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教思想初探。作者：石建鑫

嘉壹书斋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37岁任礼部侍郎，后任总督，任大学士，直到封侯拜相。他整肃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又苟延了６０年，其功业无人可以效仿，而他的著作和思想同样影响深远、泽被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曾国藩的家教家风更是令后人传诵。
　　在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中，虽然忠于封建王朝，仇视太平军的思想特别突出，但也很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诸如在教导子弟读书、做学问、勤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做官等方面，有许多可取之处。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
　　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30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曾文正公家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杂务类等。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体现了他至深至高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
　　一、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
　　1、祖传的治家之法。其祖父曾玉屏善于经营，在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治家之法，为“八字，三不信”。
　　八字的具体内容是：
　　考，即诚修祭祀祖先。
　　宝，即善待亲族邻里。
　　早，即每天早起。扫，即打扫屋室、院落。
　　书，即要多读书，刻苦读书做学问。
　　蔬，即要自己种菜。
　　鱼，即养鱼。
　　猪，即养猪。
　　三不信是：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向子弟灌输这些内容并身体力行，率先贯彻之。
　　2、曾国藩的治家之法。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写给儿子纪泽、纪鸿的家书中指出：“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1）
　　二、教育子弟读书做学问
　　1、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
　　曾国藩一生拜相封侯，但他教育子女：“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2 )还说“凡富贵功名，皆有天命，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3)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4)
　　他日理万机，但对于子女的教育从不懈怠，在家书中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5)“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吾当军事极危，輒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6)
　　同治五年，纪泽已二十七岁，诗文早已精通，湘乡县修县志举充纂修，国藩也不允许，谕之曰：“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7)
　　2、要刻苦读书做学问。
　　早年的曾国藩就立下誓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管耕耘”。他12年戎马倥偬，军务政务繁冗，但一直坚持求知治学。“值危疑震撼之际，尤百挫而不挠。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变易也。其在军也，终日凝然，奏牍书札，无不躬亲。危城之中，益诵书史”。(8)
　　曾国藩用精辟的语言阐述了读书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9)的确，但凡杰出之生命，无不是刻苦治学的。
　　曾国藩还利用自己好学的行为勉励儿子说：“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尔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掷光阴。” 10
　　3、读书做学问要讲究方法。
　　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曾国藩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怡吟不能探其深远之韵。”11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得知纪泽读《四书》体会不深，则根据自己的体验指导读书之法：“读书当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灌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灌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 12曾国藩不仅悉心指导儿子读书之法，而且深谙鼓励之道，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给纪泽信中说：“尔七古诗，气清而词亦稳，余阅之欣慰” 13
　　4、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
　　治学必先守志。“譬如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也。” 14他在给诸弟的家书中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15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叮嘱纪泽纪鸿：“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16并用自己的经历说明立志有恒的重要性：“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17
　　三、教育子弟勤劳俭朴，不要懒惰奢华
　　曾国藩用一生实践了“勤”，他“勤于事功，故得以建立奇功异勋；勤于学业，故得以遗存著述卅卷；勤于修身，故得以为家族后人尊为楷模；勤于教子，故得以晚辈桃李成荫”。18曾国藩看到京城中不少高官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胸无点墨，且目中无人。因此，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等繁华的城市，要他们住在老家，并告诫他们：“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夜）19他说：“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勤劳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20
　　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21 “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22。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唤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23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 24
　　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25
　　曾国藩视身教重于言教，他军务虽忙，“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 “每日仍看书数十页”，其勤可知。两江总督卸任，工资尚结余二万两银，其俭可知。
　　四、教育子弟要谦恭谨慎
　　曾国藩在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中高度概括地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26在他许多家书中反复强调了谦逊、戒骄、宽容，就是“敬恕”。他曾说：过去觉得自己本领特大，别人总是不成。现在知道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要发现别人的优点。一方面对自己要严格地戒骄戒傲；另一方面对别人要宽容忍让。他主张“与人为善”，写给他长子的信中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27就是对错误的人，也要宽容待之。
　　他对子弟做人要求极严格，绝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谕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28
　　他的家属久居乡间，他要求不要有官家风味。“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29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30
　　同治三年七月，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31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32
　　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曾国藩对子弟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出之以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他日理万机，但一有时间，就给孩子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交换学习、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此类例子，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但选钞其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一信就足够了：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做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做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易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椟，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跌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此谕。”33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曾国藩既是父亲又是朋友，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孩子们都非常钦佩他、崇拜他，把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和坐标。
　　曾国藩生前封侯拜相，满族荣华，死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田地、金银珍宝，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楼富厚的藏书、一道著名的遗嘱。他认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把自己一生所得归纳为四条，并将它端端正正地写下来，要儿子悬挂中堂，每日诵读，恪遵不易，并一代一代传下去。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34
　　曾国藩遗嘱对子孙的影响是深远的。曾家后裔恪遵遗言，没有一个带兵打仗的。长子曾纪泽精通诗文书画，在清代末年，他自己刻苦学习英语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处理西北边境危机中，曾纪泽凭着坚强的斗志和高超的谈判艺术舌战强敌，从沙俄口中夺回了伊犁城，从而取得清末外交史上唯一的胜利。次子曾纪鸿一生不仕，专研数学；孙子曾广钧虽中进士，长守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无一涉足军界、政界，全部从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不少成为著名专家学者。曾国藩及其四兄弟家族，绵延至今190余年间，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人，没有出一个纨绔子弟。如此长盛兴旺之家，在古今中外皆属罕见。其原因当归于曾国藩的教子有方。
　　百年以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从“两间柱石”、“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隔若天渊，判如冰炭。这些评价，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目的出发，各有各的理由；但无论何人，都不能不承认曾氏的学问和能力。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信中，亦极力推崇曾国藩为有“大本大源”之人：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35）
　　曾国藩确有学问和能力，而且他的学问和能力并没有“一世而亡”。他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虽然他是满清王朝的“忠臣”，是旧秩序和旧的正统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体系在今天不能不受到批判，但他教子获得成功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
（共5764字）
　　参考书目：
　　（1）《曾国藩家书》，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P79。
　　（2）《曾国藩家书》，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P17。
　　（3）《曾国藩家书》，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P46。
　　（4）《曾国藩家书》，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P66。
　　（5）《曾国藩家书》，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P78。
　　（6）《曾国藩家书》，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P193。
　　（7）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P33
　　（8）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二）》P827
　　（9）《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岳麓书社，P83
　　（10）《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P248
　　（11）《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P309
　　（12）《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P313
　　（1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P316
　　（14）曾国藩：《全集·书信（一）》P152
　　（15）《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P27
　　（16）《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下，岳麓书社，P83
　　（17）《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P248
　　（18）田澍：《曾国藩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69
　　（19）《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P246
　　（20）《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P246
　　（21）《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P325
　　（22）《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P325
　　（2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下，岳麓书社，P5
　　（24）《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下，岳麓书社，P92
　　（25）《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下，岳麓书社，P58
　　（26）田澍：《曾国藩与湖湘文化》，岳麓书社，P67
　　（27）田澍：《曾国藩与湖湘文化》，岳麓书社，P68
　　（28）《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P251
　　（29）《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下，岳麓书社，P340
　　（30）《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下，岳麓书社，P340
　　（31）《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下，岳麓书社，P241
　　（32）《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下，岳麓书社，P168
　　（3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岳麓书社，P316
　　（34）《曾国藩家书》，广西出版社，P235
　　（3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P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