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朝灭亡的原因。

嘉壹书斋

　　明朝灭亡的内因其实在明朝初建就形成了，历史上还没有哪个王朝像明朝那样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其灭亡的基础。就好比是按上了一个定时炸弹，时间一到，必炸的粉身碎骨。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促其灭亡的内因吧。   
　　首先，皇权空前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发挥了很坏的影响。明朝皇帝不明白政治平衡的必要性，简单地以为只要大权绝对在自己的手中，江山就会永固。殊不知不受牵制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一点上，不能不承认明朝是远逊与汉唐的。   
　　政治上，皇权的绝对化，导致了法律形同虚设，大臣失去应有的气节。法律形同虚设，必然会使决策朝令夕改。官员与平民皆无所适从，全凭人主的主观想像与个人好恶。这就是为什么明朝反贪最严，却越反越贪；禁吏最厉，却越禁越猖。而且，每当皇位发生传接的时候，都会发生政亡人息的悲剧。太祖严防宦官，到了他儿子成祖的时候，却开始大量起用宦官。明代宦官专权，实源于成祖朝。明代也是对大臣最为苛刻的时代，在这一点上，远远比不上宋代。由于对朝臣的严重不信任感，太祖朝就建立了针对朝臣的特务制度，对朝臣实行最严密的监视。如此的怀疑，实非盛世之象。而明朝皇帝又生性残忍好杀，对自己不满的大臣就进行疯狂的屠杀。一代又一代的屠杀，杀尽了臣节，杀灭了大臣对皇室的感情与信任，只剩下对皇权的畏惧。那么，越到后来，越少治世之能才，越多混世之庸仆。而且个个对权力孜孜不倦，难免引起朋党之争。当皇帝勤政的时候，还可以维持基本的局面；而当皇帝殆政的时候，诺大的皇权就出现了真空现象。权力的空白总是要人去填补的，要么是权臣，要么是巨阉。但往往权力的天平总向宦竖倒去，因为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人。   
　　经济上，皇权的绝对化，必然导致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干预，而这种干预又是带着消费目的的。这在封建时代是不可避免的，但因为明代皇权空前加强，基本不受其他政治势力的牵制，所以表现的就更加突出，危害性也更大。明代设立了皇庄，与民争利。而早要西汉，贾谊早就看出了这种弊端，写出《论贵贮疏》上呈，终被文帝采纳；桓宽在《盐铁论》中更是激进，要求皇帝基本不要干预民间经济的运作。汉初，在经济领域，基本上是奉行黄老哲学，皇室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基本不干预经济——萧规曹随，才有了日后大汉的繁荣昌盛。而明代皇帝非但要与民争利，更过分的是贪恋金银，设内帑而弃户部；最典型的就是万历帝。三大役已经花光了户部的钱，而万历却不拿分文充实国库，一旦在发生内乱外争，这钱往什么地方拿？还不是到老百姓那里掠夺！如次竭泽而渔，民焉有不反？在加上各诸侯，上下官宦的残酷刻剥，朱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军的喊杀中灭亡是迟早的事情。   
　　文化上，皇权的决对化，使士风更加的萎丧。唐代的科举有进士，有明经，有特科。特别是特科，成就了不少千古名相，如贤良方正，如能言直谏，使天下才俊尽入毂中矣！宋代除了在考试制度上悉尊唐制外，考试形式上还有策论，古文等。而明代科举，只设进士科，而且考试形式限死在八股上。其目的就是使天下士子无法自由发挥，不能妄议朝政。选拔出来的士大夫，只能成为皇帝本人的奴隶，沦为皇权的执行者，而不是社稷的建设者。用这样目的选拔出来的人才，有几个能有真才实学？用利益把学术结合起来，匡骗了天下的读书人，使其不能把精力用在真正的研究上，一个个沦为与国无益的腐儒。所以，终明一代，出现了金凤在野而乌雀在堂的可叹现象。这些所谓的“才俊”再到官场上去洗涤一番，就更加的臭不可闻了！   
　　军事上，因为皇权绝对化，叫皇帝把军权视为命根子。这就出现两种现象，一是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二是对战争的绝对指挥权。而战争永远是强者的武器，弱者去统领它，只能是败坏国家的武装机器。明代皇帝善于招降纳叛，把原来的土匪草寇都收进自己的帐下，这就是“以兵息寇”法。如果是强者去统御，那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叫弱者去统御，又逢乱世，这些人就会沦为兵寇，其危害性是毁灭性的。太祖，成祖都是在战争中打过来的人，知道怎么与这些人打交道；而后世之君深居内宫，不晓战事，又怎么去制服这些虎狼之师呢？所以到思宗朝，兵寇与民贼大炽，相交为患，烧灭了大明三百年的基业。同理，一个不懂战争的皇帝去指挥战争，只能导致亡国大祸。土木堡之变就是最好的例证。明代皇帝在这方面太缺乏必要的自知之明，不懂用人以利已的道理。   
　　依据可信度极低的满清版明史依然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1、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不可以道里计！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3、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而这个道理，在400多年后，治国者还是不知道，他们的智慧还不如小岗村的那些冒着杀头危险私搞“承包”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