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山西抗日游击战争。

王义方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发展最迅猛的地区，对壮大党和人民的力量，坚持华北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朱德在山西抗日前线的近三年时间里，直接指挥八路军对日作战，对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把八路军对日作战迅速引向抗日游击战争
　　党的洛川会议之后，朱德于1937年8月29日就任八路军总指挥，随后就率领所属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当时山西属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八路军列入该战区的序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阎锡山。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从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之后，再从山西省侯马镇搭乘火车，沿同蒲铁路北上，于9月21日到达太原。朱德当天下午就赶往于雁门关以西的太和岭口战区前线指挥部与阎锡山商谈。阎锡山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守土抗战”。由于日军已进入山西，阎锡山为保住自己的地盘，便同意采取一些开明措施。在会谈中朱德坚决贯彻洛川会议精神，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的要求，使阎锡山同意八路军负责驻区的群众工作；同意对不积极抗战的县长进行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等等。八路军也担负了配合战区部队作战，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由于朱德在会谈中争取到八路军能够广泛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这就便于我党我军在山西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为山西抗日战争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八路军进入山西之后，通过广泛发动群众，使自己很快站稳了脚跟，并把对日作战迅速引向抗日游击战争。
　　由于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节节败退，而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又远不及国民党军队，对于这样一支部队的作战取胜能力，许多人便不免关注甚至怀疑起来。对此，朱德却坚定地认为，“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我们能够打败日军！为了打击日本侵略军的骄狂气焰，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提高友军的作战士气，并扩大***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朱德等八路军领导决定，要选择有利时机，在山西先打一个胜仗。这时，平绥线上的日军正在分两路南下，其中一路是精锐的板垣师团，沿蔚县、广灵、涞源一线，向平型关进攻。9月23日，朱德在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接到阎锡山来电通告：22日夜间，日军忽然奇袭平型关阵地，双方发生激战，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此时，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正向平型关附近开进，朱德、彭德怀立刻电令：“一一五师应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侧。”
　　9月24日深夜，第一一五师根据总部的命令，在黑夜中冒雨向平型关以东前进，于拂晓前抢占了通向平型关的公路两侧之高地，隐蔽设伏。第二天上午7时左右，向平型关开进的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开始进入我军伏击区，第一一五师部队吹起冲锋号，指战员们立即向山下的敌人扑去，通过近战歼敌，经过一天激战，共毙敌10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日军文件。这是八路军第一次同日军作战，是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大捷，举国欢腾。从此，八路军在全国人民心中建立了崇高的威望，从而巩固了在战区的地位，取得了战区群众的极大信任。
　　平型关战斗之后，朱德指挥八路军部队迅速实施了战略展开。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各部队在战区的配置，迅速由集中改变为分散，并大体上划分了各部队的工作地域。第一一五师控制五台山、恒山，活动于晋东北，着手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控制管涔山，活动于晋西北，并以一部兵力到冀西活动，这里是即将沦陷的地区。9月28日，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根据战场形势的发展，表示“我们应有决心争取晋东西两大山脉，将巩固游击区，使入晋敌军陷入我群众重围中。我们应以一切力量争取抗日运动的扩大。”他还建议：“一二九师应即出动，暂以娘子关南北为目的，因我已取得相当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且在有利地形条件下，不会被迫决战。”根据朱德的建议，中央同意第一二九师立即出动。随后，刘伯承率第一二九师先遣队进入正太路以南的平定地区，然后着手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边根据地。这样，八路军各部队在山西展开的格局，就大体上确定下来了。在八路军完成在山西的战略展开之后，朱德命令各部队独立自主地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行减租减息，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依托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从此在山西大地上广泛地开展起来。
　　
　　依据战场形势的变化采取 相应的作战方针
　　朱德在山西指导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能够根据不同的战场形势，采取相应的作战方针，从而使抗日游击战争较好地适应了战场形势的变化，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仅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面对不同的战场形势，朱德对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全局指导，就成功地采取了三种不同的作战方针。
　　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在友军坚决抵抗时，我军可以适当集中使用兵力，进行必要的直接战役配合作战，形成战役整体力量。1937年10月进行的忻口会战，就是使抗日游击战争直接配合正面战场的战役行动，并取得较好作战效果的战例。当时，担任忻口正面防御的卫立煌将军，指挥部队进行坚决抵抗，朱德采取了直接配合战役行动的作战方针，指挥八路军在敌侧后展开，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战前，朱德等八路军领导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战场形势和我军采取的作战方针，明确表示：“我们目前应以一切努力，争取以山西为主来支撑华北战局的持久，使友军一下子不过黄河，消耗日寇力量，逐渐提高友军胜利信心，渐次改造友军，推进民主，扩大(八路军)本身。”毛泽东复电认为，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是正确的”。随后，朱德、彭德怀电告第一二?师首长，要“以灵活动作，配合友军作战”。根据总部的命令，第一二师主力立即挺进雁门关附近地域，并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收复了雁门关，截断了敌人大同至忻口间的交通。同时，朱德、彭德怀电示第一一五师首长，要求除派部分兵力展开破袭作战外，“主力应向灵丘、广灵之间活动”。第一一五师首长随后令徐海东、杨成武各率一支挺进支队，迅速向敌后出击。杨成武部向察南、冀西地区出击，先后收复涞源、广灵、蔚县等七座县城，切断了从张家口经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线；徐海东部夺回了平型关、团城口、沙河、大营等地，并深入冀西，向平汉铁路发展进攻。在徐海东、杨成武两部的坚决打击下，使日军难以调动其二线兵力增援忻口作战，强有力地配合了友军在忻口战役的作战行动。当时，为了减轻日军飞机对友军防御阵地的轰炸，朱德决定使用已到达战区暂归总部直接指挥的一二九师三五八旅七六九团，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取得了一举焚毁敌机24架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作战。正是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成功作战行动，发挥了对正面战场的直接配合作用，从而有效阻止了日军对忻口的进攻，迫使日军调动兵力转而沿正太铁路向晋东方向进攻。由于晋东方向的守军战斗力较弱，使日军直逼晋东门户娘子关，造成娘子关于10月28日失陷。娘子关的失守，使忻口守军的后路有被包抄的危险，朱德急令刚到山西的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一部，星夜驰援娘子关方向，阻击日军西进，救出了被包围的部分友军，从而为忻口和太原的国民党军争取了宝贵的南撤时间。在忻口方向友军撤退期间，八路军运用游击战，不断进行截击、伏击作战，使日军西进的步覆艰难，直接配合了战役全局的作战行动。其中，比较重要战斗有：七亘村伏击战、黄崖底伏击战、第一次广阳伏击战、第二次广阳伏击战等。这就使抗日游击战争发挥出更直接的作战效果，在国民党军队不断溃败的情况下，很快就使八路军成为坚持山西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山西的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1月14日，朱德在给洛甫、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山西正规战争已经结束，开始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而如何正确指导新阶段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当时八路军面临的紧迫问题。为此，在石拐镇八路军总部朱德主持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讨论和决定“新阶段”的作战方针和各师的任务。会议决定：第一一五师除聂荣臻率领一部分部队留在晋察冀地区创建根据地，主力应迅速转移到汾河流域和晋南，开展群众工作，并留一部在太行山，配合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创建根据地；第一二?师仍然留在晋西北，主要在同蒲铁路北段活动。
　　由于太原失守后，第二战区的部队被分割在晋西的晋绥军、在晋南的中央军、在晋东的八路军等敌后部队，为便于指挥，战区决定成立东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朱德感到“不能在此危难之际不受命”，八路军应与留在敌后的友军，共同坚持敌后斗争，防止留在敌后的友军溃败或投敌。为此，朱德迅速组织野战司令部，在晋东南指挥东路军作战。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日军抢先于1938年2月中旬分两路向晋南发起进攻，北路日军在灵石县韩信岭受到卫立煌部的顽强阻击，而东路日军在正面未受到阻击，正在直逼山西省临时省会临汾。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在向太行山区转移的途中，与东路进攻的日军遭遇，当时他们位于临(汾)屯(留)公路北面的岳阳镇，周围都是山地，要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很容易，而且与朱德随行的只有总部警卫营的两个连，约有200人。但是，朱德着眼于战区的全局利益，毅然决定在临屯公路上阻击敌人，在危急情况下迟滞敌人三天时间，为临汾军民争取了宝贵的转移时间。临汾失陷后，朱德指挥部队向东北方向转移，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3月24日至28日，朱德在沁县东南的小东岭召开了东路军将领会议，在会议快结束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计划在响堂铺打一次伏击战，朱德决定邀请会议参加者到战场附近的高地上，实地参观响堂铺伏击战。通过这次会议和实地观战，进一步增强了友军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术的认识和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在朱德担任东路军总指挥期间，较好地贯彻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诚恳地帮助和团结友军，作战中加强了协调与配合，成为国共两党领导的两支军队团结抗战的最好时期。这也是使山西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粉碎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围攻和“扫荡”，朱德十分重视采取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从1938年4月开始的粉碎敌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作战，就是采取这种作战方针的一次成功战例。当时，日军以第一?八师团为主力，调集三万以上的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九路围攻，企图包围、消灭八路军总部。对于敌人的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事前已经侦察到了，朱德已筹划了对策：“以一部兵力钳制日军其他各路，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参加这次反围攻的部队，有第一二九师和配合该师在这一地区活动的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还有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及属于东路军序列的各友军部队，朱德把第一二九师作为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主力。根据总部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一二九师转到外线，进行隐蔽集结，寻机歼敌，在根据地内广泛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并通过地方游击队和自卫军不断袭扰敌人，破坏交通，牵制各路敌人。由于各路日军到处遭受我内线部队的不断拦截阻击，不敢深入山区。待敌人疲惫之后，朱德于4月14日命令第一二九师及三四四旅，迅速向武乡靠近，寻机歼灭由榆社退回武乡的这路敌人。该敌是日军第一?八师团的主力旅团，约3000余人。第一二九师在接到命令后，迅速赶到武乡县城西北地区，发现敌人正弃城沿漳河向襄垣方向撤退，刘伯承当即下令分左、右两个纵队迅猛追击，第二天拂晓将该路敌人夹击在武乡东南的长乐村河谷地区，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共歼灭日军2200余人。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南路日军遭受歼灭性打击之后，迫使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这时，朱德指挥东路军部队乘胜追击，在沁源、辽县又各歼灭日军一部。至4月下旬，八路军和友军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涉县等18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这次成功的战例，为各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围攻和“扫荡”树立了典范，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反磨擦中不断推动抗日 游击战争的发展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华北的抗战形势明显改善。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企图从八路军手中“恢复失地”，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就开始在敌后以至全国推行**方针，限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这是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不断出现磨擦的根源。从此，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日军残酷的反复“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各种磨擦，使斗争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朱德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反磨擦斗争中，进一步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伪顽的共同进攻所造成的各种困难，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朱德在领导反磨擦斗争中，始终坚持把斗争重点放在对日作战上，要求在群众中公开说明我们坚持统一战线的立场，坚持防御性的斗争原则，争取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朱德于1938年7月动身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在他12月1日从延安回到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时，尽管由于国民党态度的变化，使敌后的斗争局势已经相当复杂，但他仍然强调要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坚决粉碎日军的“扫荡”，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12月2日，朱德、彭德怀电令第一二?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电令第一一五师首长率第三四三旅到苏鲁皖地区和山东开展工作，加强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与此同时，他要求各根据地军民坚决进行反“扫荡”，巩固抗日根据地。诸如，1938年12月至1939年1月敌人对晋西的“扫荡”、2月对晋西北的“扫荡”、6月对鲁南和晋冀豫的“扫荡”等，都被我根据地军民所粉碎。尤其是1939年6月日军对晋东南发动的第二次九路围攻，调集的兵力达到13万多人，在利用汉奸、伪军的同时，还唆使一部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八路军制造磨擦。朱德总结了同敌军作战的经验，提出了争取主动、趋利避害的机动作战原则，指挥抗日武装，积极进行机动作战，逐步粉碎了敌人的围攻。正是在粉碎日军对我各根据地进行的各种围攻和“扫荡”的斗争中，进一步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暴露了**顽固派不抗日、专门制造磨擦的反动面目，使之在群众中更加孤立。
　　朱德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反磨擦斗争中，要坚持“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丧失政治立场”的原则，坚持有理有节的斗争，以便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1939年6月以来，河北的顽固派势力步步进逼，在**“磨擦专家”张荫梧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深县事件”之后，朱德不得不下令反击。6月22日，八路军一举歼灭张部20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这股**顽固势力。山西的顽固派势力，在不断制造必须“限共”、“防共”的舆论之后，又发动了进攻山西新军的“十二月事变”。12月25日，朱德等八路军将领联名通电全国，呼吁团结抗战，消弭内争。12月31日，朱德对山西“十二月事变”发表公开谈话，严正指出：对顽固派杀害***员及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对此不能漠不关心。在朱德、彭德怀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使顽固派没有达到消灭新军的目的。同时，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八路军在山西对阎锡山作了一些让步，把吕梁山的大部分地区让给他，八路军只控制一小部分地区和一条通道。这样就使山西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
　　朱德重视在反磨擦斗争中团结中间势力，壮大人民力量，不断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在领导反磨擦斗争中，朱德要求我军对付制造磨擦的顽固派军队，要区别程度，利用矛盾，集中力量解决其中危害最大的顽固派势力。在解决山西“十二月事变”之后，朱德坚持团结卫立煌等中间势力，并在反击河北顽固派军队石友三、朱怀冰发动的进攻之后，于1940年动身去洛阳与卫立煌会谈。这次会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使山西的形势基本稳定下来，这就给山西军民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比较好的大环境，使朱德于1940年5月返回延安之后，山西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反磨擦斗争的环境中仍然能够不断发展。即使在最艰难的抗战时期，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八路军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抗日群众的力量却不断发展，并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当时，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只要一出发，就会被遍布各地的情报站、了望哨所严密监视，使根据地军民能够及时应对，敌人所到之处群众都实行了坚壁清野，并到处袭扰敌人，待敌人疲惫、分散之后，就会受到沉重打击，而我转入外线的部队又抓住战机，不断破坏敌人后方的据点和交通线，使进攻之敌最终不得不狼狈退出我抗日根据地。在敌占区内，我敌后武工队、小部队也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巧妙地打击敌人，并建立了许多隐蔽的游击根据地。1943年以后，根据地转入恢复和再发展时期，根据地军民不仅能够粉碎敌人的“扫荡”，而且还能围困和夺取敌人的据点。譬如，在对沁源的围困战中，八路军就以少数兵力配合当地民兵和广大群众，用广泛的游击战争袭扰敌人据点、打击敌人运输，经过两年多的围困战，共杀伤日伪军4000余人，最终收复了沁源县城。抗日战争中山西抗日游击战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