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人文促生了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

天柱山

　　人口的迁徙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1、河洛人不断南播
　　从汉代末年开始，由于战争、动乱和灾荒等原因，中原汉人不断向南方播迁，较大规模的就有七、八次之多。最有影响的有四次：西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黄巢举义，北宋的“靖康之变”以及明末至清的郑成功、康熙朝收复台湾。
　　周时，我国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已崛起。平王为避犬戎，迁都洛邑。草原文化哺育出的强悍民族在西晋时首开入主河洛之先河。晋永嘉五年匈奴人刘曜率兵攻入洛阳，俘怀帝。《晋书·慕容廆载记》：“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晋书·王导传》：“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据史家推算，此次中原人南下大约有80万到100万人。
　　唐代的安史之乱，使北方大片的良田和城镇化为焦土，当时逃到南方的人更多。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将其说成又一次永嘉之乱：“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北人两次南渡，使得福建人口激增。漳、汀、泉、福、建五州最为典型。据《元和郡县图志》（卷36）记载，唐元和年间，上述五地人口户数分别为1343、2618、35571、19455和15410户。据《太平寰宇记》（卷100）所记，至宋太平兴国年间，分别增长至24007、24007、76581、94475和90492户。从中可以看出，最高增长17.7倍，最少增长2.1倍，平均增长7.9倍。
　　2、中原汉人南播后的河洛之思
　　中原板荡，狄夷交侵，晋人虽身在江东，但心在河洛，常怀故国之思。于是，在南方出现了两种有趣的现象。
　　一是民间以北方故地之名命新驻地之名。如到闽南的中原人把所在地的两条河分别起名为“晋江”和“洛阳江”，称在洛阳江上所修建之桥为洛阳桥，以时时怀念河洛故乡。宋代书法家、闽南仙游人蔡襄写有《洛阳桥记》，明崇祯十三年重修，郡守孙朝让所写重修记称：“迄今遵海而居，横江而渡者，悠然有小河洛之思焉。”
　　二是官方侨置州郡。偏安于东南的东晋以及其后南朝的统治者，为使聚族而居的南迁北方士人稳定生活，保持原籍贯，在其辖区内用北方地名设置侨州、郡、县。这样，一方面可以安置北方士族，使他们在有限的范围内保持其封建特权。一方面借以缓和南北士族经济与政治上的矛盾。东晋初，侨州、郡、县均沿用北方原地名，《晋书·地理志》载：“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后以弘农人流寓于寻阳者，侨立弘农郡。”
　　河洛之思实是文化之思，是对中原故国故园的乡音、乡貌、乡情之眷恋。东晋王朝的建立，一切典章制度无不是西晋的翻版，即如生产、生活、饮食、起居、婚丧、交往也一如旧制。但南方毕竟是南方，除了自然山川之异外，语言之差异更使人们的交流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何“王化”、如何“固本”，是摆在仍带有莫名自高情绪的王公、门阀、士人面前的一个十分现实问题。侨置州郡只能使他们自我封闭，主动接触才是明智之举。大臣王导就力主北人学习吴语，南迁士族必须与江南士族联合相处。在其推动下，清醒后的东晋统治集团开始了兴学校，倡儒学，履仁爱，奖诚孝，号召有志之士立身敬业，勤于国事，戮力王室。在王导等人带领下，河洛文化之精蕴在东晋南朝得到了继承与弘扬。
　　3、光州固始———闽人永远的故乡
　　在北人开发南方中，固始人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陈元光、王审知影响巨大和久远。
　　陈元光开发漳州。唐高宗总章二年，福建南部被称作蛮獠的土著人因土地与徭赋问题发生动乱。朝廷任命光州固始人陈政为朝议大夫兼岭南行军总管前往镇抚。陈政“刚果敢为，而谋猷克慎”（《云霄县志》），率府兵3600人，将吏123人，来到了八闽百粤交界之地。起初，土著人对唐官兵和北方人十分抵触。陈政之母魏氏是一位极富智慧且有胆略的女性，又率中原58姓数千军校前往支援。在其母子安抚与感召之下，屯驻云霄的朝廷军队很快就与周边土著人打成了一片。官兵一方面给他们送去生产工具，一方面向他们传授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当地的生产得到了发展。由是唐政府的威望在闽南得到了很大提高。陈政死后，唐王朝审时度势，任命其子陈元光为鹰扬将军代父领军。元光聪慧异常，足谋多智，励精图治，深孚众望，足迹所至，民咸从之。为使闽南有大的发展，陈元光上疏请求在闽南增设漳州建置。垂拱二年，唐政府准奏，并任命元光为首任刺史。之后，陈元光将北来将士与当地居民组织起来，屯耕结合，或辟荒为田，或斩荆植树，或耕渔相兼，使漳州经济有了很大发展。陈元光还实行了许多其他有利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措施，如招徕流民，给予土地，使其安居；轻赋免征，兴修水利，藏粮于民；减徭去役，鼓励桑织，通商惠工；兴学劝学，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剿抚并用，锄寇御患，强化治安等。在陈元光全力治理下，未及数年，云霄山下林果丰，九龙江畔稻蔬香，漳、泉一带不仅人丁繁衍，家家富庶，而且“方数千里无桴鼓之警”。陈元光死后被当地人尊为“开漳圣王”，各地建祠膜拜纪念。南宋时统治者加封其为“灵著顺应昭烈广济王”。在陈元光的家乡———河南固始县陈集村，现仍有保存完好的“陈将军祠”。
　　王审知建立闽国。唐光启元年，光州固始人王审知与其兄王潮一起奉母董氏随王绪军入漳州。王绪责王潮兄弟携母随军违犯军纪，命斩其母。诸将素惧王绪性猜忌，言行无常，即与王潮密谋擒杀王绪。后王潮任泉州刺史，景福二年攻入福州后又自称留后，据有泉汀五州之地，乾宁三年为威武军节度使。史载，当时随王潮入闽的固始姓氏，计有42姓，他们是谢、庄、林、黄、杨、王、方、许、郭、叶、高、廖、詹、孙、傅、韩、刘、李、郑、周、曾、吴、尤、施、余、颜、吕、龚、柯。乾宁四年王潮死后，王审知继任威武军节度使。审知素有军事才能，他统兵转战闽、浙，很快统一了八闽，势倾东南。后梁开平三年被封为闽王。王审知在位29年，期间，重视农耕，鼓励垦殖，保境安民，薄赋轻徭，使闽中一带社会大治。审知死后，其次子王延钧仍被封为闽王。王氏兄弟、父子先后经营福建50多年，在闽地社会生活全面汉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时和年丰，家给人足，从各方面给闽人带来了福祉。《旧五代史》于此称赞有加：“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闽国建立后，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庇护下，闽地生产发展，生活稳定。闽人敬重王审知，立祠而祀。
　　随王从固始入闽者有数万之众，这在很多家谱都记载。人间重乡情，“月是故乡明”，众多的闽台人心系固始，认同河洛，概源于此。审之家乡的人也感到十分自豪，固始县城东北分水亭乡王家寨村至今还存其故里。
　　4、汉人南播促生了闽粤赣客家民系
　　大批中原汉人的南迁，在中国南方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客家民系。寓居于赣南、闽西、岭南的客家人从河洛地区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如语言、习俗、宗亲、教育、伦理、礼仪等等，有的已历千载而至今沿袭如初。明末清初流向台湾的汉人大多是闽、粤沿海一带人，但移民中之大部分是由原河洛地区南迁的客家人。一项调查表明，闽南、台湾汉人中陈、林、黄、郑四大姓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故有“陈林半天下，郑黄排满街”之谚语流行。而且在这些大姓的族谱上，都明白无误地标明其祖先为河洛人。客家人来自中原，不言而喻，也包括今河南周边个别地区，但主要是河南，因而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客方言序》中非常肯定地说：“客家大抵来自河南”。
　　5、客家文化的核心是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在闽、赣、粤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生根和传播，由于客家民系的形成历时跨度较长，且居住辽阔，又与各地土著民族杂处，因而所形成的“客家文化”也吸收了很多地方特色。要之，所谓客家文化，就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古越族和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文化，是从河洛文化母体中衍生出来的一种亚文化，其核心、精髓和根柢，还是河洛文化，如尊崇先祖，讲究郡望，重教尚礼、坚忍不拔、刻苦勤奋等。客家人后来又到了东南亚、欧美等世界各地，但他们无时不心系中原。至今有许多台湾人和侨居异国的客家人还自称为“河洛郎”，念念不忘“根在河洛”，不少有志之士怀着赤子之心，回到故乡的热土寻根问祖，投资兴业。
　　文化是有时空特征的，这种特征主要是随物质环境的变化和时代的差异而生成。客家文化除保留和弘扬了河洛文化的根性特质外，在融合各地优秀文化中，也不断地在演绎着、发展着、创造着。由于客家人四海创业，很注意与周边的人与环境和谐共处，因而团结友邻、共生共进的意识相当强烈；由于客家人经常置身于异质文化的氛围中，因而很善于以宽博的人文关怀之胸襟推己及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由于客家人遍及世界各地和多处于我国东南沿海，因而尤具以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相结合的远大视野，能平和善处人类文明冲突等。客家文化和客家人这种新的特点和精神，有力地推动着中华文化和新一代客家人走向世界大舞台。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　杨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