无成，更会有一些反面作用产生。他说：“国民党政府的工厂法、工会法中某些条文对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好处，我们要求马上实现。但这样的规定太少了，他们要求增加那些压迫、束缚工人阶级的条文，我们反对！这就是我们对于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所应该采取的态度。”23
　　刘少奇还指出，我们不但要利用工厂法、工会法，国民党开展的其他活动、运动我们也可以利用。如卫生运动、文化娱乐运动、民族扫墓运动、纪念节运动，乃至于儿童节运动、植树运动、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等，“我们都利用来提出工人的要求，开展在工人群众中的斗争和工作”24。他强调：“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依照国民党工会法的程序，在各厂各业无组织的工人群众中去公开组织工会。”25因为，我们党目前的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26。在刘少奇领导下，北方局利用全国掀起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形势，进行了许多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如组织群众掏日货、反对走私，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平津及其他地方的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关于白区斗争的策略方针
　　１、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必须严格分开，不能互相混淆，更不能拿来一起做。
　　刘少奇指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分裂及其联系的问题，是我们白区工作方法上的中心问题。任何同志如果不能正确地熟悉地了解这个问题，他在现在的环境下就不能很好地工作。”27“我们过去忽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系的问题，没有在党内着重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极大的错误。”28他认为，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一切可能公开进行的工作，都应公开地进行，而秘密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缩小，仅仅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当秘密地进行。一般来说，群众工作应当是公开进行的（虽然有时只能半公开进行），而党内工作则应当秘密地进行（如有可能也应当部分地公开地进行）。党内工作和群众工作、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应当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派遣不同的干部去进行，在组织上不能混淆，在方法上不能重复。我们在党内工作的方法，绝不能拿到群众中去使用。我们在群众中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他的一切行动和工作方式应当群众化，应当公开，不要在形式上表示自己的特别，暴露共产党员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在群众中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不能兼负党的秘密机关的工作，应当同秘密机关断绝关系，只同特别指定的同志发生关系。党的秘密文件不能拿到群众机关中去。不要使敌人从公开工作的同志那里找到任何党的组织关系。在党的文件刊物上，不要登载公开群众机关的情况，不要使敌人从党的机关中找到任何同群众机关的关系。否则，“把应当公开进行的工作，拿到秘密机关来做；把应当秘密进行的工作，又去冒险公开（如秘密机关的负责人兼任群众机关的职务等）。这样，使得应当公开的不能公开，应当秘密的不能秘密。结果就是党和群众工作都遭到破坏”29。
　　其实，早在１９２９年夏至１９３０年春，刘少奇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就初步提出要正确认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和联系，强调要根据目前满洲客观环境的必要与可能，坚决地尽可能地采用公开活动的策略（但须防止合法的公开主义的错误），并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很艺术地联系起来。公开群众工作的开展，须与党的秘密工作同步地进行。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７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刘少奇主持下，专门就秘密工作问题发出了通告，规定对党的秘密工作机关要严格检查：（一）是否有秘密文件保存处？（二）机关与同志的职业、服装、行动及来往人是否符合？（三）在机关内做文字工作时是否能在警察检查时将一切文件及秘密用具很敏捷地收藏？（四）该机关的来往人是否过分？是否经过党的有计划的规定？（五）该机关之所在地是否适当？是否符合该机关之性质？他还对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提出了必要的具体要求。
　　２、要重视斗争口号，讲究斗争策略，提高群众斗争水平。
　　白区斗争因敌我力量悬殊，斗争对象又多，情况复杂，尤其要注意斗争口号，引导群众正确开展斗争，提高群众斗争觉悟和水平。１９２８年３月至１９２９年春，刘少奇在顺直工作期间，针对白区职工运动中存在的不顾客观实际，不顾斗争环境变化，提出过高过“左”口号，强迫群众斗争等错误倾向，写了《论口号的转变》一文。刘少奇指出：在群众的一切争斗中，口号的作用极大。它包括争斗中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它使群众的精神特别振作，特别一致，发生强有力的行动。口号有不同的性质，口号性质的转变及口号的转换，要依争斗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如果争斗的形势已经改变，口号不及时地随之而改变，群众即没有一致的目标，将使争斗不能继续前进，无力而至于溃散。因此，“当我们规定口号的时候，应该很谨慎地研究各方面的形势，很明确地观察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及当时群众的争斗任务。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30。我们要用极敏锐的眼和耳去搜求工厂及乡村中发生的临时问题，如打人骂人、开除人处罚人以及减少工资、延长工时、欠饷、勒索、逼债等，拿来讨论分析，根据行动大纲规定对每个临时问题的简明口号，到群众中宣传鼓动。刘少奇强调，各种行动口号，应该恰如其时地提出。“不可过早，过早了，群众不能接受或产生惊疑，甚至将群众吓退。不可过迟，过迟了，群众的气势会低落，或群众自动干起来使行动不能一致而紊乱。”31口号要极简短，极明显，极通俗，而且是代表普遍群众的要求及心理的中心，这样才能切合群众实际，引起足够注意，更好地发挥口号的作用，引导群众斗争。如果“口号太多了，太长了，叫得不顺口，意思不明显，不切合群众的要求和心理，叫得太久而至于厌烦”，就会“引不起注意”，“不适合作群众行动的口号”32。在斗争中，我们应该“加紧宣传我们主要的政治经济口号去争取群众”，“特别注意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指示群众争斗的最终目的”33。
　　罢工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剥削压迫、争取生存权利的重要斗争手段。然而，罢工要取得胜利，就不能不讲究斗争策略。针对当时白区工人罢工斗争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刘少奇总结自己以往领导罢工的经验，发表《罢工策略》等文章，指出：领导工人罢工一定要选择恰当的时机，进行充分的准备，提出恰当的罢工要求。他说：要“了解客观的形势，庄严的估计群众的情绪，精密的计算敌我两方的力量，了解自己的弱点，选择恰当的时机。”罢工之前进行某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这完全不是等待主义”。在提出罢工要求时，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要是工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二）要简单明了，一切工人都有利益都能懂得，而且要是中心的要求；（三）要是资本家多少能够答应的要求；（四）要是最主要的部分要求34。
　　３、要注意斗争技巧，灵活机动，尽可能保存革命力量。
　　白区斗争敌强我弱，凶多吉少，情况瞬息万变，要求白区工作者具有高超的智慧，丰富的斗争经验，机智冷静的头脑，注意斗争技巧，能够随机应变，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敌情，随时改变自己的行动计划，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和打击敌人，尽量避免作无谓的牺牲。１９２９年７月，刘少奇尚未到任时，“左”倾中央指示满洲省委举行“八一”示威，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反对武装进攻苏联，反对瓜分中国，保护中国革命”为口号。而满洲省委的态度很坚决：“只要有几个同志的地方”，“‘八一’示威必须执行。”刘少奇到任后，很快了解到党的现状和当时的环境，认为省委决定是难以实现的。７月２０日，他向中央报告举行“八一”示威将要遭到的困难，提出这次示威可能要取消，改为举行一次游行集会。到了７月３０日，刘少奇看到党员和群众并未发动起来，便决定连游行集会也不搞，只是散发传单，不呼口号，也不演说。“八一”清晨，当看到敌人已有准备，戒备森严时，又改变计划，减少散发传单的地点，改公开散发为秘密散发。试想：假如刘少奇“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不管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不管自己的力量和情绪，不管敌人的戒备和阴谋，我们是照例要做这些事的。甚至完全没有群众，仅仅只有我们的干部，也要到马路上叫口号、散传单、打石头——示威”35，坚决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指示精神，拒不改变原来的行动计划，公开举行示威活动，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后果！
　　４、要反对关门主义，联合一切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
　　刘少奇认为，我党在白区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争取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将来的战斗。而积蓄革命力量，就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因为“左”倾关门主义者完全不懂得指挥群众斗争的战略战术，不知道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暂时的让步，吸引他们与我们联合，参与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他们坚持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看起来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什么都要打倒，但实际上什么都打不倒。结果是拒绝了今天还可能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把他们推到反动营垒中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使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少，而敌人却越来越多。所以，刘少奇曾讥讽他们“根本不到群众中去，只知道坐在房内空叫”。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革命形势不断发展，我党及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了在白区实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和阶层，刘少奇要求在反对资本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下，在黄色工会中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如罢工、示威、抵制日货，参加抗日运动等）。要求在一切工人中努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号召全国各党各派联合一致抗日救国，在各城市中联合一切工人的罢休与各厂工人，建立工人的抗日救国会。应在一定的纲领之下，诚意地和他们（指各派工人领袖）合作，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与抗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立场上去领导群众斗争。他指出，我们与各派工人的合作，“不是我们放弃自己的纲领，去接受其他党派的纲领；相反，是努力宣传我们的纲领，去影响同盟者”36。在统一战线中，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要保持我们行动的自由。作为白区工作者，我们“应该善于接近各方面而保持自己的纯洁，不是将自己放在保险箱里保持纯洁，而是要在各种复杂环境中保持纯洁”37。１９３６年春，刘少奇到华北主持北方局工作。他以相当大的艰辛和努力，在华北地区彻底清算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坚定地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他的主持下，北方局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这是一个以学生、上层知识分子为主体，包括工人、妇女、商人及各界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组织。此外，刘少奇还领导北方局积极开展了对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等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刘少奇为探索党的白区工作，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配合苏区人民的斗争，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独特的杰出的贡献。我们研究刘少奇关于白区斗争的策略思想，就是要学习他尊重客观实际，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探索求实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注 释：
　　①②③④⑦[19][27]参见严昌、阳雪梅著《刘少奇谋略》，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版，第１０１、８７、８８、８９、１９８－１９９、９６－９７页。
　　⑤⑥⑧⑨[10][11][12][13][14][15][20][21][22][23][24][25][26][28][29][30][31][32][33][35][36][37]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２月版，第３１、３３、６５、６５、６６、４２、４２、４３、４４、４５、１６、３８、１８、３６、３６、３７、３４、６３、６３、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３、１３、２６、４０、７８页。
　　[16][34]参见刘晶芳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对白区工运策略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２０００年第７期，第１２３、１２５页。
　　[17][18]参见人民日报网，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２日，纪念刘少奇诞辰１０５周年资料。（编辑：钟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