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国民党内迁到重庆的兵工厂。

天柱山

　　“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掌控的兵工厂只有汉阳、巩县、金陵和济南等6家。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实际掌握的兵器制造厂增加到14家，隶属军政部兵工署。其区域分布大体为广东3家，河南、武汉、重庆各2家，山东、湖南、广西、南京、上海各1家。抗战爆发后，南京决定将设在广东、上海、济南、金陵等兵工厂开始内迁，这项重大举措一直到1940年才最终迁完。
　　中国兵工企业在抗战期间的内迁，从实施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9月至11月，第二阶段为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第三阶段为1939年至1940年。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战争会旷日持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英美出面调停以便就地妥协，并且低估了日军的军事能力，因此初期只将工厂内迁到武昌为目的地。兵工厂大多是迁往武汉。
　　此时，武汉不但成为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经济的中心。不料，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日军溯长江而上，矛头直指武汉。1938年6月29日，日军逼近马当防线，于是内迁至武汉的工厂，包括兵工厂便须要展开新的搬家行动，今次是向西南、西北地区拆迁。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宣布重庆为陪都。1937年初的重庆，辖区只有46.8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1939年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及后被定为战时首都，辖区也只有约300平方公里。然而，在这狭窄的区域内，却先后建起了10多家家兵工厂(具体内迁的兵工厂数目由11家至14家的说法都有)，聚集了9万多兵工员工。
　　战时，南京选择以重庆为兵工业基地是明智的决策。一位新型火炮专家、大江集团高级工程师白大军指出，“非但1937年，即使30年后的大三线建设，军工业的核心仍选择了重庆。”白大军认为这是由重庆的地形和战略地位所决定的：多山，隐蔽；两江环绕，水运交道便利，因此“任何战略家对她都会格外青睐！”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内迁的兵工厂，计有：金陵兵工厂，军用光学器材厂、济南兵工厂、广东第一兵工厂、广东防毒面具厂、巩县兵工厂、中央修械厂、炮兵技术研究处、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央南京飞机制造厂等。
　　首批搬迁的兵工企业的具体搬迁日期，据数据显示：上海炼钢厂1937年9月迁汉阳，济南兵工厂1937年9月迁西安，金陵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重庆，巩县兵工分厂1937年11月迁四川泸县，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1937年11月迁重庆（次年再迁昆明），巩县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长沙，中央修械所1937年11月迁湖南衡阳。
　　抗战开始后，中国兵工企业搬迁进入第二阶段。军政部兵工署于1937年12月首先给广东第一兵工厂下达了搬迁命令，次年4月又向广东第二兵工厂、广东面具厂（即广东化学厂）下达了搬迁命令。随后，搬迁命令陆续下达给第二批内迁兵工企业。大规模的兵工企业陆续进行搬迁。广东第一兵工厂1937年12月迁到广西融县（1939年12月再迁贵州桐梓）；广东第二兵工厂1938年4月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38年5月迁湖南辰溪；济南兵工厂1938年4月由西安再迁重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1938年6月迁重庆；汉阳兵工厂1938年6月迁湖南辰溪；炮兵技术研究所本部及炮弹厂1938年6月迁重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枪弹厂1938年6月迁重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1938年6月迁湖南沅陵；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一分厂1938年6月迁广西桂林；上海炼钢厂1938年8月由汉阳再迁重庆；中央修械所1938年9月由湖南衡阳再迁贵阳。
　　到了第三阶段时，具体只搬迁了四家，即：巩县兵工厂1939年12月从湖南长沙迁重庆；广东第一兵工厂1939年12月从广西融县迁贵州桐梓；汉阳兵工厂1940年春从湖南辰溪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40年10月从湖南辰溪迁重庆。
　　至此，中国兵工企业大内迁便大功告成，落下帷幕。从1937年至1940年的兵工厂内迁，内迁的兵工厂数目，有不同的说法，例如
　　一说中国由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共有17家，其中11家驻扎重庆，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这11家兵工企业属于战前原有的仅2家，其余9家均为内迁而来。
　　一说据统计，内迁的国营工矿和兵工厂，兵工署先后内迁的兵工厂有14家。
　　按史料记载，除第40工厂（抗战后撤销）在綦江外，其余各厂均分布在两江河谷地带，这种分布便于各厂充分利用水运。从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依次散布着兵工署第2工厂（抗战后撤销）、第50工厂（现望江厂）、第10工厂（现江陵厂）、第30工厂（抗战后撤销）、第21工厂（现长安厂）、第20工厂（现长江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现重钢）、第11工厂（后迁台湾）。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双碑，有第24工厂（现特殊钢厂），第25工厂（现嘉陵厂）等。因此，在重庆落户的兵工厂共11家，似乎是比较准确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