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王氏王仁乾、王治本兄弟与日本文人。

天柱山

　　在日本明治时代，即中国的晚清时期，旅日华侨主要从事外贸活动和在日本国内的一般商业活动。其一般商业活动，基本上集中在餐馆、裁缝、理发三种行业，即俗称的菜刀、刮浆刀、剃刀“三把刀”。但是，“三把刀”这三种职业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尤其是在明治初期，或者说是直至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前后的19世纪70年代，它并不是大多数华侨从事的主要职业。
　　在明治初期，日本为加快经济发展，曾不惜重金雇佣外籍专家学者来日作技术指导和培养科技文化人才，这些人员虽然主要来自欧美，但其中也包括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如明治八年(1875)，北海道函馆雇请了两名中国的毛皮加工技术人员，有的地方还聘请了中国的技术农民指导农业生产。据记载，山东许世泰自光绪元年被日本开拓使黑田清隆招至北海道后，在向日本农民传授农业技术的同时，开发经营官有土地，尤其为北海道的洋葱种植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事迹甚至被奏报到日本天皇。1903年，著名实业家张謇考察日本北海道时，得知许世泰的事迹后不禁感慨赞许：“世不必读书治政治家，言方为人才；凡能平地赤立而发名成业者，真人才也！”〔1〕日本在制茶业方面也曾聘请了不少的中国技术人员。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物产志》中记载：“明治七年，日本劝业寮创编《红茶制法》一书，颁布诸府县，民间始有学制者。次年，日本驻中国上海领事馆特聘我国人二名，于肥后之山鹿、丰后之木浦等处学制，而未能得法。又遣委员多田元吉往湖北、江西、安徽等处，学习栽培、制造诸法，并购觅良种赍归。其后日本三井银行与一西商，又延聘华人四十余名，于近江大津郡制造。”明治初期来日的华侨中，文人画家或从事书籍以及文化用品经营者也非常引人注目。广东南海人冯镜如最初因太平天国革命而东渡日本，后在横滨创立文经商店，又名文经活版所，专营外国文具和印刷事业；〔2〕浙江慈溪人冯澐，号雪卿，以工书客居日本；江宁人王冶梅，嘉兴人陈曼寿也以工书善画客游日本；胡小蘋，名震，浙江宁波人，工书善医，诗也清逸，长年旅居日本；〔3〕叶炜，字松石，浙江嘉兴人，擅长诗文书画，明治七年被聘任东京外国语学校汉文教员，任期满后曾一度归国，明治十三年再度赴日，以为日人作书画为生；罗雪谷，明治五年前后赴日，明治八年开始居住于筑地居留地外，专门传习书画；〔4〕等等，不胜枚举。
　　慈溪王氏家族族兄弟王仁乾、王治本、王汝修、王琴仙自明治初期始，也长期旅居日本，或经商、或专论诗文。本文着重对其中的王仁乾和王治本的在日经历以及他们与日本文人、学者、政界人物的交往作一考察。
　　一、王氏兄弟略历
　　王仁乾，字惕斋，浙江慈溪人，出身于富家大户。明治十年（1877）时，自称25岁，可推知他出生于1853年前后。明治初年赴日，曾于明治九年三月受雇于东京大锯町13号伊东伯也经营的商店从事商业。明治十年末，已在浅草黑船町拥有自己经营的商店“凌云阁”，翌年初商店迁往筑地入船町。主要经营书店，专售汉籍和文具。直至清末一直旅居日本。王治本，字桼园，别号梦蝶道人，浙江慈溪人，王仁乾族兄。明治十年（1877）时，自称43岁，可推知他出生于1835年前后。1862年，曾在家乡组织乡团抗击太平军。1875年受广部精的邀请来到日本。广部精，号鹿山，著名汉学家，1875年创办汉塾“日清社”，并编辑《日清新志》、《寰海新报》等汉文杂志。王治本来到日本后，先在日清社教授汉文，并为汉文杂志撰写文章。不久日清社并入中村敬宇的同人社，王治本也随之进同人社教授汉文。后离开同人社，创立诗社“闻香社”，与日本文人学者广为交游，其中又以与源桂阁的交往为最多。1877年，以何如璋为首的中国第一届驻日公使团赴日后，因王治本熟悉日本而被聘为使馆临时随员。1898年，日人创善邻译书馆，专译西文新法诸书为汉文书籍，主笔者有重野成斋、冈千仞、龟谷省轩等，王治本被聘为之“校正删润”。先后多次漫游日本，足迹遍及全国各地。1907年客逝于日本长崎。
　　二、王仁乾与日本文人的交往
　　王仁乾虽以商人的身份旅居日本，但他出身于富户，自幼受良好的教育，于诗文书画具有一定的素养，加之他在日本的商业内容是经营汉籍，从而决定了他势必与日本的文人学者尤其是汉学家产生种种交往。日本自进入明治时代后，举国上下大兴洋学，千余年来一直被重视的汉学开始被冷落。尽管如此，对这一时期的日本文人来说，汉文仍为必备的素养，其汉文读写水平之高，以及对中国文人之敬仰，实出今人想象之范围。
　　王仁乾作为明治初期较早在居留地外居住的中国人，与在居留地居住的其他中国商人相比，具有与日本文人接触交往更加良好的环境。江户时代乃至明治初期，日本规定外国人只能居住于其划定的外国人居住地内，未经特别许可不得越界居住。明治四年至明治九年，经特别许可获得居留地外居住权者有五百余人，他们多为公使馆员、学校教员、或有一技之长而被日人聘用者，其中又以欧美各国人居多，中国人仅13名，他们是：
　　王仁乾与日本文人的交往，据目前所能查阅到的史料，可举出以下数例：
　　1877年至1881年间，与原高崎藩藩主、酷爱诗文者大河内辉声交往甚密，曾作书赠与大河内悬于其书斋。此间，与宫岛诚一郎、植村慎斋、曾根俊虎、石川鸿斋等人均有所接触。〔6〕
　　1884年，冈千仞游历中国，王陪同游览苏杭等地，并邀请冈千仞在其慈溪老家居住近半月。〔7〕
　　1898年1月，汪康年赴日考察报务。王得知后，通过蒋黼建议汪康年：“岸田吟香，前在沪开药善堂者，居东京银座二丁目，如暇，可访之，文雅之士；文人龟谷省轩、岛田重礼、重野安绎皆有名人，亦可访之，其所居可询之岸田氏。”同时推荐“公使馆译官罗宝森、卢子铭二人甚正派，可托为舌人。横滨领署译官潘道科极不正派，切不可托其传语，恐误大局。”〔8〕
　　1898年，湖北留学生监督张听帆等赴日，贵族院议长近卫公爵等设宴欢迎，请王代为邀请。除考察团主要成员外，驻日公使李盛铎、日本外务省和陆海军两省官员等数十人出席。王仁乾也列其中。〔9〕
　　1899年，友人松本正纯、吾妻兵治二人译成中文书籍《大日本维新史》、《日本警察新法》、《战法学》、《国家学》诸书，王介绍他们携书前往上海销售，并请汪康年协助。〔10〕
　1899年，介绍朝日新闻社某记者为罗振玉所编的《农学丛书》提供译稿，并在回上海时将译稿带给罗振玉。〔11〕
　　以下，以陪同冈千仞游览苏杭为例，介绍一下王惕斋与冈千仞的交往情况。
　　冈千仞（1833～1914），字振衣，号鹿门，原仙台藩士。精通汉学与西学，明治维新后，曾任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府书籍馆干事等职，后因对藩阀专制不满而辞官办塾，以教导学生及著述，前后有“弟子三千”，著述达三百余卷。当时驻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以及其他使馆成员，曾游历日本的文人王韬等均与其有密切交往。
　　1884年5月29日，冈千仞从横滨出帆，6月6日抵达上海。同船者有王惕斋和任满归国的杨守敬等。原打算先前往福州拜访当时任船政大臣的何如璋，但在杨守敬和王惕斋的劝说下，决定先游览苏杭。冈千仞提出游览苏杭期间无人代为翻译时，王惕斋主动提出“将取归路苏杭，不复烦舌人”。〔12〕7月5日进入杭州，此后在浙江还游览了绍兴、余姚、慈溪、宁波等地。在杭州，由王惕斋、无适、顾云台等人陪同游览了名胜古迹。无适系日本本愿寺僧人，居杭州弥勒寺已三年。顾云台曾游历日本，并购回大量书籍，时正在杭州珠宝街开书肆，“满家图册，一半东书”。在绍兴，王惕斋陪同游览了兰亭和禹陵。在余姚，走访了朱舜水兄二十三世直系子孙，看到朱舜水曾提及的朱家邻近的王文成庙至今尚存，不禁深表感慨。在慈溪，应王惕斋的邀请，拜访了位于慈溪北郊的王氏家族，自7月18日至8月1日居住王家，并受到盛情款待。对此，冈千仞在游记《观光纪游》中这样概述了其缘由：“吾与惕斋同发横滨，瀛海湾例，食息寝处，无日不相与，遂访其家，举族欢迎如亲兄弟。此亦文字因缘，非偶然者”。
　　王惕斋家族为当地的豪商富族，“族人同居三世，广厦连宇，画为数十区”，“男女婢仆六七十人”。族中有一叫砚云的举人，颇有才学，他不仅为冈千仞题书作画，还多次与他长时间笔谈交流，双方直言不讳，畅抒己见，有时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两人就中国是否应该禁吸鸦片、引进西洋器械的论争，读来耐人寻味，颇能反映二人的立场和观点。
　　7月24日，王家再设盛宴款待冈千仞，宴后还另设洋烟（鸦片）和茶招待客人。吸鸦片时，“二人对卧，且喫且话，此为常法”。冈千仞见之，严厉指出：“烟毒缩人命，耗国力，苟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砚云听后大为不悦，强辩道：“洋烟行于中土，一般为俗，虽圣人再生，不可复救。”冈千仞引用魏源禁烟时所论鸦片之危害，再联系到目睹之现实，不禁感叹：“中人不猛醒于此，何也？”次日，砚云见冈千仞屡屡论及洋务，痛斥烟毒，便以李鸿章开招商、机器二局为例，认为洋务独耗国力而无一所成，并无可取之处。冈千仞一一举出“器械之利”加以驳斥，砚云愤然曰：“器械岂圣人之所言乎”！二人你来我往，“论累数十纸”。“砚云有奇气，文笔纵横，实为难得之才。而言及外事，顽然执迷一至此极，殆不可解者。是事不止砚云为独然。”同为文人，二人见识、观点差距之大，实在令人叹息。
　　冈千仞此次游历，除上海、苏杭一带外，还北上天津、北京，南下广州、香港，于1885年4月10日乘英国邮船归国。前后历时一年，会见中国官员、文人等近二百名。所得游记约六万字，分为《航沪日记》、《苏杭日记》、《沪上日记》、《燕京日记》、《沪上再记》、《粤南日记》六卷，总题名为《观光纪游》。
　　此外，王惕斋在日期间，与中国旅日者的交往也非常频繁。他频频出入中国驻日使馆，与何如璋等驻日公使和公使馆员都有较深的接触。当时中国赴日考察者中，如汪康年（1898）、罗振玉（1901）、缪荃孙（1903）、张謇（1903）、胡景桂（1903）、吴荫培（1906）等，在日期间均与王惕斋有过接触，并得到他的照顾。在汪康年归国后，王惕斋屡次致信将自己在日本所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给他，并表明自己本为“海外一残废商人，本不要预闻国事”，只因汪康年所办之报力倡时务，才“将素所闷郁所见闻之实事详告，以备贵报择登之。”吴荫培在他的游记中，也有“惕斋遨游东国已数十年，熟悉商情，洞察时务，入都会有建白，为当轴者所知，其言可采用也”的记载。这些都说明王惕斋虽仅为一名旅日商人，但在为商和与日人广为接触的同时，始终关心国内时务。
　　三、王治本与日本文人的交往
　　1880年畅游日本的李筱圃在他的游记《日本纪游》中有这样的记载：“王惕斋来，言伊有族兄桼园，现馆废藩源辉声家，专论诗文。”这位王治本所寄居之家的主人就是上文曾提及的原高崎藩藩主，酷爱诗文的大河内辉声。
　　源辉声（1848～1882），初名辉照，号桂阁，祖居大河内，故又称大河内辉声或源桂阁。世袭高崎藩藩主，食禄八万二千石。明治维新后的1869年，政府下令各藩奉还版籍，辉声被任命为知事，改封华族；1871年，废藩置县，高崎被并入群马县，辉声卸官归乡，以广交文士、吟诗作文自娱。他把西洋人和清国人进行比较，认为“西洋人神气颖敏，行事活泼，孜孜汲汲覃思于百工器用制造也。至清国人，则不然，百官有司，庙谟之暇，皆以诗赋文章行乐雅会，善养精神，故性不甚急也。”因此，“京畿之商贾，天下之人士，其求名趋利辈，宜交西洋人。高卧幽栖，诗酒自娱之人，宜交清国人也。”〔13〕而此时的辉声当然属于后一类人。他在与中国文人交往时，即使对方会日文或带有翻译，也自称“口讷不喜口谈，惟以一支笔换千万无量语言”，而宁愿进行笔谈，以留下墨迹作为纪念。这些笔谈纪录，被整理成册，统称《大河内文书》，包括《罗源帖》18卷，主要记载1875～1876年与中国旅日文人画家罗雪谷的笔谈；《丁丑笔话》7卷、《戊寅笔话》26卷、《己卯笔话》16卷、《庚辰笔话》10卷，分别记载了1877～1880年与公使馆成员以及其他访日中国文人的近500次笔谈；《桼园笔话》17卷，记载了1880～1881年与本文主人公王治本的141次笔谈。此外，还有《韩人笔话》1卷，为与访日朝鲜人之笔谈；《书画筵》1卷，为与中国书画家谈书法、绘画时的记录。
　　王治本自于1875年来日后，不久就与源辉声有所交往。当源辉声发现王治本的诗文书画均远远胜过自己时，不禁十分敬佩，因此决定拜其为师，教自己汉文汉诗。至1877年首届驻日使团来日时，两人已是无话不谈的挚友。使节团抵达日本后，辉声从王治本处得知副使张斯桂为其浙江同乡，随员中也有熟识者时，立即提出希望王治本能介绍他去认识何如璋及其他随员。此后，每次相见，必提及此话题，直至通过王治本以及使馆随员沈文荧（字梅史）的介绍，前往使馆见过何如璋和张斯桂，才告满意。此后，他与使馆成员频频接触，留下了许多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1880年，源辉声为进一步与王治本切磋诗文，还干脆将他请到自己家居住。此后约一年半时间，二人朝夕相处，时时挑灯笔谈，留下笔谈记录达17卷之多。笔谈内容形形式式，几乎无所不包。
　　1882年，王治本离开源辉声家，开始漫游日本，直至1907年在长崎去世，其足迹几乎遍及全日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的接待和欢迎。实藤惠秀曾对王的漫游时间和线路进行整理，大致如下：
　　1882年，甲府（5月）、骏河、远江、尾张、名古屋（中秋）、福井（7月）、金泽（8月）、福光、高冈、富山。
　　1883年，高田、放生津、冰见、七尾、金泽（3月）、大圣寺、函馆、新泻（8月）、五泉、新泻。
　　1884年，佐渡（春）、越后与板町（秋）。
　　1885年，尾道（中秋）、竹原（冬）。
　　1886年，高知（春）、防府（秋）、山口（冬）。
　　1887年，下关（1月）、熊本（3月）。
　　1888～1890年，居东京。
　　1891年，佐渡（冬）。
　　1892年，秋天从东京出发。
　　1893年，仙台、登米町（春）、一关（夏）、水泽町。
　　1894年以后，因甲午战争一度回国，战后又回到日本。有1899年与森槐南等唱和诗歌，和1903年为川田瑞修改诗句的记载。
　　1905年，重游福井、金泽、富山。
　　1906年，津（3月）、爱知县弥富町（5月）、桑名、福井。1907年，于长崎去世。〔14〕
　　王治本的上述日本漫游，大致可以分为四次：第一次，1882～1884年，主要漫游日本本州中部地区；第二次，1885～1887年，主要漫游本州西部、四国和九州；第三次，1892～1893年，主要漫游日本的东北地区；第四次，1905～1907年，故地重游。   
　　有关王治本在日本漫游的情况，实藤惠秀氏等曾专门撰文作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故在此仅举一例，其他不再一一论述。1883年，王治本与旅居日本的族兄弟王汝修、王琴仙一起漫游北海道函馆，停留半月多。当时的《函馆新闻》在一篇题为《清客漫游》的报道中对此有这样的记载：“在东京以诗文书画著名的清客王桼园、王斝侯（汝修）、王琴仙三氏昨乘‘丰嶋丸’来函。三氏于东京常与文墨诸大家共游，诗文书画均称绝妙，为清客之中屈指可数者。本港文雅之士亦多乞请挥毫。”在函馆期间，王治本等不仅充分展示了诗文书画的才能，还表演了篆刻，受到了当地文人的热情欢迎。他还为《函馆新闻》写了《函馆八胜》的组诗。离别之际，他留言日本诸友：“丈夫何事泪潸潸，话到分离襟已斑。非效伯夷居朔海，差如老子遇函关。写成恨诗难消恨，爱作闲游转不闲。八八烟波从此去，藉叹奇胜破愁颜。”〔15〕
　　王治本漫游日本，其主要目的不是观光游览，而是应各地文人雅士之邀请，前去为他们题书作画、润笔诗文。这是明治初期旅日文人与日本人进行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他们在日谋生的一种方式，否则他们在日本的生活将难以为继。那么，他们的收入大致又怎样呢？《大河内文书•戊寅笔话》第七卷内附有王治本和王琴仙二人共同制定的“润笔仿单”，即为日人题书作画之大致价格表。
　　不陋居主人王桼园先生、问梅居主人王琴仙先生诗文书画润笔格：撰序跋论记，每篇两圆；题画题扇，每章五拾钱；酌裁稿本，另议；从学诗文，每月壹圆；书大幅堂画，每幅壹圆；书屏幅，每贰分；书对联，每贰分；书扇面册帙，每贰拾钱；书匾额（字在尺外大者），每四字贰圆（如小匾，照屏幅式）；画大幅堂画，每贰圆；画屏幅，每贰分（如画四幅，壹圆贰分）；画帐额，每贰分；画扇面册帙（小件），每壹分；篆刻图章，每字贰拾钱（如图章过小、字画过多者不刻）。光绪三年丁丑十月吉旦，明治十年十一月。得所老人酌定。
　　王治本漫游日本二十余年，所作诗文书画作品不计其数，这些作品有许多至今尚为日本各地的收藏者所保存。据实藤惠秀1965年通过《朝日新闻》征集统计，日本国内至少有38人收藏有王治本的各类作品和资料，实为研究明治初期在日中国文人与日人交往的弥足珍贵的史料。
　　为便于参考，最后将有关王治本日本漫游的主要研究论文罗列如下：实藤惠秀《王治本在金泽的笔谈》、《王治本的日本漫游》，二文均收入春秋社1973年出版的《近代日中交流史话》中；实藤惠秀《王治本日本漫游记录》，载《武藏野女子大学纪要》第4号。此外，王晓秋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也有专节论述。
　　注：
　　〔1〕张謇：《癸卯东游日记》，拙编《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记》（下），552页。
　　〔2〕冯自由：《华侨开国革命史》，转引自《华侨与辛亥革命》，第32-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3〕李筱圃：《日本纪游》第6页。
　　〔4〕《都市纪要（4）：筑地居留地》，附表A“自明治四年至明治九年末居留地外居住外人表”，东京都情报联络室发行，1957年；实藤惠秀《近代日中交涉史话》122页，春秋社，1973年。
　　〔5〕《都市纪要（4）：筑地居留地》，附表A，东京都情报联络室发行，1957年。
　　〔6〕实藤惠秀编译《大河内文书》，东洋文库，1964年。
　　〔7〕冈千仞：《观光纪游》，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八）所收。
　　〔8〕《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9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9〕《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40-41页。
　　〔10〕《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49页。
　　〔11〕《植漆法•附记》，《 农学丛书》第1集，第7册。
　　〔12〕冈千仞：《观光纪游》，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八）所收。本小节以下所引均据此，不再一一注出。
　　〔13〕源桂阁：《芝山一笑•后序》，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第146-147页，中华书局，1992年。
　　〔14〕实藤惠秀：《王治本的日本漫游》，《近代日中交流史话》所收，春秋社，1973年。
　　〔15〕转引自《中日交流史中的华侨》，第24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作者　吕顺长　系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