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钢铁工业。

天柱山

　　（一）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后方冶金工业的建设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华北、沿海一带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准备西迁重庆，伴之而来的是经济上的大转移，并作出“将沿海或逼近战线之新式设备内迁”的决定。由于东北、华北等地钢铁厂相继陷落，海口已被封锁，进口困难，钢材、生铁奇缺，严重地影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为此，根据西南煤铁资源分布、储量及交通条件，开始在内地建厂。内迁的军事工业有60％迁川。面对抗战军需与众多工厂重新建设的需要，钢铁业的建立即成为各方面重视的重点。蒋介石于1938年2月7日下令：“汉阳钢铁厂应择要迁移，并限三月底迁移完毕”。同年3月1日，资源委员会与兵工署会同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进行大渡口钢铁厂的迁建工作。
　　在加紧建设大渡口钢铁厂的同时，并扶持民办、官商合办的钢铁企业共达200余个，初步形成了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钢铁工业网，钢的产量占全国的48％。这个时期建立的冶金工厂按其隶属关系及经营方式，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以兵工署为主和由兵工署独办的官办军事工业。有：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第二十四工厂、第二十八工厂。它们是直接为国民政府提供军火生产原料的生产企业，实行军事管制体制，任务由政府指令下达，经费由国库直拨，亏损国家包干，是国民党政府重点保护的骨干工业。例如：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系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和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合办。据民国35年(1946年)4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统计手册》中记载：“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一日，本会奉令在汉阳成立，其主要工作为拆卸汉阳及武汉附近其他各钢铁厂的机器设备，以备迁川建厂，俾为后方钢铁事业树一基础”。1938年3月4日，由资源委员会与兵工署会同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暂借移地汉阳的上海炼钢厂办公，以杨继曾为主任委员，张连科、杨公兆、恽震、程义法、胡尉等为委员，委员会下设技术、会计室及总务、铁炉、钢炉、轧机、动力、建筑、运输等股，组织在鄂、湘、沪、港各地之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指导汉阳钢铁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上海炼钢厂的设备拆卸工作。
　　汉阳钢铁厂是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以自制钢轨修筑芦汉铁路为由，从英国购买高炉、平炉和轧机，于1890年开始建设，18941年建成投产。甲午战争后，因清政府停止对其拨款，于1896年，由盛宣怀积商股银100万两接办，并开采江西萍乡煤矿，与日本订约每年为日本提供铁矿百万吨和大量生铁作为代价，取得日本300万元预支价款。1908年，汉阳铁厂与萍乡煤矿合组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盛宣怀接办后，对汉阳铁厂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建和扩建，当时共有250—477立方米高炉4座，每天出铁6—8次，日产达400—450吨。装入量35吨碱性平炉6座，附有煤气发生炉18座，每8小时可炼一炉钢。6400—8000匹马力蒸气轧钢机和5台及发电机等各项设备，成为我国第一座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由于受日本操纵，经营不善，于1924年停产。
　　大冶铁厂始建于1913年，是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设有2座450吨高炉，分别于1922年和1923年投产。1925年10月因焦炭供应断绝，市场铁价猛跌，经济困难而停产。
　　上海炼钢厂抗战初，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三兵工厂。该厂有炼钢(2．5吨电炉)、轧钢(320—400毫米蒸气机轧钢机各一套)、翻砂、机件加工等车间，有职工500余人。当时，除生产小型兵工钢材外，以生产500磅炸弹壳为主。上海沦陷前迁至汉阳。迁建委员会成立后，又迁来重庆。
　　六河沟铁厂原为汉阳扬子江机器厂，系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为了发展造船和机械，于1911年建设100吨高炉，所需焦炭来自河南六河沟煤矿，因偿还债务被六河沟煤矿接收改称“六河沟铁厂”。有化铁、机械、翻砂、桥梁、造船等部分设备，但规模不大，负债很多，被迫停产，又将该厂抵押给中南银行。“七七”事变后，恢复生产，所生产生铁供上海炼钢厂、汉阳兵工厂生产炮弹壳。迁建委员会成立后，以120万元法币，分三期会款的办法，收购了100吨高炉及其附属设备，全体员工一道搬迁来重庆。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成立后，即开展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拆卸汉阳钢铁厂之炼铁炉、炼钢炉、轧钢设备、动力机器与六河沟铁厂在谌家机之炼铁炉，以便迁川建厂，并于四川省南川县贵州省桐梓县一带，开采煤矿，于綦江开采铁矿。1938年4月初设立直辖之南桐煤矿、綦江铁矿两筹备处。1941年3月在綦江县蒲河铁建设大建分厂。
　　从1938年9月，100吨高炉破土动工，11月20吨高炉开始建设，其他发电、炼钢、轧钢、耐火工程相继开工，建成一个即投产一个。1940年3月第三兵工厂(即上海炼钢厂)归并钢迁委员会，1942年全部建成。南桐煤矿、綦江铁矿、綦江水道运输处等附属单位亦先后投产，成为当时“大后方”最大的一座钢铁联合企业。据统计，从194l—1947年的7年间，共产生铁5．65万吨，平均年产量为8071吨，共产钢锭4．44万吨，平均年产为6346吨，生铁最高达年产1．33多万吨，钢锭最高年产量1万吨。这些数字表明，它的生产时断时续，严重的开工不足，实际生产水平远未达到设备能力。
　　1949年3月1日，改称军政部兵工署第29兵工厂，解放后改为101厂，现为重庆钢铁公司。
　　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该厂前身为重庆电力炼钢厂，系四川军阀熊克武于1919年开始筹办，1934年刘湘续办，1937年1月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接管，成立“军政部兵工署重庆炼钢厂筹备处”继续建厂，同年1月8日开始出钢。1939年7月1日正式成厂，改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该厂经过不断扩充，年产钢最高达到4000多吨，年产钢材、丝钉等3900多吨，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后方最大的兵工用钢生产工厂，厂址重庆磁器口，现为重庆特殊钢厂。
　　兵工署第二十八工厂该厂原为兵工署材料试验处，1940年所筹办的制造合金工厂，1941年正式成厂，改名为兵工署第二十八工厂，仍由材料试验处处长周志宏任厂长。该厂主要以坩埚炼制合金钢铁材料，并提炼纯钨电冶钨铁等合金，还有轧钢机一套，规模较小，设备简陋。厂址重庆磁器口。它是抗战时期后方主要的合金钢生产工厂，于1946年停办，并归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部分设备归还材料试验处)。
　　第二类：资源委员会主办的企业有：电化冶炼厂、彭县铜矿、威远铁厂、陵江、资和、资蜀、资渝钢铁厂、云南钢铁厂、昆明炼铜厂。其资金来源以国家投资与银行贷款为主，按供需合同进行生产，使用国家投资并承付利息，盈利按比例分成实行盈亏自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生产的性质。例如：
　　电化冶炼厂该厂的前身为重庆炼铜厂(厂址在重庆化龙桥)、纯铁炼厂及炼锌厂(厂址在綦江三溪)于1941年6月合并而成，叶渚沛任总经理。总厂设綦江三溪，下分设一、二、三、四厂。第一厂冶炼电铜及纯锌，第二厂以低温还原方法冶炼纯铁，第三厂采用高周率电炉炼合金钢，第四厂平炉炼钢及轧钢。它是抗战时期后方主要生产电解铜、锌、特殊钢的工厂。电解铜生产最高年产量813．58吨(1940年)、氧化锌32．51吨、电炉钢83．49吨、纯铁27．5吨。我国著名冶金学家叶渚沛领导的重庆电化冶炼厂的成立，开始了我国电冶精铜的新时期。
　　资渝钢铁厂该厂于1941年10月筹备，1942年4月接收大华铸造厂，开始生产铸钢。’1943年7月6日正式成厂，厂址没巴县井口乡甘家碑，郑葆成任厂长，生产能力月产钢400吨。该厂是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采用贝色麦转炉炼钢法，因地制宜、土洋结合的产物。3座小转炉、3座化铁炉、轧钢、发电、机修、运输等从设计、制造、安装到投产出钢，只用了1年时间。
　　昆明炼铜厂该厂原名中央炼铜厂，系资源委员会创办，厂址原没湖南长沙黄土岭，抗战期间迁移昆明，厂址设昆明西山石咀。至民国28年开始冶炼，日产精铜2吨。
　　威远炼铁厂该厂于1940年12月由资源委员会收购新威炼铁厂之资产而组成，派靳树梁为厂长。厂址位于四川威远之连界场，原有之炼铁设备为抗战前第二十四军所筹办。该厂32年底正式出铁，32年产铁1694吨，33年产铁2420吨。
　　云南钢铁厂系由资源委员会兵工署、滇省府合办，创始于1939年11月，建厂于1941年8月，厂址设于昆明西南安宁附近之郎家庄，利用易门铁矿与宣威及一平浪焦煤为原料，由严恩棫任厂长。50吨炼铁炉于1943年4月全部完工，5月底出钢。1943年—1945年共产生铁10286吨，钢锭373吨。
　　第三类：官商合办和独资经营的民族工业。有：官僚资本控制的中国兴业公司，民族资本经营的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制钢、人和钢铁公司等。这些企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官僚资本垄断的旧中国常是受排挤、鲸吞的对象。例如：
　　中国兴业公司创始于1939年7月，由华联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华西兴业公司矿业组合并扩大组成。厂址设于重庆江北相国寺。开始创办时的总股本资金为法币1200万元，官股占 78．16％，1 943年官股增加股本，官股占91．5％，商股占8．5％。
　　该公司管理体制为董事大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孔庸之(孔祥熙，当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任董事长，翁文灏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先后由傅汝霜、胡子昂担任。
　　1938年开始筹建，1939年春完成设计并建筑厂房及安装设备。电炉于1940年开工，炼钢、轧钢相继于1941年生产，平炉及转炉于1942年相继投产。它是抗战时期官商合办的最大钢铁联合企业，其规模仅次于钢铁厂迁建委员会。除炼铁、炼钢、轧钢及耐火材料外，并兼营涪陵铁矿及江北煤矿。
　　中国兴业公司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1945年总产量，生铁14215吨，占“大后方”同期总产品的5．16％，钢材6422吨，占“大后方”同期总产量15．69％。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该公司赎买改名为一O四厂，现为重庆钢铁公司第三钢铁厂。
　　渝鑫钢铁厂股份有限公司是抗战时期主要的民族资本冶金企业之一。它自1933年在上海筹建大鑫钢铁厂后，1 937年8月由上海迁川与民生实业公司合资，总厂厂址是重庆小龙坎。公司下设九个分厂：石马乡机器厂、石马乡制片厂、聂家山炼铁厂、长寿炼铁厂、北碚江家沱炼钢分厂、深炭沟矿厂、童家溪煤矿厂、遵义锰矿厂、威远炼铁厂。董事长卢作孚，总经理余名钰。1939~1945年共生产生铁6057吨，钢品5586吨。1945年因亏损被迫停产。
　　人和钢铁冶炼公司于1939年经杨萃文、康步七、刘钢等发起创立。它包括设在土沱烂银湾的炼钢厂，江北县人和沟的炼铁厂，土沱狮子口的火砖厂。可日产灰口铁12吨、焦炭20吨～产耐火砖30吨。炼钢设备有0。75吨及1．5吨贝氏炼钢炉各1座，民国31年(1942年)9月出钢锭，隔数日开炉1次，连开1次，连开12炉。由于资金不足，1945年全部被商股由资源委员会收购，改为资蜀钢铁厂。
　　中国制钢公司于1942年成立，厂址设重庆董家溪。成立时登记资本700万元，至1942年9月始增资金1000万元。重要股东有厚记兴业公司、大川实业公司、华西兴业公司等。董事长朱必谦，经理黎超海。公司下设炼钢厂、轧钢厂、机器厂，其生产能力钢月产150吨，钢材月产200吨，锻件月产30吨。该公司创立两年，其炼钢厂、轧钢厂之设备(除马达锅炉与炼钢用之鼓风机外)，例如：贝色麦炼钢炉、化铁炉、温炼炉、反射炉、5吨电动起重机、轧钢机、蒸气机、汽锤、给水设备等均自行设计及制造，全部钢料，均系自炼之钢。全部设备之价值约原值之三倍余。
　　第四类：民营小铁厂。有：蜀江炼铁厂、协和炼铁厂、清平炼铁厂、东源实业公司、福昌炼铁公司、大昌炼铁公司、渠江矿冶公司、荣昌铁厂、永兴铁厂、上川钢铁公司、永和实业公司、中华工业社綦江铁厂等。以上多数为四川原有的土铁厂，抗战开始，因生铁价上涨而纷纷开业，对战工业生产起到了辅助作用，为重庆主要钢铁厂的原料基地，在大都规模较小，技术落后，资金不足。1043年后，因生铁滞销，物价猛涨，成本亏损，大部分停业涨而纷纷开业，对战时工业生产起了辅助作用，为重庆主要钢铁厂的原料基地，但大都规模较小，技术落后，资金不足。1943年后，因生铁滞销，物价猛涨，成本亏损，大部分停业。
　　（二）后方冶金工业在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后方冶金工业的建立，在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它是近代旧中国唯一的依靠自己的技术和资源，在内地建立的冶金工业。这一时期，无论在对四川矿产的调查勘测，或是在钢铁冶炼、轧制，有色金属冶炼，耐火材料的研制代用等方面均有明显成果。更可喜的是，这些成果都出于中国人之手，大多数为国内首创，不少产品各项技术指标还达到和超过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如我国：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建造的新式小型炼铁炉，炼钢平炉，中、小型轧钢机，贝色麦炉低温氧化去磷法，废热式炼焦炉，坩埚炼制合金钢，纯铁冶炼及电解铜、锌生产技术，均属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成果，在我国近代冶金工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工业企业管理有了较大的进步。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兵工署，吸收欧美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知识和方法，颁布了工厂管理的各种规章，逐步形成了旧中国企业的一套管理法规，使企业机构设备与企业内部管理进一步规范化、统一化。资源委员会对所属工厂则视人数多少、业务繁简分甲、乙、丙、丁四种。兵工署所属各厂则有统一的标准编制与组织系统图；企业内部的管理分为总务、工务、业务、财务四大类管理系统；国民政府主管工业的部门及各工厂的主管，都选派具有专业学历的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注重知识，注重对职员和工人(技术工人)的培训；工厂的管理体制，采用直线和直线职能制两种体制，管理机构进一步完善，保证厂长(经理)集中统一的指挥；产品制造、原材料采供、工厂基本建设等，有较明确的工作流程，体现了各职能机构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纵横联系的管理体系；工厂普遍采用了雇佣劳动管理方式，变包工头制为直接考工制；注重财务管理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担负军工生产的工厂还是担负商品生产的民营工厂，都有严格的普通会计与成本会计制度及审计制度，财务监督较严。队上这些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封建落后的小手工业的管理方式，使工业管理走上了近代大工业的管理轨道。
　　3．局部地改变了我国的工业布局，促进了西南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抗战前西南各省几乎没有近代工业，抗战以来大批沿海工业内迁，迅速地改变了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工业布局，特别是水陆交通较便利的重庆地区，从冶金到机械、化工、轻纺工业全面发展起来，成为我国西南近代工业中心。后方冶金工业的建设，为进一步发展西南近代工业创立了初步的基础。
　　4．形成了我国第一代冶金技术队伍。旧中国许多有志之士，抱着工业救国的愿望，远涉重洋就学工业技术。抗战前，他们苦于无用武之地和报效祖国的机会，抗战后，改变了这一状况。后方冶金工业的建立和发展，虽然规模较小，设备简陋，但却门类齐全，初步形成了从矿山到冶炼，从黑色到有色的具有多项目的工业规模。这些繁杂的生产门类，一一都属从头起步，白手起家，需要众多的技术人才和熟练的操作工人。在我国老一代的冶金专家、学者的带领下，一批毕业于工业院校的新手成为建设的主力，他们从书本到实践，从生产科研的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我国冶金战线上较老的主要技术骨干。
　　5．对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以重庆为中心的后方冶金工业的建立，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全民一致抗日的形势下兴起的，形成了钢、铁、铜、铅、锌等冶金工业门类。从1938～1945年的8年中，共生产生铁412980吨，钢品45264吨，支持了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军工生产和工业建设的需要，为兵工制造提供了原料，成为大后方军械工业用原料的重要基地。例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1943年至1945年的钢材总量中，有70％专用于制造枪、炮、弹和军械。第二制造所生产的灰口生铁统由兵工署分配给下属第十、第二十、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三十、第四十、第五十等兵工厂翻铸各型迫击炮弹、手榴弹和甲雷等兵工武器。第四制造所生产的钢材，供兵工署下属第一、第二、第十、第十一、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一、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四、第五十、第五十三、第八十一等兵工厂制造步枪、轻重机枪、冲锋枪、各型迫击炮(弹)、甲雷、火箭、子弹筒、掷弹筒、手榴弹、信号弹、掷榴弹、群子弹和50—100公斤飞机炸弹等，为支援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　刘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