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满族对天津历史文化发展的贡献。

天柱山

　　古代天津地区曾是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频繁接触和交汇的地区，从北宋始，由于中原政权不断的萎缩，北方少数民族得以两次入主中原，多次割据中原，造成中国政治中心北移的历史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演绎的过程恰恰是天津城市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没有中国统治中心北移的历史进程，没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推进和文化认同，天津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大都市的局面和地位。在天津城市历史文化转变的过程中满族曾做出过重要贡献，然而，关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很少，现存的天津古籍文献对之记叙也很少，使满族在这个地区活动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的地步，这不仅是满族历史研究上的遗憾，也是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上的一大缺憾。
　　本文仅借助对现有的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尽可能的田野调查的途径来寻找那些被淡忘的天津满族历史与文化的蛛丝马迹，力图较为准确和科学地揭示满族在天津城市历史和文化发展中所作的巨大贡献。

　　一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历代居民处在不断的流动状态，众多北方少数民族在这里轮流坐庄，使天津城市历史丰富多彩、文化底蕴更加醇厚。
　　满族是我国北方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是肃慎系的一支，其直系为明代女真（亦称女直），再往上可追溯到隋唐靺鞨、北朝勿吉、汉代挹娄与夏商周的肃慎。满族的先民早就和地处中原与北方文化的过渡地区的天津有着密切的关系，先秦时代，满族的先民向中原王朝贡“楛矢石砮”时一定会路过这个海边荒凉的地域，那时他们还不会想到，其后人能够定居在这个地区，并成为这个地区的主人之一。
　　兴起于唐末五代女真人在12世纪初，以完颜部为核心，在首领阿骨打领导下，起兵反抗辽朝的奴役，并建立了金国政权，不久灭辽与北宋，成为隔淮河与南宋对峙的王朝。这时女真人第一次真正进入并定居在天津地区，他们在这里和当地人民一道修水利、开农田、建村屯，开发与建设天津地区。金代女真人还在这里与汉族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至元末绝大多数入关的女真人已融入汉族的群体中。
　　有元一代，仍留居于东北松花江两岸、黑龙江中下游以及乌苏里江流域、东达海岸的女真各部逐渐演化，到明代形成建州、海西和野人三大女真部族。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以建州、海西两部女真人为主体，把这些分散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统一而成为共同体。
　　在统一过程中，努尔哈赤把女真各部人们分别编入原有的以氏族、村寨为基础的生产和军事组织“牛录”之中，并把这种基层组织逐步演变成具有政治、军事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的八旗制度，为满族的形成创造了基础。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政权，国号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金太宗天聪九年(1635)正式改女真为满洲。努尔哈赤去世后，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于崇德元年(1636)改国号为“大清”，并积极对明朝进行大规模的打击，显示其取而代之的决心。
　　1629年12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山海关，借道蒙古，并以蒙古兵为先导，从北面喜峰口入关内，攻占遵化，直抵明都城北京城下。1630年从北京东撤，由冷口出关回沈阳。这是满族第一次大规模入关并攻打明都北京，也是满族人第一次莅临天津北部地区。
　　此后，清军多次绕道入关威胁，袭扰明都北京。1636年，皇太极以称帝之威，命清军从独石口，入居庸关，直抵北京城下，在扫荡了十余座城池后，掠虏大量人口而返。“1638年，清军再次大规模入关袭扰，攻占50余座城池，范围涉及山东、河北、北京、天津、山西等地区，虏获人口46万，金银百余万两。1639年，清军由天津北上，出关回师盛京。1642年11月，清军在取得松锦大捷，将辽东明军困在宁远孤城之后，放手入关，先攻陷蓟州，进入畿南天津地区，随后，转至山东，连破80余城，杀明宗室鲁王，俘获大量人口后经天津地区返回盛京。不久，1643年，皇太极病死，其子福临继位，次年改年号为顺治。”①
　　1629年—1643年是满族与天津发生联系的第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匆匆路过。这时清军的主要目标是借袭扰北京周边的行动，打击和动摇明朝的根基，以“伐大树”的方式，为最终取代明朝做前期准备。按理说，天津是明都城东南部的门户和屏障，明朝早在这里布置了大量军队：三个卫，加上护漕运的，管理食盐生产和交易的军队，初算也有一万有余，但除了蓟州发生过大规模的抵抗清军外，别处军队都没有做过像样的抵抗的记载，这是满族和天津最早接触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历史证明，这种情况对清在天津的管辖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1644年4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推翻明朝。满族统治者紧紧抓住这个机会，联合旧明官吏，打着剿匪灭贼的旗号，毅然入关。6月6日，清军占据北京。10月，清朝皇帝福临进驻北京，并定都北京，实现了入主中原之梦。为了稳定中原的统治，清廷对满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将辽沈地区的绝大多数满族迁往中原的京畿地区。
　　从顺治元年(1644)清军进入山海关，定都北京起，到顺治三年(1646)，东北南部的二十几万满族军民，除部分留守外，几乎全部迁入中原。②为了安置这些移民，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圈占土地的活动。1645年1月，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清廷下令：“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地甚多，……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的圈占土地的活动。③此后，又经过1645年11月、1647年2月两次大规模的圈地活动，京畿周围300里以内的土地大多被前来的旗民占据。小规模的“圈地”则直到康熙八年(1669)才明令停止。从顺治初年到康熙八年(1669)明令停止“圈地”，满洲贵族在畿辅各地强制推行3次大规模的“圈地”，圈占各处田地17万多顷。
　　天津地区为京东南畿辅之地，是满族军民主要迁居之地之一，京东蓟县盘山地区大量土地被清廷直接占为皇家庄园、或皇陵和王陵之地；宝坻县则是驻防八旗的营地；再往南的武清县“旗圈已去八九，止存一二。”④一时间，在天津北部地区出现大量皇庄、王庄和八旗官员庄田，天津武清区的“下五旗庄”、蓟县的“官庄镇”、“营房村”、“蓝旗庄”等地名就反映了满族聚落的情况，只有三岔口海河及沿海地区，由于沼泽、洼淀纵横，几无可耕良田可圈，才得以幸免。
　　随着皇庄、王陵、王庄和八旗官员庄田兴起，满族人口大量流入天津地区。“天津蓟县侯家营乡西桥头村的王姓、张姓满族、宦场乡的李姓满族、三岔口乡打鱼庄的王姓满族都是在清军入关时，跟随老罕王进关并迁到这里的。孙各庄乡朱华山的王姓，系满族正黄旗，跟随多尔衮从辽宁营口迁来，来时占兴隆县龙窝为领地，后随清朝建东陵搬到马兰峪，建太子陵时又迁到朱华山村。”⑤“天津孙各庄乡太平庄的满族初在北京管理御马，后迁到太平庄负责守护裕宪亲王的王陵；朱耳峪村的满族是守护悼妃陵寝的；丈烟台村的满族是看护清太子陵（八仙陵）的；夏家林村的满族是负责陵寝区域护林栽树的；龙福寺的满族先在盘山行宫静寄山庄当差，后迁到龙福寺是给皇帝行宫当差的。”⑥入关后的满族，已将京津地区作为自己永久的家园，在这里生活和繁衍，同当地各民族进行着广泛的文化交际和相互吸纳。
　　清政府对几乎没有发生冲突的畿辅重地天津给予极大的重视，清初既没有改变天津卫的建制，继续由旧明的将领任总兵官；也没有对天津进行任何劫掠，所以才有了“天津卫只有水灾，并无刀兵之苦”之俗语。随着清政府统治的日益稳定，清廷开始加强对天津的管理，1725年（雍正三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不久又升为直隶州，下辖武清、静海和青县三县。1731年（雍正九年），升天津为天津府，下辖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和沧州六县一州，实现了城市建制上的三级跳。
　　自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列强依仗其船坚炮利对中国进行多次侵略，天津作为京都的南大门，1840年—1900年，经历了西方侵略者的四次入侵，天津满族、蒙古族和汉族爱国将士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天津保卫战。在此期间，有大量来自各地的满族士兵，来自京城的满族官员将热血，甚至是生命留在了天津。
　　1900年后，天津被迫开埠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半殖民城市，清政府在天津的统治日益腐败与衰弱。同时，国内矛盾日见激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封建君主统治。失去优越地位的京城满族人，上自王公贵族，下到齐民百姓，都把天津作为自己的寄身之地，纷纷前往天津。一时间，天津城内挤满了清朝的遗老遗少的寓公，以及破产落魄出卖苦力和卖艺谋生的旗人。1925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流落到天津。初下榻于张园，1929年7月又移居乾园，并取“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之意，改其为静园，继续做着复国的梦。1931年11月10日夜，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军方特务的策动下，离开天津潜往东北。1932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建立了伪满洲国。
　　1949年，经过奋斗，新中国成立，满族和其他民族得到了新生，成为新中国的主人，50年来，又有大量满族成员通过工作调动、毕业分配、经商等途径里来到天津。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天津的满族已有5.66万人，是天津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蓟县、和平区和河西区。⑦他们和天津其他民族一道，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汗水为天津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
　　清朝在全国实行的是“旗民分治”的管理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满族人被限制在八旗组织中，主要集中在京师和驻防八旗的满人居住区内，他们不准自行外出谋生，不得务农经商，只能做一个领兵饷的披甲、旗丁。这样在天津就形成一个满族大多生活在北部山区，汉族活动在南部城区一带的局面。结果，在记述天津历史文化的《天津卫志》、《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等文献中，对满族生产生活的记载非常少，使我们很难较充分和全面地了解和阐述满族对天津历史与文化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不过，只要我们对有清以来天津的历史过程稍加梳理就能感受到，从1644年起，满族移民就带着他们的民族基因、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在天津深深地扎下了根，其纯朴、勇武的品质已化为天津人文化性格的一部分。满族的这种影响是广泛的和全方位的，为天津区域文化打上满族文化的深深印记。
　　（一）清政府在天津的长期经营，推动了天津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功能的转变，使天津成为北方重要中心城市之一。
明末清初，天津地区是明清对峙的重灾区，明朝对清作战的人员、给养大多都集中在天津地区，再转输辽东，所以各种苛捐杂税、繁多的徭役，使天津人们困苦不堪，经济，社会矛盾极其突出。正由于此，当清军兵锋路过天津时，天津军民几乎未作任何抵抗，开城归顺，成为大清的臣民。
　　清朝针对明朝的弊端，采取了许多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在天津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首先，清政府除在天津北部建起了一些皇庄、王庄和官庄外，天津的城区和北部基本没有圈占，仍然维持过去的状况。同时，清政府还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废除明代“三饷”和正额以外的所有赋税，“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⑧大大减轻了天津人民的负担。其次，清政府又根据清初战乱造成的“地荒丁逃”的现状，积极推行召集流亡人口，开垦荒田，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使中原曾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极大的恢复，其中天津是受益较大的地区之一，“从1704年起，清廷根据天津总兵官蓝理的建议，在天津、宝坻的低洼处试种水田栽稻，经二十几年的耕耘，天津地区水田稻谷丰收，变成北方的鱼米之乡。”⑨
　　清朝定都北京，处于南方和京都连接的重要的结点，天津的地位日显重要，但是，清初的天津卫仅是一座军事城堡，天津除了所属的143个屯田的村庄外，没有辖境，对天津城周边没有民事管辖权，以致出现了天津城北门属武清县管辖，出了南门则归靖海县管辖的尴尬局面。为了提高天津的城市地位，1725年（雍正三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隶属于河间府。紧接着升为直隶州，下辖武清、静海和青县三县，初步实现从军事城镇向行政城镇的职能转换。1731年（雍正九年），因天津是“水路通衢，五方杂处，事务繁多，办理不易”，于是又升天津州为天津府，附郭置天津县，并将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和沧州一并归天津府管辖，从而初步确立天津北方大城镇的地位。
　　从1840年始，西方列强的炮舰第一次来到天津大沽口海面，就使清政府看到天津不仅是京都的屏障，也会是列强打开京都的钥匙。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真的从天津进入北京。危机过后，清政府开展了一场为富国强兵而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洋务运动虽没有挽救清政府的衰落，但却成就了天津城市的发展，天津不仅成了北方的洋务中心，并很快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
“天津教案”后，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持钦差大臣关防办理“所有天津洋务一切事宜”，揭开洋务运动的序幕。
　　1867年，崇厚以三口通商大臣的身份到天津创办的天津军火机器总局。力图通过制造洋枪洋炮，护卫京都，维持清朝的统治。不久改称为天津机器局，并分设了制造枪炮的东局和生产火药的西局，成为包括机器制造、基本化学、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船舶修造等大规模军工企业。它能够生产制造车床、锅炉、洋枪、洋炮、弹药、水雷，还曾试制成功挖泥船、潜水艇，它还雇佣工人3000多人，并附设水雷学堂、电报学堂，一举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厂。1880年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次年即开始接修北洋水师各种舰船，还组装和制造一些小型船舶，并能够生产大炮和军火，是北方最早的船厂和重要的军火工厂。
　　在天津的洋务运动中，不但兴办了军事工业，同时也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如采矿、冶炼、纺织业以及中国最早的铁路、电讯、邮政和大规模航运业，设立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华洋书信馆（天津邮政总局前身）、天津电报总局，“天津铁路公司”，天津机器铸钱局等国内最大的企业。
　　虽然，清政府兴办洋务是为了维护满族上层的封建统治，但天津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天津早期的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加上各租界开办的一批工业企业，天津的民族工业得以起步和发展，天津由此成为在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近代工业城市之一。
　　（二）满族人在天津居住200多年，不可避免的将自己民族文化的某些特质融入天津地区的文化系统中去，从而丰富了天津城市文化的内容。
　　古来天津是一个由兵勇、移民和盐贩构成城市的主要成分，他们多被军纪和行规所规范，礼节和禁忌庞杂而包容，各处的习俗都能在这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有清一代，满族以一个统治民族的地位，将自己的民俗文化的某些特质推行到天津，并使之成为影响天津风俗文化的重要内容。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天津盛行的“妈妈例儿”习俗。“妈妈例儿”是天津地区一种民俗事象。具体表现为天津的礼节和禁忌的繁多与庞杂，它涉及天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们都说天津人礼数多，规矩大。这众多礼节和禁忌肯定非满族一族之功，但满族却将这些庞杂与众多的礼俗给规范成简单而通俗的“妈妈例儿”。“妈妈例儿”出自满语，意为“礼节多”⑩。人们又根据汉语字面进行了符合当地文化的解释，妈妈，应为满语“玛法”的变音，玛法之意即为长者、尊者。例儿，是惯例、礼节、规则，是应该仿效或依据的。满族以讲究礼仪，注重礼貌，礼节多著称，它源于满族亲宗族重血亲、敬先人尊长者、重朋友讲义气的价值观念。逢年过节的祭祖敬神，每日不停地向长辈请安和对平辈的问安，婚丧嫁娶严格的程序等构成的满族日常的礼节习俗，则是满族这种观念的外在体现。满族的礼节和天津已有的规矩完美地结合形成清代以后的天津独特的“妈妈例儿”习俗。
　　天津的地域并不大，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婚姻习俗，一是中原汉族类型的“南礼”，另一种是带有浓郁满族特色的“北礼”。二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北礼”受满族婚俗的影响有“坐床”的环节，而“南礼”没有这个环节，“北礼”多行于富贵之家，明显是受京都满族婚俗的影响之故。
　　天津地处京畿门户，有许多满族官吏在此为官管理，同时满族也是天津主要的少数民族之一，就使天津地方方言里掺杂了许多满族的语言成分。如：有争辩之意“掰扯”、表示特殊，与众不同的“各色”、不利索，不整洁的“邋遢”、办事不认真的“拉乎”、以及“胳肢”、“翻呲”、“呵儿唬”等词汇都是来自于满语，或受到满语的影响而形成的，(11)这充分反映了满语对丰富天津地方语言文化的贡献。
满族服饰文化对天津的影响和全国是一样的，女装旗袍曾长时期是天津女子日常和喜爱的服饰之一。而长袍马褂则是天津男子最普通的穿着打扮。
　　天津人以会吃和敢吃著称，天津的饮食文化极为发达，融汇了南来北往，国内国外的饮食文化的特质，其中满族饮食对天津饮食文化的贡献也是很大的。满族人喜欢面食，主要加工成饽饽、糕点等，其中“萨其玛”就是满族人最喜爱的一种甜点心，据《燕京岁时记》载：“萨其玛乃满洲饽饽……”它传入天津很受到天津人们欢迎，并成为天津著名糕点之一。另外，满族的饽饽也和天津地方饮食文化融合出现一些满汉合璧的饮食品种，如天津很有名的小吃“饽饽炖小鱼”就是其中的一种，炖小鱼反映了天津河海的特点，饽饽是满族对面食的称呼。此外，具有满族特色的绿豆糕、五花糕、凉糕、打糕、炸糕等风味食品以及火锅等菜肴都成为天津饮食的重要内容，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天津的饮食文化。
　　相声在清代发源于北京，但是却成熟于天津。所以有相声“生在北京，长在天津”的说法。相声一般认为起源于满族鼓曲艺术八角鼓中一种插科打诨的演唱形式“拆唱”。最初是满族旗民之间的一种娱乐活动，后来，旗民生计出现了问题，一些贫困的满族旗民舍弃面子，到天津撂地画锅，卖艺求生存。据说，光绪初年，一个叫裕二福的满族人来到天津，在天津的北开市场撂地“画锅”，说起了相声，这是相声传入天津之始。“画锅”是当时的说法，是指早期相声艺人用白沙子在地上画个大圆圈，就地现场表演，取靠它吃饭的意思。1900年以后，来天津说相声的满族人多起来，至清灭亡后，相声成为一些满族人生活的唯一技能，在北京难以立足的情况下，大多都来天津发展，一直到今天，许多满族相声表演艺术家都是从天津起家的。另外，京剧、评书能成为天津盛行的艺术，也和满族艺术家的投身其间，大力推崇有很大的关系。
　　（三）满族在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表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勇武、好义的民族性格，在天津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章，为这个英雄的城市增添光彩。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被迫进行了长期的反抗西方奴役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满族与其他民族一道，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和鲜血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追求独立和自由的决心和气概。
　　天津是京都的屏障，在反抗西方列强的斗争中处于最前线，从1840到1900年，60年间，天津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保卫战，战斗惨烈和规模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空前的。在这些战斗中，作为清朝政权的基石——八旗将士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在清朝旗民分治的管理模式下，满族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当兵打仗，在国难当头之际，满族士兵总是冲在抗敌、御侮和保家卫国的第一线。在历次天津保卫战中，有数十员高级满族官员身临前线，如历任直隶总督琦善、文煜、荣禄，曾为盛京将军的直隶总督庆祺，由热河兵备道转任直隶总督的裕禄，以及闽浙总督桂良、湖南按察史讷尔经额、军机大臣穆彰阿、乌鲁木齐提督托明阿、直隶布政使文谦、景州提督双锐、两淮盐运使崇纶、长芦盐运使后升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礼部尚书及西安将军瑞麟等等，(12)他们或直接指挥作战，或积极布置防御，或出谋划策，或组织粮草支援，为保证天津保卫战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另外有无数中下级满族将领，身先士卒浴血奋战，有的还壮烈殉国，如：镇守大沽口炮台的直隶提督乐善，誓与炮台共生死，在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后力竭捐躯；同时前后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满族士兵同汉、蒙古等民族的士兵一道为保卫祖国而浴血奋战，有大批满族士兵血染沙场。
　　四次天津保卫战，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的一页，也在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上写下光辉而悲壮的一页，而其中最中坚的抗敌力量，满族士兵的功绩被铭刻在最显目的位置上，满族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强暴、英勇抗敌的精神成为天津城市文化中最宝贵的一部分，给天津的城市性格打上深深的印记。
　　注释：
　　①③④⑨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一册，[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第一版。
　　②顾奎相主编：《东北民族研究史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7年7月第一版。
　　⑤蓟县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市蓟县志》[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
　　⑥根据天津蓟县孙各庄满族乡中学校长杨芳口述整理。
　　⑦天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天津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民族宗教工作资料选编》[M]，内部出版，2005年9月。
　　⑧《清世祖实录》，卷十九。参见[1]192页。
　　⑩戴鑫英：《日常用语中的满族成分》载《满族经济与文化》[M]，辽宁民族出版社，沈阳：2002年5月第一版。
　　(11)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天津文化通览—民俗文化谭》[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天津：2005年9月第一版。
　　(12)参见于辉、张东甲著：《大沽炮台》[M]，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1990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