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八一南昌起义。

天柱山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与陈独秀有着重要关系，这是鲜为人知的。
　　南昌起义是很仓促的。在中国共产党五大（1927年4月28至5月8日）开始时，国共合作没有破裂的迹象，武汉国民党中央还派出代表前往祝贺，汪精卫专门要求到五大去听国际代表传达共产国际的精神。也就在五大会议期间至6月5日，国际代表罗易将6月1日收到的斯大林发来的秘密指示向汪精卫告密，汪精卫遂在武汉的国民党上层政军人员中紧急把罗易告密的内容传布，以及为此专程赶赴郑州会晤冯玉祥。这次告密内容传布后，其反响十分强烈。因为斯大林的这个指示，就是要把一批不听共产国际指示的老的国民党中枢换下来，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领导层由工农的优秀分子通过选举等办法去替代现在的老家伙。要审判那些反农民运动的军官；要共产党立即建立8个师到10个师的军队等等。那个罗易不仅在口头上告密，而且于第二天将翻译成中文的密电稿件送给汪精卫。汪就以此为确证，作为他煽动反共的依据。国民党高层除宋庆龄、邓演达等极少数左派没有表态，大多数主张反共。且不说武官的态度，就是文职人员如陈友仁，一听国际指示，吓得面如土色，随即说：“这意味着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战争。”汪精卫听完多方意见，即去郑州同冯玉祥晤谈，汪由于同蒋介石的矛盾，所以主张反共反蒋，而冯玉祥推动汪与蒋介石联合反共，于是汪精卫最后决定联冯联蒋反共。从联冯开始到行动，即6月中旬到7月15日，他分共、反共，公开镇压工农、屠杀共产党人是在7月15日之后。此时到8月1日，仅有半个月。那末，这样短的时间，怎样能够将起义军集结、开始行动呢？
　　共产党领导人对军事工作重要性的提出以及把军事工作放到突出地位
　　南昌起义，必须要有军事力量，共产党要抓武装，并且要把抓武装放到突出地位，这不是几天，几个星期可以做到的。南昌起义共有15个团，有领军人物，这些领军人物都是建国后的元帅、将军级人物。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突如其来，要看党的最高层的指导思想、指导方针；要看这方针实践的结果。
　　在1927年8月1日以前，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共产党，只有两个领导人提出对中国革命要采取武装斗争的道路，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陈独秀。从时间、内容来看，第一个提出，专对中国共产党要从事武装斗争的是陈独秀；而斯大林比陈独秀迟了1个月零2天，并且斯大林是从北伐军进军谈起的，是针对国民党的军队而言的。
　　1926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在上海举行。出席者有：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和拉菲斯，中共中央委员有陈独秀、彭述之及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那是总结上海第一次工人起义和部署下次行动的会议。陈独秀因病未参加前次行动的决策，故而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些问题。当拉菲斯提出对下一次工人起义的指导方针，称：“如果无产阶级起来举行发动的话，若是区委已在对上次发动进行总结的话，那么它应该重新审查它在无产阶级发动问题上的立场并提出准备政治大罢工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国民革命运动浪潮日益高涨的气氛中，在这样的时期我们应当培养无产阶级的最大积极性，并使之做好准备，参加以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方式进行斗争，即政治罢工。”
　　从这段谈话，说明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方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式，特有的，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斗争方式就是政治罢工。
　　陈独秀针对拉菲斯的谈话指出：如果拉菲斯认为“上海无产阶级应当更加做好战斗准备，那么这是对的。但如果他想使无产阶级的发动不依赖军事力量，那么这是不对的。”
　　陈独秀接着阐述了他的指导思想：“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这里还是湖南都不可能发动。”于是，“要有军事力量，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
　　陈独秀提出的指导方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同志都接受，彭述之、罗亦农也接受，中共上海区委朝着武装起义的方向准备。为了贯彻军事因素放到头等重要地位，在1926年12月，陈独秀从广东调周恩来到中央任组织部秘书兼军委委员。1927年，上海为武装起义组织特委，调周恩来任特委委员、特委的军委书记，军委委员还有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顾顺章。
　　上海工人在1927年3月的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上海市民政府，有了市民政府的详细政纲。
　　当然，由于蒋介石的叛变革命，起义胜利的成果――市民政府仅存在24天就夭折了。那种认为中国革命可以而且必须在一次行动中取得胜利，把革命看成直线式的一蹴而就的观念和评论，本身就是幼稚病。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能发展成真正的革命的政党。”上海工人起义的结果就是如此。
　　这一次的实践说明了陈独秀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
　　在陈独秀提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无产阶级，其革命要把军事因素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的论断之后，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演说：《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其中谈到武装斗争问题：“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
　　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作出这样的概念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其具体判断则是把蒋介石为统领的北伐军队视为革命军队，说的“中国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己解放的极其重要因素”，是指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直到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还认为：“现在，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根据这个指导思想的实践就是派出许多苏联军事专家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同时大量军援从苏联运到广东。而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把国民党军队中的苏联军事专家的领导者撤走了。
　　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曾在1926年4月12日发表过《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他在文中谈革命军队时说：“一面，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要在日常的示威、抵制运动里，造成武装在政治上的基础，乡村之中可以径行罢租与义军作战相连的局部斗争，城市之中秘密武装训练，以备革命高潮时随着各地方的总罢业而奋起作战。”
　　“在中国条件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动――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如今广东的国民革命军便是已成的事实。只有这种军队能做革命的主体。”那时中国共产党内谈军事的事是很普遍的，瞿秋白论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他在1927年2月批评陈独秀的小册子中，认为共产党既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有了国民党的军队，就不再需要建立自己的一套军队。
　　比较而言，只有陈独秀提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要把军事因素放到首位，并且明确革命胜利不能单靠群众运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再次提出中国革命必须把军事因素放到首位。以积聚革命的军事力量，逐渐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待机而动
　　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中谈到党对军事的领导时说：“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影响了军事工作。当时党已注意到对军队的领导，并决定对军队的先进部分进行工作。决不能把军队看作是一个反革命的整体，应把整个军队分为两类，即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队的革命部分应包括在革命队伍之内。我们的敌人说我们想用这种策略来掩盖我们与军阀的勾结，可是我们在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这条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这种策略是正确的必要的策略。过去，由于实行这种策略，我们已经获得很多有益的成果。这方面没有任何错误。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党要在军队中进行工作，至少陈独秀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后就开始了，而且卓有成效。他顶住来自党外的攻击以及党内的不同意见，坚持着党在军队中先进部分的工作。
　　当陈独秀在五大前夜从上海到达武汉时，时任湖北省军委书记聂荣臻向陈独秀汇报军委的工作和军队的情况。陈独秀掌握了军事力量，在五大的报告中，陈独秀专就军事的地位及其重要性作了阐述。他说：“军事因素仍旧是革命的最重要因素，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是对的，应当继续坚持下去，而且必须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作。”他强调：“对旧军队的改造，现大部分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如果我们想使军队革命化，那就应减少军队里流氓无产阶级的数量和地主分子的数量。……今后我们需要大大加强无产阶级分子来补充军队的工作。”他还说：
　　“要改组军队，这并不是改编军队，不是把大多数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而是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
　　中国革命要坚持把军事因素放到头等的、最重要的地位。但是强调军事因素就立即受到干扰，国际如此，中国党内也是如此。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强调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第二天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就称，不能认为斯大林只看到了军队，此外他一无所见。他强调了群众运动，“可能会出现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游击主义性质的现象，但这可以说是阵痛，是历史上必然出现的现象。”在中国，在五大会议上，当陈独秀谈到军事因素是中国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时，那个告密者，共产国际代表罗易说：“党对军事因素不应估计不足，但是注意中心仍旧应当是社会因素，而且必须加强社会因素。”
　　罗易的干扰、对抗，党内一定程度受到影响。在周恩来处理了上海工人起义遭蒋介石突然袭击后的善后工作，来到武汉后，陈独秀就建立了中共中央军委（一说，称中央军事部部长，聂荣臻称周恩来到武汉后，原湖北省委军委改称为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建立后，工作正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聂荣臻说：“在武汉时期的军委工作是相当紧张的，……刚到武汉的时候，抓住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急需补充人的机会，军委重点向第四军派去了不少党员。……我们还把派遣工作的范围，从干部扩大到士兵，有些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就派到四军各部当士兵。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就在武昌，他们的工作也经常来找我们。我们还常到各部队进行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恩来同志来到武汉后，我们就改称为中央军委，人手也略有增加，来了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但机关仍然是很精干的，总共不到十个人。”军委建立后，紧张到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钟，那就是说，军委正在贯彻陈独秀对军事工作的指示，在我们掌握的部队里紧张地在干部和士兵中增加工农的成份。当然不是直到1927年7月下旬，才开始和部队进行联络、组织等工作。有的书上说在陈独秀时期建立的军委，如同装饰品，等到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军委才忙碌起来，显然是想当然的。殊不知，要积累到南昌起义的军事力量，需要做多么艰苦的工作！
　　为了起义，要做好用兵之道，决不能让共产党和革命力量轻易受损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6月至7月上旬，是处于国共合作将转变为完全破裂的阶段，此时的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党的各条战线的精英，在武汉都是公开的。因此，在用兵之前，必须妥善安排暴露的党的领导机关和各条战线的力量。
　　首先是武汉工人纠察队。根据情报，周恩来在陈独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报告：第三十五军何键部准备在汉口制造“马日事变”。时间是1927年6月28日，此时党中央已经预见到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要反共，要镇压共产党，在6月15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得很明确。“国民党中总的情绪是既要与蒋介石作斗争，同时也要镇压共产党”。并且，说明“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这已经把形势和将要做什么都讲清楚了。现在国民党三十五军要对工人纠察队采取镇压的手段，在共产党力量对比处于相当弱势的情况下，该怎么办？是要显示共产党和工人纠察队无比英勇，去与在汉口的军队拼死搏斗，血洒汉口？重蹈上海宝山路的复辙？周恩来是过来人，上海工人纠察队在“四·一二”的遭遇，是心头之痛，所以，汉口不能再重蹈上海的复辙。中央军事部和省委军事部都已采取应变措施，准备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调到武昌参加第四军。这对加强军事力量有利，以增强我党掌握的部队的工人成份，是贯彻陈独秀在五大会上对军队指示的精神。在政治局会议上蔡和森建议既然如此，表面上就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让纠察队中老弱的队员和童子团离开队伍，把一些破旧的枪支丢弃于道，以杜绝何键之流的借口。中央同意，这是典型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会后，周恩来、张太雷在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等问题时，只交出部分破旧枪支，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隐蔽、分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叶挺的部队里”。
　　再说更大的问题，就是党中央及各条战线的精英的安全问题。要对国民党决裂，要用兵，一定要保全中央和精英们的安全。如果想到用兵起义，其他什么都不去管它，那末，党就会遇到毁灭性的打击。
　　陈独秀早就说清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他清楚地认识到客观形势决定了国共分裂已是眼前之事，而在主观上他是一直要退出国民党。由于主要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在五大报告中，被迫检查了要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他的全文是，“192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会上，我们确认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五卅事件证实了这一点。资产阶级感觉到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加入了无产阶级敌人的队伍，戴季陶反对无产阶级的小册子，反映了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恐慌，在全会的决议里，我们应当反对戴季陶的理论，另一方面，应当联合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同时，还应当进行独立的工作，一旦国民党离开我们，我们好有所准备。决议就是根据这个精神起草的。现在当我们考察这个决议时，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正确的成分，也有不正确的成分。发展和巩固国民党左派以反对右派，这点是正确的；而准备退出国民党，这种策略是不正确的。……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就是说在主观上，他早有退出国民党的意图。并且要进行独立的工作，准备国民党与我们的分裂。为了要进行独立工作，还在五大前夕遭党内的批判，说成是孟塞维克的独立观等等。那末，到此国民党要干掉共产党的时刻，他怎么会突然变得非要靠着武汉国民党呢？
　　问题在于形势的严峻，党中央将要遭到严重打击，为了战斗，必须有防护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6月22日通过在武昌、汉口等地设秘密办公处。要将相当数量的公开组织、住址、人员，立即转到地下，要通知各地党组织、暴动队伍不要进入武汉，武汉形势有变；这就需要赢得时间。如果让中共中央和各条战线继续在汉口堂而皇之地公开活动，不顾一切地调动军队，马上决战，这显然是不可取的。从公开转到地下，必须用“金蝉脱壳”之计。为了要起义，为了要保证党中央的安全，为了各地组织不进武汉，必须对武汉国民党有所表示。即所谓重申国共关系中国民党的领导地位。这就是为了起义、为了暴动，为了战争。
　　陈独秀在6月17、2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完全同意湖南暴动的计划，决定周恩来前往指挥暴动。遭到告密的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的反对，结果，周恩来与罗易还大吵一场。这就说明陈独秀是决定要暴动要起义要用兵。
　　那个向汪精卫告密的罗易一系列左倾幼稚的表现，一系列假大空的误党的主张，暴露出他的不成熟和不坚定。鲍罗廷向斯大林和国际报告了罗易告密之事，莫斯科随即来电，令罗易返莫斯科。这个召回令，对于罗易可谓生死未卜，于是他疯狂挣扎，强调他在华的“功绩”，拼命攻击陈独秀“右倾”。在罗易一事尚未弄清之前（罗易直到1929年被定性为叛徒，开除出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国际），他立即要陈独秀离开党的领导人的岗位。陈独秀那时只能留下一部未完成的交响曲，剩下的就是具体确定武装起义的时间和起义的路线了。
　　陈独秀为八一南昌起义准备了军事力量，为南昌起义安顿了中央和各条战线的精英免遭迫害。他平静地离开了党中央，去沉思那多难的昨天和应奋斗的明天。
　　（来源　金立人《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