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王氏家族教育兴盛之谜。

天柱山

　　新城王氏家族是山东桓台一个从平民之家发展起来的官僚世家。明中期，这个家族以科举起家成为望族，此后凭借孝悌好学的家风、良好的家庭教育、经世治学的处世哲学等创造了“科甲之盛，海内新城王氏第一”的仕林佳话。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新城王氏之所以能够创造200多年长盛不衰的传奇，与一种独特的家族教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多日的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种家族教育放在当代仍可以带来种种启迪……
　　“绅士政治”让王家入仕
　　以科举应试为目标的文化教育科举取士，始自隋唐。到了明清时期，世家门第已经完全成了科举的产物。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家族利益是否代代延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族是否累世簪缨、代有闻人。而科举人仕的人数和为官者官位的大小，则成为了衡量一个家族社会地位高低最为重要的标准。
　　为了提高自身和家族的社会地位，很多家族的教育基本上是围绕着科举应试来开展的。也可以说，要想“光宗耀祖”，那就只有读书。辉煌了三个世纪的新城王氏家族正是世代将“读书”与“道义”奉为家族教育的基本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而要加强皇权就要限制地方的权力。为了对地方势力进行限制，除了加强控制和监督以外，在农村问题上还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即皇权不下县的绅士政治。县长权力再大，领导的人再多，但是县长的权力不能取代基层地方的权力。中央任命干部只任命到县长，县长以下就不再任命干部了，县长也不能任命基层的地方领袖——绅士，这就是古代的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主要体现在绅士政治方面。当时能成为绅士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是读书人。
　　那个时候的读书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东西，学的都是管理学的内容，不是什么化学或物理之类的。古代人尚贤，认为读书人就知书达理。过去的读书人不简单，既要为人师表，还要知晓礼俗，有些还会治病，深通岐黄之术，还能挥笔成文，写状子、写对联，一手好书法，古代农村治理的重任就由这些绅士们承担着。第二个条件就是绅士必须能自己养活自己，保证自己经济独立，因为政府不发工资。第三个条件就是绅士必须赢得当地人的支持。要赢得当地人的支持，必须不断地为当地人服务，如兴办学务，设馆授徒，修建社学、义学，维修官学校舍、贡院，修撰地方志，还有教化、断案、调节、祭祖等。
　　所有的这些都是建立在读书论道的基础上的，也正是因为这些，农民出身的新城王氏才决定渐渐把教育放在了家族立本的第一位，从而进一步依赖良好的教育一步步地涉足仕途。
　　王氏家族注重素质教育
　　一般而言，科举望族大都遵循一个共同的模式：读书－中举－光大门第。新城王氏也是如此。
　　凭借过于严厉的科举教育以及训练有素，使得新城王氏世代科甲，显宦辈出。但新城王氏鼎盛之后，家族教育重心开始渐渐转向对子弟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素质教育。
　　家族教育这种顺应时势的嬗变，也是新城王氏家族教育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与一般家族对科举的功利性重视即执着于科举的应试教育渐渐有所不同，王氏家族鼎盛之后，更为重视子弟的素质教育。
　　比如，新城王氏较好地处理了诗文与贴括（科举)的矛盾。明清时期，“贴括”即八股取士程文，要求严格，内容呆板，完全要求株守程朱理学，不允许有个人见解。许多家族从科举前程考虑，往往禁止子弟在科举成功之前涉猎诗赋。随着新城王氏家族的日益兴盛，科举应试压力的减轻，除了必要的科考训练之外，渐渐对子弟为诗作赋，琴棋书画等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予以足够的重视。
　　如王渔洋叔祖王象春、王象明、王象艮等数十人都有自己的诗集问世，他们往往吟咏唱和、集会结社，宛然成了一个文学创作集团。
　　诗赋逐渐成了新城王氏具有代表性的家族文化。到了清初，王渔洋更是横扫千军，独创“神韵论”，宗盟清初诗坛近半个世纪。
　　另外，深厚的家学积淀陶养了一大批艺术精英。比如王与端嗜学工书画，著有《栩齐集》词曲等。王与玟书法著名，有《鹅笼馆集》……同那些尚在为科举而汲汲于八股应试的家族相比，新城王氏子弟表现出了一种超越功利的宽广的文化视野。除此，王家子弟在博取功名的同时，也具有一定从容、潇洒的文化气质。正是这种文化气质使王家子弟身在科场却能不为八股所限；位居显宦，却又不脱名士风度；又诗人辈出。
　　正如有学者指出，一种教育和科举制度在某个时代不管是不是完善，是不是合理，对错与否，对于处在时代当中的每个人却都是公平的。新城王氏家族在传统的科举中求索和遵循着属于自己的一条特别的道路，走出了一成不变的教育牢笼。
　　也正是这种独到的“素质教育”让新城王氏不仅成为了一个官宦世家，也成为了一个文化世族。文化世家子弟除了先天基因影响外，他们在特定氛围熏陶之下的积累，包括文化素质如书法、绘画等能力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丰富，愈显优势。再者，文化世家子弟大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光宗耀祖的情怀。
　　王氏家族教育给当代教育的启迪
　　记者发现，新城王氏家训族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必须遵守的硬性规定；二是应该遵守的劝戒；三是一些具有教化意义的训示。用祖父格言、先贤之言、诗歌、楹联等形式对族人进行教化，其目的也同家训族规一样，对宗族成员进行道德规范，但比前两种形式更温和。
　　新城王氏的这三种家训族规，第一种具有法规性质；第二种具有劝导作用；第三种具有教化作用。三种形式都为一种中心内容服务，即规范人的道德，约束人的行为，教化人的思想，以达到宗族兴旺发达的目的。
　　王氏对违犯家训族规的族众都有惩罚措施。一是体罚；二曰经济惩罚；三是族谱除名。
　　可以说，这种家族教育是新城王氏在当时社会立足的最重要的一种教育方式与途径，教育目的除了科举外，最重要的就是做人与做事。教育方法也以言传身教为多。
　　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科举考试转化为国民教育，私塾也就变成新式学堂了，家族教育也就由衰微而消亡了。但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新城王氏的这种家族教育具有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综合功能与综合特点，它的一些教育方法给予今天的学校教育很好的启示。 “家族是家庭的扩大，相对家庭来讲，家族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家族教育具有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综合功能与综合特点。在如今一般家庭中，虽然家长都有望子成龙的心态，但良好的愿望往往被溺爱的心态和客观的环境所冲垮，所以只靠家长难以教育出出类拔萃的孩子。”济南大学副校长党明德说：“中国的家族教育是把孩子放到大家族或家族联合办的学校中去培养，老师是家族挑选的，而且可以根据大家的要求不断更换，这就摆脱了家庭教育中的某些不利因素。私塾里的教学，根据每个学生的才能确定各自的学习进度，采用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私塾中，对‘五经’的教学就提出了‘切、磋、琢、磨’的教学方法，即教学不单纯依靠教师的讲授，而是采用师生互相研究、探讨的方式授课。这些教学方法为当时的官学和今天的学校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但私塾的教学目的主要是为培养封建官僚服务的，所以它对科学技术是轻视的。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传入，科举考试转化为国民教育，私塾也就变成新式学堂了，家族教育也就由衰微而消亡了。”
　　然而，从人的成长来看，首位老师是母亲，最早的教育环境是家族，每一个人都是从这里起步的。一般情况下，在没有学校之前就产生了家族教育，它是人们进行教育的原生状态。中国人的思维重承袭，汉字由象形文字发展成方块字，社会组织也由原始部落发展到血亲家族，中国人把家的组织形式扩展成国家，建立了家天下。在家天下的中国，家族是启蒙教育、技能教育、学术传承的重要载体，家族教育在任何时代都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