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川东三峡移民与三峡民间风俗的嬗变。（张莉）

天柱山

　　摘要：三峡在历史上一直是一条重要的移民通道，无论是过境三峡的移民还是开发三峡的移民，他们进与出的几次大迁徙，都对三峡文化和风俗习惯造成了多种变化。特别其中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以移民数量之巨大，移民来源地、移民分布区之相对集中，而使三峡地区民间风俗发生了深刻嬗变。但三峡地区对移民风俗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地理优选，汇聚于此。对交杂于此多种文明进行了适合本土自然、经济环境与人文生态的文化整合，从而生成了具有三峡本土文化特色的风俗习惯。
　　关键词：清代；三峡地区；移民；民间风俗　

　　一
　　历史上，三峡一直是移民通道，无论是过境三峡的移民还是开发三峡的移民，他们进与出的几次大迁徙，都不同程度地带入了原住地的风俗习惯，引起了三峡文化和当地社会风俗的多种变化。
　　在清以前巴蜀地区的数次重要移民事件中，移民的目的地主要是针对四川蜀地的，所以移民对该地产生了直接的、较大的影响，而对重庆巴地尤其是三峡地区而言，可能更多的是受到了四川移民辐射作用的影响。在先秦时期，巴族廪君部落从鄂西迁至川东是三峡地区发生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移民事件。巴人成为古代开发三峡地区的最重要的成员，他们在三峡地区创造了特色鲜明的巴文化，奠定了三峡文化厚重的一块基石，同时也培育了三峡巴人质朴敦厚、好义尚武、忠勇刚烈的民风气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移秦民万家以实之，”[1]这主要指的就是蜀地。中原汉文化伴随这次移民传入蜀文化区，当然也渐入了巴文化区，为巴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随后，在东汉末年、西晋末年时期、隋唐两宋时期等历史阶段发生的四川移民事件中，三峡地区更多地发挥了一条移民通道的作用，尤其是在唐宋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的逐渐东移南迁，出川过峡、过峡入川的过境移民日益增多。在这些过境移民中也可能有为数不少的移民或留居川东三峡地区从事经济开发，或宦游暂居三峡等等，从而引起了三峡地区文化气候、民风习俗的一些重要演变。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时期，大量的湖广籍移民迁入了包括三峡地区在内的四川地区，尤其是清代前期四川历史上空前的，也是三峡地区历史上空前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它几乎全方位地改变了四川的社会经济文化格局，也改变了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格局，引起三峡民间风俗的巨大嬗变。

　　二
　　从明崇祯末年到清康熙初年的数十年间，四川经历着继宋末元初之后再次大规模的战乱浩劫与饥荒、瘟疫、虎患等自然灾害的交相摧残，川东三峡地区受害尤为酷烈，人口耗损惨重。明末张献忠曾五次征战四川，其中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这三次作战的主要战场前后涉及到川东三峡地区的夔州、大宁、大昌、巫山、开县、云阳、万县、忠州、涪州、长寿、重庆、江津等地。[2]此外，三峡地区主要还遭遇了摇黄及“夔东十三家”之战乱，史云“摇黄十三家，蹂躏川东北，屠割之惨，不在张献忠下。”[3]这些长期的兵燹之乱使三峡地区的人口大量死亡和逃徙，土著居民所剩无几。如重庆“当流贼残杀之后，几不遗民，（顺治）五年戊子大旱，虎群白日出游。”[4]长寿县“滨江为治，当全蜀东南之孔道，自甲申子后兵燹者较僻邑为更甚，人民流离几十年。”[5]涪州“明末献忠、姚黄蹂躏后，土著千万家仅存一二。”[6]“流贼张献忠由陕入川，屠戮川殆尽，我邑城野数百里迄无人居，户口全空矣。”[7]忠州清初“经兵燹之余，人民稀少，民风朴实。”[8]云阳县“自明季丧乱遭献贼屠孑遗流换，土著稀简。”[9]巫山县“经流贼屠戮后，土著人甚鲜。”[10]大宁县“民无遗类，地尽抛荒，”[11]曾在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一度裁并入奉节县。由此可见，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饥荒等因素的影响，三峡地区人口遭到前所未有的损耗，大部分土著居民命丧战乱或流亡转徙，到处田土荒废，烟火断绝，灌草丛生，猛兽四出，一片凄惨荒凉。
　　人口的大量减少，严重阻滞了三峡地区的开发进程。为了避免土地荒置，也为了增加财赋，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外省移民进四川插占垦殖的政策。这样的背景将波澜壮阔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推上历史浪潮，持续康、雍、乾三朝百余年之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湖广填四川”移民潮的闸门开启后，与三峡地区临近的湖广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轻车熟路，凭借长江孔道，捷足先登，不仅成了最先在三峡地区落户的外省客民，而且还是数量最多占据主体地位的外省客民，在所有外省移民中“占一半以上。”[12]这一事实在诸多州县方志中大有体现，如涪陵县“明清间，自楚赣来迁者十六七，”[13]丰都县“先民田宅外省人移补，湖广麻城人尤多，”[14]云阳县“其百工商贾多属荆楚、江右之民，”“邑分南北两岸……北岸民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15]万县“占籍者湖广麻城为最多，”[16]大宁县亦是“客籍素多两湖人，”[17]夔州府“土著之民少，荆楚迁居之民多，楚之风俗即夔之风俗。”[18]
　　清代前期三峡地区除吸纳了为数最多的湖广籍移民外，还有许多江西、福建、浙江、陕西、广东、云南、贵州等省籍移民懋迁而来，成为三峡新民。在三峡土著居民耗损殆尽的情况下，他们的进入必然使三峡地区的社会风俗为之巨变。

　　三
　　“湖广填四川”不仅是一个人口的流动迁徙与经济开发过程，也是一次文化的流徙传播过程。五湖移民的流动与聚生，必然伴随多元文化、多种习俗的汇聚、交流与融合。清前期四川各地接纳了大量外省移民之后，整个社会状况是“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外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19]三峡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大规模的移民入峡引起了社会民间风俗多方面的嬗变，下面仅从风尚习俗、信仰习俗、建筑民俗等方面详述之。
　　（一）风尚习俗从“各尚其俗”到“渐归齐一”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直接使四川到处呈现“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20]的状态，各省入川的移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保持或沿用其原籍的乡土文化和风尚习俗，移民“著籍既久，立家庙，修会馆，冠婚丧祭、衣服、饮食、语言、日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也。”[21]类似的记载可见诸川渝各地方志书，移民长期“各俗其俗”的俗尚状态使川渝境内的文化一时出现异彩纷呈的景象。这种文化纷呈景象在当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各省方言在四川的盛行。移民们通常都世代坚守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古训，以至四川出现了一个专门俗语词——“打乡谈”，史称“当前清中叶时，凡本籍与本籍者遇，必各述其原籍之土语，曰打乡谈。一以验真伪，一以表亲切也。”[22]各省方言的流行在清代的竹枝词中也是这般生动反映的：“五方杂处密如罗”，“分别乡音不一般”，“土音杂错半潇湘”，“五方人各异乡音”，[23]这也真实写照了当时三峡地区文化习尚的一面。
　　移民们虽“五方杂处”，但同在一方社会共同体，必有相互交往和交流。“各俗其俗”的移民们在长年累月的生活往来中，各自风土人情得以传播，并与经数千年发展而凝聚起来的具有深厚底蕴的巴蜀文化习俗互相渗透、熔融、同化。大致从清代中后期开始，无论是土著的还是移民的，一些风尚习俗渐归齐一，一些风尚习俗消失不存，还有一些风尚习俗则在各自发展变化的进程中演变为多元一体之局，也还有一些独特的风尚习俗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生命力。土著风俗如大宁县“十月初一日为绞篊节，盐厂以是日换笕竹，各灶以酒食犒工丁，曰绞篊节。自宋至今，沿而未改，此俗为最古矣。”[24]由是形成了巴渝文化多样化结构。正是这一多样化发展演变的结构，对近代巴渝三峡文化的内涵和形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川东三峡地区历来民风朴实，“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姿态敦重”，“其人性直质，”[25]与西蜀有异，此俗自先秦而然，至宋代亦大体不变，“大抵自西川至东川，风土已不同，至峡路益陋矣。”[26]即使在明代，夔州府“其人豪，其俗信鬼，其税易征，其民不偷，多劲勇，少文学，女不织，民淳讼稀”，“州人淳实土风拙朴”；重庆府“民勤而力穑”、“地广民淳，俗尚简朴，务农桑，登节义”。[27]（490）可是，由于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重庆及三峡地区经济结构呈多样化发展，尤其商业发展极为迅速，于是给重庆及三峡地区的风尚习俗带来甚大变化，大大影响并改变了巴渝文化的民风。道光《重庆府志》卷1记述说：“乾隆初，（重庆）土庶家不轻衣帛，后商家以奢侈相尚，人皆效尤。”在住宅、器具、服饰等方面，追求富丽豪华，“即如屋舍，髹垩，必磨砖缯彩；盘盂，厌油漆，务嵌玉镂金；织造，薄布帛，尚倭缎刻丝；匠石之精，始犹自远云集，继则转相传授，熟极巧生，几与苏杭粤东相伯仲。”[28]此风始自重庆，引起州县争先效尤。例如忠州，乾隆中叶时，“或袜尚通海，鞋尚镶边，烟袋则饰以牙骨，熬糖煮酒，皆效法重庆。”[29]奉节县“乾、嘉以来，民安简陋，宴会无山海之珍，衣饰皆荆布之素，从无非笑之者。”在光绪年间时“则衣冠物采踵事增华矣。”[30]这些都是移民带来文化习俗嬗变的显著例子。尽管如此，巴渝文化中的质直习性，仍然作为三峡民风的显著特征传承下来，直至当代。
　　明清时期的大移民人潮所到之处使得一方风俗幡然巨变。中古时期在三峡地区颇为流行的一些地方风俗大致随着土著居民的损耗与外省客民的填补而湮没消逝，如旧时巫山女子善于吹箫的风俗、宋代万州、忠州春季出游迎富的风俗、大宁监清明节出游马连溪的风俗等，在清代均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又由于明清移民潮中湖广移民占了绝大多数之故，楚俗在四川风俗文化中也居于“主流”地位，特色最为鲜明。三峡地区与楚比邻，“民俗半楚”的现象尤为典型。事实上，巴楚俗近风同，自古而然，《华阳国志·巴志》就说：“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但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显然强化了这一特点。如发源于荆楚的端午节龙舟竞渡习俗、兴盛于荆楚的薅草田歌风俗、人日踏碛风俗等在中古时期三峡地区就已存在，这些传统风俗在清代依然很有生命力。
　　端午节本是楚地的节俗，在巴蜀地区的很多州县与楚地一样也要过这个节，从古自今，三峡地区亦如是。清同治《巴县志》记：“五月五日为天中节，家家饮雄黄酒，插蒲艾于门，日午游郊外，取百草煎汤澡身曰辟毒。剪彩组织五毒物，并纱囊系女儿衣背上，曰辟兵至。设角黍，闹龙舟，吊屈平。楚俗也。蜀、楚接壤，亦如之。”[31]
　　清代源远流长的民歌竹枝词与田歌相融，在三峡地区的开县、大宁县等地也依然流传。乾隆《开县志》记载：“俗重田神，渔樵耕牧，好唱竹枝歌。”[32]尤其在薅秧、薅草的农忙季节，劳作于田间地头的农民特别喜欢放声高唱竹枝歌来助兴，以提高劳动效率。光绪《大宁县志》称：“以二人鸣金鼓、唱山歌娱之，工作益奋，曰‘打草锣鼓’。”[33]三峡田歌有“下田歌”、“秧歌”、“薅草歌”、“扯草歌”等。田歌发达已成为川东地区风俗的一个特色。
　　三峡地区在宋代就十分流行的“踏碛”风俗亦流传到了明清时期。清代张晋《踏碛》：夔国先年有旧风，来看踏碛莫匆匆。只缘节稔民康乐，才到春初气郁葱。生怕背篮挨舞袖，不妨腰鼓闹歌钟。元戎小队临江浒，要与遗黎一笑同。
　　清代何盛斯《夔州》中“城南踏碛晚归家，八阵滩头日已斜”也将当时踏碛盛况描绘得十分生动。
　　（二）信仰习俗的流变
　　早先三峡土著的信仰是比较简单的，除自己的祖先外，供奉的都是一些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神祗，如蜀守李冰或其子二郎、武侯诸葛亮、壮缪侯关羽、桓侯张飞等，另外由于三峡地区地处荆楚巴蜀之间，自古也有尚鬼信巫风俗，所谓“俱事鬼神。”[34]宋代三峡民间仍然保持“其俗信鬼”[35]的信仰传统，所谓“峡中人家多事鬼，家养一猪，非祭鬼不用。”[36]（490）明代重庆府“其俗尚鬼信巫”，夔州府亦“其俗信鬼，”[37]可见川东三峡人对巫、鬼的重视。
　　清代以来，大量湖广等外省移民进入三峡，在巴渝大地上广建会馆，移民在民间信仰上，主要集中体现于各籍会馆对乡土神灵或先贤的崇祀，属道教范畴。
　　移民离乡来到新的生存环境谋生创业，对外界的隔膜以及来自土客之间、客客之间的人际矛盾、经济纠纷等困扰使乡土之情显得特别重要。移民们通过对乡土神或乡贤的崇奉，不仅可以寻求到一种祈福、神佑的精神寄托方式，且还可以乡土神的祭祀为纽带来联络同籍乡情，整齐人心，加强在川的凝聚力。就各籍移民来说，湖广籍移民建立禹王宫，主要奉祀大禹；福建籍移民建立天后宫，主要奉祀北宋福建蒲田县林氏女；江西籍移民建立万寿宫，主要奉祀晋代汝南人许真君许逊；陕西籍移民建立三元宫，主要奉祀关羽；贵州籍移民会馆，主要奉祀黑神，即唐代将军南霁云；其它如江南、山西、浙江会馆一般多奉祀关羽。
　　清代，三峡地区移民会馆区域神祀的大量出现与异彩纷呈，体现了该时期三峡地区民间神祀最大的一个特点，极大地丰富了三峡地区的民间宗教信仰习俗，使民间自然崇拜大大弱化。
　　（三）建筑习俗的流变
　　长江三峡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地区，多雨潮湿，地势亦山高水险，森林茂密，在这样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下，干栏式建筑自古在三峡地区就使用普遍。在清代，吊脚楼民居依然是许多城镇主要的建筑形式。但是，由于清代大移民，三峡民居习俗亦有明显的流变。
　　在民居的建筑材料方面，明以前多用竹木和泥，即传统的竹骨泥墙，房顶流行“三重茅”，用瓦的不多。明中叶以后尤其在清代，民居大量采用砖瓦结构，使单体宅院、宅群以至集镇建设日益成熟。四合院平面的住宅在四川也流行开来。四川明清四合院兼采南北民宅风格，又根据本地的气候环境特点而建成。在川东地区习惯以“天井”代称四合院，天井的多少成为衡量民居规模的一个标准和量词。三峡地区长江岸边的城市，由于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常将天井加盖，天井的屋盖比四周房屋的屋檐高，既采光又通风，称为“亭子天井”。同时，沿街联排式民居逐渐定型。如重庆巫山大昌古镇在清代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镇，城内有湖北黄州人修建的帝主宫，民居以青砖四合院、穿斗式木板大院和砖砌封火山墙为特色，沿街可见前店后宅、前店后坊楼居、临街民宅等形式的联排民居。在该镇上素有盛名的温家大院就是一座具有江浙风格的清初移民建筑。
　　清代在四川广泛兴起的会馆建筑具有反映移民家乡建筑民俗的特点，它也体现了移民入川所带来的四川建筑风格与民俗的一个重大流变。
　　移民入川几年或十几年后，移民会馆便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地区各大城镇上的各省籍会馆就有1400处，现重庆地区有334处。[36]（490）重庆母城内就曾有湖广会馆（禹王宫）、广东会馆（南华宫）、江西会馆（万寿宫）、福建会馆（天后宫）、山西会馆、陕西会馆（三元庙）、江南会馆（准提庵）、浙江会馆（列圣宫），史称“八省会馆”。清代四川会馆建筑洋洋大观，它们的兴起，成为巴蜀文化的一大景观和特色。会馆建筑在风格上，多不同于巴蜀传统建筑，其特征是南北荟萃，融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为一体。大多以四合院格局布局，主体建筑多仿庙宇式建筑，功能差异略有变化。多设门坊、戏楼、看厅、大殿（祀神灵及乡贤）、厢房、客房、膳食房、长廊、水池、花园、钟鼓楼等。建筑式样、规模，因财力、文化及地区的差异而不同。
　　如今，在重庆母城内的会馆建筑中保存得比较完善并得以修复保护的是以禹王宫、广东公所、齐安公所为主体的湖广会馆建筑群。该会馆群结构繁复，气势不凡，而形式丰富、变化多样的封火山墙是禹王宫、广东公所、齐安公所在建筑风格上的一个共同点，也是巴蜀地区各会馆建筑风格的一个共同点。禹王宫的“水”形山墙、“金”形山墙、变形后的“土”形山墙；齐安公所的龙形山墙、五花山墙等，不仅可以起到实际的防火作用，还丰富了建筑造型，使得这一会馆建筑群在形式上形成了一种统一的风格，同时也显示出它们在巴蜀地区不同于传统的新鲜风格。明末清初以前，在四川本地，无论民居还是官式建筑，很少有使用封火山墙的，而这种建筑形式在浙江民居、湖广民居和广东、福建的客家民居等中有较多使用。清前期，随着这些地区的人口迁徙入川，家乡的建筑风格也被深怀家乡观念的移民搬至新居地，于是，在巴蜀地区，封火山墙这种建筑形式就出现在了移民修建的会馆建筑中，亦出现在了民居住宅、祠庙等建筑中。
　　另一方面，具有巴蜀地区本土特色的地理环境亦对会馆建筑的形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重庆地区多山的地形地貌赋予了会馆建筑独具特色的空间美和形式美。在空间组合上，重庆地区的会馆建筑都具有依地势分层筑台、层层跌落的特色。以重庆主城内的齐安公所来说，其主轴线上的两厅、过厅以及大殿顺地势依次起台，两侧高耸的封火山墙的墙脊亦借地形坡势蜿蜒起伏，远观若双龙游向长江，从而形成当地一大古建筑景观；另外在建筑结构上不仅采用了撑拱，还将巴蜀地区的穿斗结构、夹竹泥墙与抬梁式结构混合使用于会馆建筑中。这些既可以说是移民会馆因地制宜、融入本土的佳例，也可以说是巴山蜀水的地域特征，本土文化深深融入移民会馆建筑之中的佳例。

　　四
　　综上所述，清代移民无疑对三峡地区民间风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些民间风俗之所以能在四川、三峡各地扎根，甚至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土著风俗，不仅是因文化传播学的一般规律所致，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这些风俗恰与当地自然环境相适应，形成了文化生态学上的文化整合。
　　移民风俗进入后，受到了地理优选，那些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相适应的风俗才得以整合进当地的社会风俗之中。如三峡地区以及四川地区龙舟竞渡习俗的形成，自然与楚籍移民关系密切，但其分布并不与移民的地域分布完全一致，主要取决于当地是否有可供竞渡的江河。一些盛行大小端午的地方并无龙舟竞渡，而没有龙舟竞渡或不太隆重的地方，则大多远离江河或江河水流过于湍急、浅窄、滩多，不利于航行。清代民国时期三峡龙舟竞渡习俗盛行的地区有巴县、长寿、涪州、丰都、奉节、万县、大宁、云阳以及江津、合川等地，而四川龙舟竞渡盛行的地区有华阳、金堂、灌县、新津、绵州、江油、三台、射洪、绵竹、简阳、宜宾、合江、洪雅、广安、渠县、万源等地。这些地方水域丰富，水流平稳，具有龙舟竞渡之利，适于竞渡的进行。
　　从对湖广会馆祀神禹王信仰的地域分布上，也可以发现相似的背景。湖广移民供奉大禹是与湖广地区河泽众多，洪患酷烈有关，所谓“两湖为水汇，故祀之。”[38]移民入川后，这种信仰依旧不改。在重庆地区，湖广会馆有不少于113处之多，云阳29处，江津22处，万县11处，大宁6处，开县5处，长寿3处，奉节2处，巫山2处，忠州1处，丰都1处，巴县1处，石柱、黔江、秀山、彭水各1处，等等。从这些分布情况来看，湖广会馆在三峡地区的河流沿岸各县分布得尤其多。三峡地区地处长江中上游，沿江各县不仅具备长江黄金水道，而且境内支流众多，水陆码头发达，船运兴盛，但三峡地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降水丰沛，洪涝天灾亦不少，故湖广移民对治水有功“使民得陆处”的禹王的供奉祭拜就显得十分必要，进而加以修宫庙祭奠。
　　明清时期，三峡地区习惯以“天井”代称的四合院住宅就是兼采南北民宅风格，又根据本地的气候环境特点而建成。长江岸边的城市，由于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常将天井加盖，天井的屋盖比四周房屋的屋檐高，既遮雨又采光、通风，适应于当地多雨潮湿的气候。另外，反映移民原籍地域建筑民俗的清代会馆建筑尽管多不同于巴蜀传统建筑，但也不是一层不变地复制家乡的建筑形态，比如说具有巴蜀地区本土特色的地理环境就对会馆建筑的形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重庆三峡地区多山的地形地貌赋予了会馆建筑独具特色的空间美和形式美。在空间组合上，重庆三峡地区的会馆建筑都具有依地势分层筑台、层层跌落的特色。这很好地体现了外来移民在建筑习俗上因地制宜、融入本土进行文化整合的自觉意识。
　　在饮食习俗方面，贵州人将食辣椒的风俗传入三峡后，川菜，尤其是重庆的“毛肚火锅”，将民间的食辣习惯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显然也是与三峡地区炎热多雨、湿度大、雾日多等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条件相适宜的。
　　除相似的自然环境会使移民原籍风俗更易植根于三峡及四川的土地外，移民的来源地域、迁移方式、迁移数量、分布格局等因素也会影响到风俗的流变。
　　在明清移民潮中，湖广移民占了绝大多数，他们有的成群结队、搭帮结伙地迁移，有的甚至是阖族迁徙，进入四川以后通常也是同籍聚居、抱族而居，从而易形成一个在经济、文化上具有优势的社会组织群落或宗族组织，因而楚俗在四川风俗文化中也居于“主流”地位，特色最为鲜明。而三峡地区与楚比邻，以重庆为中心的三峡各个沿江府、州、县正当“湖广填四川”移民迁徙路线孔道，因而吸纳了较多移民，尤其是湖广籍移民。如前文所引述，涪陵县“明清间，自楚赣来迁者十六七”，丰都县“先民田宅外省人移补，湖广麻城人尤多”，云阳县“其百工商贾多属荆楚、江右之民”“，邑分南北两岸……北岸民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万县“占籍者湖广麻城为最多”，大宁县也是“客籍素多两湖人”，夔州府“土著之民少，荆楚迁居之民多，楚之风俗即夔之风俗”。如此一来，三峡地区“民俗半楚”的现象尤为典型。
　　总之，由于三峡在历史上一直是一条重要的移民通道，无论是过境三峡的移民还是开发三峡的移民，他们几次大迁徙，都对三峡文化和风俗习惯造成了多种变化。尤其是清代前期那次空前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由于进入三峡地区的移民数量之巨大，移民来源地、移民分布区之相对集中，因此移民不仅将原籍家乡的风俗带入三峡地区，而且还生根长存下来，致使三峡地区社会风俗发生了深刻嬗变。但三峡地区对移民风俗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地理优选，对交杂于此的中国南北纵向、东西横向的文明进行了适合本土自然、经济环境与人文生态的文化整合，生成了具有三峡本土文化特色的风俗习惯。民间风俗的嬗变对三峡地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仅是移民普遍认同的与三峡自然、经济景观和社会人文资源相适应的区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对三峡居民的个性气质以及整个社会心理模式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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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重庆三峡学院学报》作者　张莉（1980-），女，重庆人，中国三峡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