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经历的安徽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嘉壹书斋

　　先说说，我参与三年自然灾害（指59、60、61年三年）的调查和救灾工作。
　　1959年夏天，我和安徽省卫生厅中医副厅长王任之先生一同出差，调查据说是安徽阜南县十几万农民有急病待诊。到县后，我俩借用两辆自行车骑着到乡下一看，但见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夏季高温、强度劳动条件下，因缺水、缺粮，导致少尿、尿痛、血尿症状，大片农民集结、倒卧在公路两旁树荫下，呻吟不已的惨状。这些农民既然是明显的缺水、缺粮、和强劳动，为何其症状又主要表现在泌尿系统的少尿和血尿？原来该地素来是尿结石病的多发区，平时就与该地的气候、土壤、水质、饮食习惯等因素有关。恰逢这个夏季、在缺水、饥饿和强劳动、大量汗液蒸发状态下，这些因素自然同时加强了其对泌尿道的致病作用。因机体脱水、中暑而进一步导致尿液浓缩，尿中草酸盐极易形成结晶，致使在泌尿道造不同程度的阻塞，使之出现排尿困难、少尿、和血尿症状，自在意中。我记得王老认为这是中医所谓的“暑湿”，开的中药处方是“六一散”及“绿豆汤”。我则建议多饮水，暂时都休息下来，给大家吃饱喝足。以后工作务必注意劳逸结合、解决口粮和劳动时饮水供应问题。途中又访问一个老汉，正在自家门前，喝着打自集体大食堂、一大碗熬煮的糠麸加野菜的稀糊汤，见他边喝边流泪。询问他也不做回答、苦不欲言的情景。这些显然是发生粮荒的预兆。
　　说起这种饥荒早在1958年春天起，已经种下恶果。那时节，老人哀叹，眼看庄稼宁叫烂在地里，却无人收获的怪现象。大量壮劳力却又投入于大办钢铁的流水作业的洪流里。1958年春天起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高高飘扬时期，我在大别山区的岳西和霍山两县参加防治梅毒工作九个月时，亲自见到的是：各级权力机构动员和命令大量民工上山砍伐大量树木。临时就地搭筑炭窑烧木炭。在本地建小高炉用木炭来炼钢。炼钢的原材料是从老百姓手里收罗现成铁器，如铁锅、铁农具、铁窗、铁床之类，其结果听说真个是炼不出钢来的无效劳动。在其它没有木炭的地方，是用煤烧成焦炭，建小高炉炼钢，其结果是一样的只出废品。这就是我看到的当年多、快、好、省，大办工业化的具体措施。由点看面，全国一盘棋。可说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前，早已存在粮荒。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气候异常，不是“自然”给我们的苦，而是“人为”给我们的苦，可称之为“人为大饥荒”。考其原因是不计成本地大办钢铁，大搞一平二调，吃大锅饭不要钱。在集体食堂大家可以敞开肚皮吃，没吃的了，只好喝清水煮野菜汤。再就是浮夸成风，党报竟公然注销亩产万斤、5万斤、乃至10万斤稻谷产量，节节升高的新闻。并有伪造照片，叫小孩站在人工移植在一起密集的稻穗之上、而小孩并不下坠，表示稻谷因密植而丰收、足令孩子站在上面不会塌倒的喜人程度，叫人相信粮食大丰收是无疑的，不必为“吃”发愁。这种掩耳盗铃、明显违反普通常识的假话，竟然敢讲，却无人敢于揭发。1958年，那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时代的特点是，来自上级的号召一个接一个，口号也一个接一个。从上到下，从南到北，狂潮汹涌，希望通过运动方式、命令方式，解决工农业生产翻番，欲使经济实力和国力超英、赶美。
　　但因而跟随而来的，不料竟出现了强劲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谎报风，不但违反了民主，也违反了多年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做法。这样的形势发展，其结果恰与主观初衷相反，严重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幸给1959年以后的连续三年埋下了全国大饥荒、饿死人的恶果。我是亲见、亲历那50年前的1958年“大跃进”的过来人。说到这段老皇历，对现今60岁（那时只有10岁）的老者，他们对此可能只不过还有些模糊印象。对现今的青年人来说，他们可能更不易理解。
　　我在那时的大别山区，感到与全国形式一样，到处特别强调阶级斗争。经常听到动员民兵和群众协助抓捕特务、搜捕反革命份子事件。偶可遇到就地枪决人犯的案例，一个区、县政法部门听说就可判人死刑。群众喜欢围观行刑场面。我们防治梅毒小组有年轻组员叫我去看枪毙人的热闹，我从来不愿、也不喜去看这种铳人场面。以后才知道其中有个别“犯人”不是反革命的当成反革命份子处理的不乏其人，例如说些对三面红旗的牢骚话或表示不满的人就可判“现行”，是犯了大忌、大法。其中只有极少数比较幸运的，是坐牢多年或人头落地以后多少年才得到了平反昭雪。
　　另外，就是强迫命令、堵塞言路成风，将持不同意见或说真话的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编入另册。
　　1959年春季和夏季，我先后两次随卫生厅正、副厅长，朱、杨二人，给他们做医学参谋，调查据说是涉及面很广的“疫情”的病因。
　　先是该年五月，卫生厅厅长朱某受省委指派调查贵池县据说有疫情，叫我（当时我是安徽省立医院内科主任）和他一块，去江南贵池县一个大队蹲点。那里的农民被迫吃集体大食堂，吃的主要是北方调运来的麦麸，所谓鱼米之乡的江南已经没有“米”可吃了，只吃为救灾从北方运来的麦麸再加野菜、树叶和水一起熬煮的稀糊汤。我们蹲了三天，我计算当地每人每天营养所进食的总热量十分低下，不敷维持正常生命所需，我把计算出来的平均每人、每天的营养成分的数据（依据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三大主要营养成分计算所得）和营养成分极为不足的结论，交给了厅长。又兼南方人不习惯吃麦麸，致多患腹泻，更促进病情恶化，因而已经到处有饿死的农民，倒毙在路旁者也不少见，显然可下大面积“饮食性营养不良”的医学诊断结论。但到县委回报情况时，县委书记，名字我忘了，却否认缺粮，他坚持说：“是流行病引起的死亡，我们不缺粮，故死亡绝对与粮无关”。他所说的流行病的概念，大概是指传染病而言，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疫情”。并且举例说我县中学生口粮32斤，为什么下乡劳动，也会浮肿。也就是说，浮肿不是缺粮而是疫疠传染引起的。但他没有调查中学生下乡，到底吃进肚里的究竟有多少粮，就这样武断地反驳我们。这位县委书记是当时顶着政治挂帅桂冠的一方土皇帝，他可以睁眼胡说，而不能与之理喻。奇怪的是，当时在座的一位省委农业部部长张某，却也装聋作哑，一点也不表态。那位卫生厅厅长朱某回省后，却再三斟酌如何向省委写这个报告，经过和秘书相互推敲许久，最后只上报以乡下“苍蝇多，卫生条件差，少油”，以这三点为借口的含糊其词，不说真话。那时的政治风向是，谁暴露影响负面政绩的坏事或信息、说了真话，谁倒霉。事实由三个月后卫生厅杨副厅长下乡做同样的调查，他倒是说了真话，得到的却是遭受严重打击。下面把这件事情叙述一下。
　　该年八月，因为听说又有严重疫情，我被命随卫生厅副厅长杨辉明和卫生厅办公室主任刘连廷等人，带着三、四十余人的防疫大队的防疫员们去无为县一个大队蹲点调查。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就收到农民悄悄暗地送来、控告基层干部的小条子百余张，控告的主要内容是：干部强迫搜缴老百姓的家畜、粮食、钱财（包括银元）；不准私家开火做饭，见到哪家屋顶烟囱冒烟做饭，就到哪家砸掉铁锅和锅台，只能吃集体大食堂，但大食堂已经拿不出什么吃的东西了。我们挨门串户访问时，农民只是流泪却不张口讲话，经再三安抚和追问，他们才努嘴暗示，距我们百十米外有人跟踪监视，农民们不敢反映实情。经我们对大队干部怒斥，这种跟踪监视行径始止。我们硬是索要大队的户口册，按册挨户查对该大队近三个月内，因“浮肿或干瘦” 而死亡的人口数，“浮肿或干瘦”是以通俗语言代表蛋白质营养不足的重要体征，老百姓都听得懂。在一个有5,000人口的大队，三个月内竟死了2,500人。这恰巧都是百位整数，这两个数字特别好记，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即50%的人口在3个月之内消失了。其实，这是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的恶果促使各级干部向上浮报成绩、向下层层加码逼迫农民老百姓所致。由我执笔写的一份草稿，有图表调查按户口死亡人数的统计数据；有眼见树皮已被饥民剥光、抓食生泥鳅；有死人太多、尸体只能草草地用草席简单卷埋了事、间或被饿狗扒出啃食等惨状的描写。厅办公室主任刘连廷把我草稿里写的“目不忍睹”和“草席卷埋”等叙述字眼划去了，说不能写这样刺眼难看、不中听的字句。杨副厅长以这份修改、整理好的报告上报省委后，不意竟被省委书记曾某召去当面斥责。听说当场在座的一位书记处某书记为杨副厅长打圆场、开脱说：“老杨啊，你忘了你小时候在乡下放牛时，难道没抓过河里生虾、生泥鳅吃过吗？何以现在倒大惊小怪起来？”这事以后，被左派人士得知，哪会放过他。立即在大街上邮电局二楼大厅的大字报专栏，写的大字报满天飞。说他是“一枚向党进攻的毒箭”，自然被打成了一名“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杨副厅长是一位老红军，为人老实，却不善于浮夸、说谎，说了真话却又不敢顶嘴辩护。实际上是越辩护受的打击会越大，无理可讲。
　　我们这次在无为调查时，正巧听说张恺帆副省长也正在是他自己老家的无为县调查。但是我们没有在县里见到他面。以下是我见媒体介绍，说他当年七月份起，就经巢湖到无为视察。他老家的婶子大娘们与他见面，自然能讲出灾荒实情，纷纷向他诉苦说“吃大食堂，日子不好过啦！”因而他深深知道生产队办集体大食堂，强迫叫社员一律吃食堂的弊病。他说必须解散食堂，但基层干部说解散不得，雷公也打不动的。张以副省长身份发火、说狠话：“我就是雷公”，并因而解散了不少食堂。哪知这事却惹出了大祸。是接踵而来的庐山会议上，他（注：还有上万言书反映灾情的彭德怀元帅）成为毛主席点名批判的对象。他又是七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的活靶子，受批斗、开除党籍、带反革命分子帽子、关过牢房。所幸先后获得二次平反：第一次是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对他解散食堂；第二次在二十年以后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他文革时所受的打击给予平反。（注：由中央下达结论，才与彭德怀元帅同一个批示，二次再予以平反。此时彭大元帅已经逝世。）附带提一下，他也是安徽有名的书法家和诗人。
　　由于工作性质关系，随着灾情的步步升级、和由此派生出的奇闻怪事，我为之被叫出差调查灾情的机会更多了。
　　我曾跟随卫生厅一把手朱某，调查过一个县因社员集体吃食以压碎的棉籽烤成的饼，以代替粮食，而引起的约一、二十万人的大面积“棉籽食物中毒”的咄咄怪事。因该地缺粮，从外地运来大量棉籽救灾，讵料棉籽饼因含“棉籽酚”成分，这棉籽酚具有毒性，因而能引起“棉籽饼食物中毒”。棉籽不经过特殊去毒处理，这东西不能随便当作食物吃的。其中毒症状是低血钾导致肌肉麻痹，俗称“软病”，严重时呼吸肌、心肌麻痹导致死亡。我们在该地听到已经有许多死亡病例了。
　　至于因食用含亚硝酸盐成分的大量腌菜代替粮食，而引起的肠原性青紫病中毒或死亡病例，更司空见惯于家庭和集体食堂。这种病例开始时见于农村，仅为零星、散发，多见于儿童吃大量腌菜后，引起呼吸困难、皮肤粘膜青紫才引起重视。最先是抽调儿科医生，例如安徽医学院儿科陈主任（外号陈老夫子）等人下乡调查，才发现因食用大量“腌菜”，最易导致儿童群体患此病，和荒年缺粮有一定关系。以后随着灾情的严重，这种病例就不仅仅限于儿童了，在下文段落里，我将叙述我所见的集体食堂里发生青紫病的中毒病例。
　　我曾陪省长夫人杨某（她是省妇联副主席），到过合肥郊区某公社（已经忘记公社的名字），视察灾情。这时已经对灾荒原因揭了盖子，能公开讲了。那里有一个孤儿收容点，是家里大人都死光了的，骨瘦如柴的几百名孤儿集中到的一座大棚。孤儿们大半是不能动的、躺卧在那儿呻吟不已，还有濒死前发生严重低血糖抽搐的病儿。在大棚里，一会儿功夫东边一个、一会儿西边一个，接连不断见到这种低血糖抽搐发作的惨象。妇联副主席为表示关怀灾童，只有叫我和陪伴来的护士进行抢救。所谓抢救，就是给低血糖抽搐病儿立即静脉推注50%葡萄糖液，虽可一时苏醒过来，但仅只是延长一点生命的受苦、受难时间而已。要说必须增加口粮给他们，身为妇联副主席的省长夫人也没有办法，那只能是白日里说梦，不能当真而已。一月后，再次访问该点，收容点已经撤除，孤儿已经全死光了。作为一名医生，这些都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大的悲剧和哀莫能助。
　　我也到过因看望我们医院抽调到合肥远郊区、一个叫烟墩生产队去救灾的内科女住院医生、名叫裘福吾同志的工作情况。那里条件十分艰苦，自己的饮用水取之于住屋旁边的一个污浊不堪的泥浆小坑荡，饮食是带口粮自炊自食，与其说其任务是救灾、救别人，实际是若不解决灾民口粮、难以单用医药解救得了因饥饿引起的死亡的。不如说在这种不卫生的艰苦条件下工作，只能是额外增加了自救自已陷于灾害处境的麻烦，并不为过。她特别招待我吃顿午饭，我实在不忍下咽。这姑娘上海第二医学院一毕业就分配到安徽来，当时尚未结婚，一个人在乡下孤军作战，其艰苦之状，真够呛了。

　　再说说，中央七千人大会揭盖子、追查灾荒责任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有七千多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检讨了灾荒的责任，大会后中国的大饥荒问题有所缓和。
　　在此，不得不先说说安徽省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当年他同时任安徽和山东两省的省委书记，又是华东局的第二书记，可谓权重一时。开始时他不信会有这样严重灾情，忌讳讲粮荒。并当面斥责过1959年夏上报粮荒饿死人的卫生厅副厅长杨辉明同志，已如前述。后来他亲自到合肥四郊农村一看，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立即慌了神。马上紧急动员，设法叫他眼皮子底下的“省委门诊部”腾出房子，收容灾民救治，即使这样也不过只能救治百而八十个灾民而已。但已经到了饿殍遍野的程度，力难回天。以后又设法搞“包产到户”等一系列整改措施。实际这种灾情是全国性的，大气候含盖安徽小气候，不仅是一个省的问题。
　　不料在经过三年灾荒后的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检讨了全国三年灾荒的责任时，安徽的重点涉及到曾希圣同志。以下是我摘录会议有关安徽的记录和实情。
　　刘少奇副主席叫安徽代表狠揭盖子。最先是由安徽的一位蚌埠代表带头打破沉寂开炮，大胆陈诉安徽隐瞒灾荒和对救灾不力悲愤之情后，发言者犹如黄河决口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才捅开了安徽盖子。在安徽组，曾希圣书记做沉痛的自我检讨，仍不能过关。刘少奇副主席说曾希圣同志霸据一方、老虎屁股摸不得、不讲民主、瞒报非正常死亡数字（指饿死人数）。他还说，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这是有文字可考的。刘少奇副主席又说：“问题严重程度不一样，有严重的，有次严重的，有不那么严重的。全国比较起来讲，河南、甘肃、青海、山东、安徽这5个省是最严重的。安徽死了那么多人，省委有没有向中央报告？”刘少奇找到两份安徽的报告，但他认为是不真实的。所以使刘少奇副主席最为恼火的是，安徽省委一直不肯揭盖子。他说：“一直到我参加你们的会，还是吞吞吐吐，不肯揭盖子。别的省老早揭了盖子，所以工作就转变早一些，经验教训也好一些。这是安徽跟其它省不一样的。”
　　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义愤，刘少奇副主席痛免曾希圣同志的职务。当然，刘少奇副主席也谈到：“安徽发生这些严重问题中央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指标、食堂、供给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时候别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指在安徽推行的对耕作制度、农作物品种、耕作方法的三项改革），曾希圣同志也报告过中央，中央同意的；责任田报告过中央，同意他试验的，不过没有讲在安徽普遍推广，只讲在一个地委范围内试验；就是张恺帆、李世农、牛树才这许多案件，也是中央批准的。凡是安徽省做错了的事情，安徽省委要负责任，曾希圣同志要负责任，中央也要负责任。”
　　刘少奇副主席说中央要负的责任，当然是说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似乎毛泽东主席要负主要责任，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吃食堂”等，大家知道都是毛泽东主席的主张和倡导。这种话是不是犯了大忌、结了怨，给四年以后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击刘少奇副主席埋下了祸根？人们估计到和看到的刘少奇副主席遭受后果却是：文革发动不久，毛泽东主席于1966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实际是不指名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再以后刘少奇副主席被四人帮、林彪集团、康生和谢富治们，找借口妄加罪名污蔑他是“叛徒、内奸、工贼”加以迫害。在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大会公报说是“一致”通过决议将他永远开除出党。（实际不是一致通过，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此人就是巾帼英雄陈少敏同志。后来多少年后议论刘少奇一案时，胡耀邦总书记在党内一次会议上特别提出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举手了、犯了错误，就是陈大姐一人没有举手。）最后直到刘少奇被禁闭、在1969年11月12日被冤死于开封的一个银行的地下室里。刘案直到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在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干预下，好不容易才洗刷掉诬陷加给他头上的帽子。人已去世了十一年，他本人在九泉之下，不知是否知道这晚来的平反昭雪？这是后话了。
　　再把话说回来，灾荒时期的曾希圣同志已经比较清醒了。他过去因为积极推动“大跃进”给安徽带来巨大损失，但从1960年下半年起，他通过调查研究，开始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率先在安徽倡导“责任田”，受到农民热烈欢迎。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个能够使农民渡过饥荒的有效途径。但在这次七千人大会上，他的这一行之有效的、有意义的尝试，不但没有受到重视，相反却和别的错误混淆在一起，受到严肃批评。
　　在“责任田”问题上，曾希圣本来是对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希圣本人除了以困难形势为理由为自己辩护，也拿不出有力的理论武器。当别人指责他推广“责任田”，是对集体经济丧失信心而各自逃命、各奔生路时，他便只有检讨。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的内心可能也是支持曾希圣的，但因为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也只好按“毛主席的面貌”来定调。缘于此，刘少奇在几次批评曾希圣时，并没有揪住“责任田”不放，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作为主要问题痛加鞭打，更没有说曾希圣搞“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经过七千人大会，被撤职的曾希圣同志回到安徽后，日子很不好过。某日我去稻香楼有事，恰遇我早已认识的、他的夫人余某。她一见面就说：“曾政委不得了啦，他正在稻香楼召开的大会上遭受批判。”我事后听说大会上有这样的发言，说他是台湾国民党派来安徽的特务，专门来害安徽人的，是国民党自己做不到的事，却借他的手做到了。像这样一类单纯泄愤的发言不少。这以后，他1965年夏调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随即经受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动乱，据说是受林彪一伙的迫害，于1968年夏就不幸重病逝世。
　　接任曾希圣同志的安徽省委书记的是李葆华同志。这安徽前后两位书记，我因受医院领导指派，都在医院里或去过他们家里看过病。他俩对医生态度都算谦和。记得有次曾希圣书记住院检查（患消化性溃疡出血），我去查房，坐在桌子对过解释他的病情，当时卫生厅厅长朱某也陪坐我身旁。曾希圣拉呱顺便问起农民看病情况。我说农民看病不容易、担负不起医疗费用，重病不得不卖耕牛、房屋时，朱某用肘暗捣我胳臂暗示不叫说。这是由于人们知道曾的脾气比较暴躁，一般干部见他如见虎，心存戒心，怕说他不高兴的话惹他发脾气。住院期间我见他责骂一位姓高的交际处处长办事不力，如骂小孩子一样，几乎要用脚踢他。说到李葆华书记，有一次院长表示对领导关怀，派我和放射科技术员带一架小型X光机到他家照光检查，李说他以后有病，会自来医院门诊挂号看病，医生忙，不必到家来增加麻烦。看来他平易近人。他一到安徽就对曾受打击的受冤干部平反，并经常简装暗访，有“李青天”雅号。因此在安徽的干部队伍里就造成两股势力对立，一股是当年站在曾希圣立场打击过别人的一派，另一股是被李平反、官复原职的一派。因而造成文革前及文革时一段时间，多年的安徽干部队伍内部的不和。这是后话，不必多提了。
　　文革以后我从黄山市回到合肥，遇到省气象局局长李某，他见我面时谈到往事、当作苦涩的笑话回忆说：“你们当年向省委写的反映粮荒饿死人的那份报告，可把我害苦啦，那时是我在办公厅将该文向上转报，不料我也竟因此而遭受严重打击和处分。”
　　说到这里，所幸我本人并未因随杨副厅长，实地调查“粮荒、饿死人”的真正原因起草过向省委的报告，而受到株连。这是杨副厅长宽以待人之处，不把责任向下推。反而有一段时间，我将我们内科由王祖贻主治医生执笔、依照苏联当年大饥荒写的救灾小册子为蓝本，和我共编的一本名为《饮食性营养不良》、印刷成的小册子，当时持以散发到各县，我并亲自到一些县，由当地卫生部门召集医务人员听我宣讲由于饮食不足引起的营养不良，在理论上的发病机理和救治办法，为一般卫生人员所肯定和接受。但后来听说，有些县的卫生科科长、县医院院长因也坦称粮荒，却被打成右倾份子或开除者大有人在。
　　
　　三说说，我在灾荒时期看到或经历的一些小故事（这些小故事中大都是令人心酸，但个别属于无知、或雪上加霜。）
　　上文所讲，大半是在农村居民中所见到的，下面连带讲的多是城市居民情况。因为这两类居民由于城、乡户口之不同，即农村属于农业户口、城市属于非农业户口。二者口粮来源渠道因而也不同。农民种庄稼、是直接收获粮食者，反而大量因饥荒死亡，其原因已如上述。城、镇人吃的是供应粮，是从农民手中征收的粮食，采取口粮配给制，每月发粮票供应给个人的，虽然也深尝饥馑之苦，但除老、弱、病、残易于受粮荒摧残容易死亡外，相对于农村来说，直接因饿死者为数较少。
　　1、省委食堂的食物中毒
　　省委机关虽是一省的最高权力机构，灾荒期间同样也遭到食物匮乏的影响。干部们的口粮与一般市民一样。但人情总会有的，也自然会有下级主管食品、水产的部门献殷勤的，但难免送些过期变质或腐败的肉、鱼、蛋类，或自家食堂买些这类变质食物，发生食物中毒，是很自然的事。省城各机关单位食堂因吃食变质食物而发生食物中毒的并不希罕，反倒是是屡见不鲜。这种情况当然应该引起卫生主管部门的重视。卫生厅邀集有关行政领导和医生们讨论防治对策也是正常的。有一次开会，厅一把手朱某却把持讲坛，先做主题发言定调调。他拿着一个破鸡蛋壳，说是从省委食堂垃圾堆里拾来的。他指着破鸡蛋壳上一个针眼大小的小孔说：“这明明是敌特用注射针将毒药打进去的证据，是明显企图搞垮我们省的领导中心（意即指省委）”。他想叫大家跟他点头称“是”，向上报功。当然也有个别人表示惊讶，顺从地点头。但我们不明白除这个小孔外，究竟有哪些证据证明是敌特份子是用注射针从这个小孔打进了毒药。他亲眼见到吗？是臆测吗？或是胡扯呢。省城各处食堂乃至全省、全国因腐败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可以说是粮荒年头的副产品，很普遍。难道敌特有恁大本事，用注射针挨个往鸡蛋里打毒药，工作量这样大，来得及吗？研究这个小孔也可以，应研究是否是蛋白质发酵产物的腐败气体膨胀或腐蚀所形成，抑或人工针刺形成？应该进一步研究这个“孔”的破口边缘的结构形态，二者应该是有差异的。另外，如果鸡蛋内被注射进毒药，应是剧毒，蛋壳内膜不能不留一点痕迹，你要是负责的话，就应该请实验室或毒理分析专家检测。理应与刑侦破案的严要求一样，细致地求证你的假设是“是或否”。你什么工作都没做，就能这样信口雌黄，制造恐怖空气吗？话说回来，医学意义上所说的“食物中毒”，一般是指食物本身遭受有害细菌和/或细菌毒素（一般多为沙门氏菌属、大肠杆菌、葡萄球菌、链球菌等）的污染，吃后引起的恶心、呕吐、腹疼、腹泻、或有发热、脱水症状者，一般经治疗后大都可以痊愈，个别严重者可致死亡。他理解的“食物中毒”估计可能是指化学毒物引起的中毒，例如类似“砒霜中毒”、“毒鼠强中毒”、“氰化物中毒”等...，这类中毒大都是故意下在食物里害人或误服引起，也即是食物里有额外化学毒物添加进去引起的中毒，这类中毒医学诊断是“某某毒物中毒”而已。这人把医学概念的食物中毒，可能理解或误解为吃进化学毒物一类的中毒，混淆两类不同疾病的诊断概念。他一贯的脾气，是他下了的结论，不容别人对他置疑。因此在这种会议上没法继续讨论下去了。处在阶级斗争的弓张弦紧的日子，一个卫生部门的高级领导，具有如此高的阶级觉悟和警惕性的发言和论证，除了令人“佩服”外，医生们谁敢顶着风险去质疑或反驳他的结论？只好三缄其口而无言。也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发言，借口省委后勤负责人防范中毒不力、也遭到撤查处分。
　　2、协助公安办理人命案件
　　一天我被通知和公安部门、省防疫站的同志们一起出差到离合肥不远的炎刘公社，听说那里集体食堂有集体中毒、死人事件发生。公安们到达现场了解情况后，首先排查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名单、监控了最可能的嫌疑人进行审讯，是否有人在大灶锅里下了毒，制造阶级报复、杀人。我们临床医生和防疫站的同志们则进行考察一切意外食物中毒的可能，把检查的重点放在了解病情、食堂的食物、饮水、锅灶和炊事操作等环节上。
　　经我们询问集体中毒症状时，得知许多人的皮肤粘膜有不同程度的青紫体征，因此怀疑肠原性青紫症。肠原性青紫症是由于摄入硝酸盐过多，在胃肠道硝酸盐还原菌的作用下，使肠道内亚硝酸盐形成的速度过快、数量过多，机体不能及时将其分解为氨，而被大量吸收引起。亚硝酸盐中毒常见的原因，可能由于用硝酸盐或亚硝酸盐含量较高的腌制肉制品、腌菜及变质的蔬菜，或者误将工业用亚硝酸钠作为食盐误食，也可见于饮用含有硝酸盐或亚硝酸盐的井水、蒸锅水引起中毒。其中毒机制是能使血液中正常红细胞携氧的低铁血红蛋白氧化成高铁血红蛋白，因后者使红细胞失去携氧能力而引起人体组织缺氧，发生紫绀（即俗称青紫）、心慌、呼吸困难症状。严重者导致死亡。
　　结果，我们在食堂大铁锅里发现隔夜储存的食用水中，以及取自附近土井（离土井不远处尚有个露天土厕所）、即食堂的饮用水源的水里，均化验含有大量硝酸盐成分。这宗疑案的原因找出来了，可说是应该改用无毒的净水和禁用在大锅里留用隔夜水拿来煮稀饭。这宗事件，可以说是生活困难时期强办集体大食堂的不良后果、引起的意外化学物质中毒。
　　3、市民一家人的分锅或分灶而食。
　　同是一家人，由于一般市民每人每月的口粮减到只有23斤山芋粉或山芋干、四两植物油的配给了。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又逐渐向下减量。至于孩子们也视年龄而定的口粮不够吃，以至营养不足。一家老小每人都不够吃，日常处于饥饿状态。若按习惯吃大锅饭矛盾就来了，亲情之间也不免因吃多、吃少而反目。如何解决呢？最公平的办法自然是分灶或分锅烧。例如老两口一锅饭，小两口一锅饭，当保姆的拿自己口粮自己单烧等等。打破了千百年来一家人共吃大锅饭的老传统。
　　4、城市里的公开“抢食”。
　　对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来说，因有按劳动力强弱、年龄大小配给一定的口粮粮票，虽然口粮随着灾情发展日渐减少，但还不致像农村那样大规模饿死人，而人们整天处在饥饿状态是普遍的。即令有钱，不拿粮票是买不到吃食的。某些饿极的人们咋办呢？只有明目张胆地“抢夺食物”吃，只要抢到手，马上就往嘴里塞、或者往食物上吐唾沫。抢食者即令是当场挨骂、挨打，也在所不惜自己的脸面。假如你是个妇女带孩子在百货公司拿粮票买饼干，或从食堂打饭提着饭篮子往家走，就极有可能有被抢危险。对这样抢食的人，太常见了，公安很少逮捕治罪、也得到人们的些许怜悯或原谅，因为无法追究、似乎不算犯大法。
　　5、胀死人
　　荒年饿死人，是理所当然，为什么还会胀死人呢？说来倒不希奇，这往往发生在忽然获得大量食物的人。例如只吃一般口粮标准忽然改变为强劳动工种而骤然增加一些口粮的体力劳动者，是很危险的。因为平时饿极了，一旦有比较充裕点的食物到手，就拼命地吃、拿来解决一时之急饥，谁知胃的张力不行，不能适应骤然扩张的容量压力，而极易导致“急性胃扩张”。这样的患者，即令在医院也难于救活。我们医院病理科做过饿死人的尸体解剖，饿死者们的肠胃大网膜的脂肪（即俗称网油）都消耗光了，肠胃壁壁薄如纸，这样的肠胃是经不起大量食物骤然引起的扩张压力的。
　　6、台湾蒋帮意欲反攻大陆，曾使大陆风声鹤唳一时。
　　大陆饥馑造成台湾蒋帮认为是反攻大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大陆也一时风声鹤唳地紧张起来。我出差到大别山区时，夜间曾遇到蒋帮飞机投掷特务、食物或传单事件。那时的通讯只靠地面的公社干部看、听飞机行踪，用摇把子电话机在公社间互相通知敌机飞行方向。这种土办法，倒也能屡屡抓获空降的敌特份子。在省城的合肥几处大楼顶上，安置了警报器，屡经操练演习，教市民知晓如何预防空袭。听说东南沿海也经常抓获登陆的敌特、蛙人。因为大陆警惕性高、防犯严密，以及复杂的国际关系制约，蒋帮意图始终未能得逞。
　　7、妇女患闭经、子宫脱垂和不孕症增多
　　饥馑导致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使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减退。其中也包括妇女的内分泌系统和生殖器官，最敏感。常见的症状就是闭经、子宫脱垂和不孕症，几乎是城、乡妇女的多发病、常见病。奇怪的是，1963年口粮供应稍好转，育龄妇女们却大量生育婴儿，医院产房几乎容纳不下。对这种生育反弹现象，生物学家自有其解释，这里就不多谈了。
　　8、所谓“瓜、菜代”等等
　　我过去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实际上是荒年缺粮，可以拿瓜、菜来代替口粮救急，不失是个办法。但遇严重灾荒，瓜菜也吃光，连树皮、树叶、野菜都吃光了，还吃什么呢？有人说牛、羊可以吃草养命，为什么人不能吃呢？他不知道，人的肠胃结构不像反刍动物，吃草不能消化、吸收和利用，否则我们老祖宗早就吃了。但千方百计找食物代用品各方面都在努力，先是我听说有些单位，例如省防疫站的同志因经常出差，自己带着豆饼（这东西平时是用作牲畜的饲料添加料的），饿极时掰点吃吃能挡点饥，这算是高级食物代用品了。后来豆饼这东西也难于搞到了。于是有试验植物蛋白的，就是用树叶（大半是用小叶冬青的叶子）磨粉，再掺和一点粮食，作成糕饼。也有找树上悬挂的俗名“吊死鬼”的一种带茧的有害昆虫的蛹吃。但这种东西太少了，哪能靠此救荒。因为听说北京填鸭就是用蝇蛆喂肥的，甚至有人想到是否培养苍蝇的幼虫“蝇蛆”让人吃。尤其在高校及医疗单位，只要能挖尽心思，想出一点名堂或办法的，大家就拿来试验、开现场会交流。有人说“小球藻”营养丰富、有营养成分分析可查。我曾经向农学院要到藻种，请示王院长在医院特建水泥大水池里，指定专业药剂人员负责培养、收获，制成粉剂装瓶无偿给人。但办法想尽了，效果并不理想，且不能普及。

　　最后说说，我对饥荒的认识和结论
　　三年粮荒灾害期间，据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仅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而在1951-1957年间，即正常年景，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万以上，就是说平常年份，三年应该增加人口195万，而不是减少。以此推算，安徽省灾荒期间，实际损失人口是否应该是：按平常年份三年应增加人口195万+三年灾害又使额外净减人口439万=634万。
　　据国家档案解密资料显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原始数据为3,755万。但一般认为，从全国人口来看，这粮荒三年与平常正常年份相比，全国多死亡人口为5,000万。这后一数字与中国抗日战争八年军民死亡的数字也是5,000万相当（注：据史料记载，中国抗日战争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应在4,100万以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
　　以上这两组巨大的人口数字，数额相似，都是相当惊人的。但一个是为抵抗外侮侵略，不得不付出的民族牺牲，包括无辜平民和杀敌牺牲的军民英雄；而另一个是由于自己国内的人为失误引起，不能不说是不应有的惨痛的人口损失。
　　想来想去，不管什么性质的粮食灾荒，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人类自己要根据社会的正常发展规律，按科学原则办事，利用智慧和农业科技手段，发展生产力、来创造丰富的农业产品的物质财富，应该可以避免任何粮荒。对人类本身生存总的来说，主要要解决的是包括充裕的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物质产品，来满足人类自己的生活、生存需求，是富国、富民的必由之路。同时还要讲究精神文明，以人为本，保证民主和法制体制的建立、健全、和畅行无阻。尽量减少或避免因人为失误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民主和法制二者非常重要，我感觉我们过去那些年代在这些方面，实在是吃了大亏。对领导人的个人迷信，“左倾”错误（例如主观倡导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路线或政策措施），和因而造成的严重失误和重大损失，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或实行问责制来纠正，是主要的原因。关于这些，文革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过正确评估。并在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要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各种错误。经过三代领导人的努力，使全国人民不断地进行改革、开放，以发展经济为主，执行了一套管理国家事务、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极大成功。尤其是近来中共中央的17大，吸取历史正、反、得、失经验教训，提出用“科学发展观”这个纲，处理一切国计民生问题，进一步完善了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是高瞻远瞩的，是得人心的。
　　以上所讲系笔者个人对三年大饥馑年代的观感和经历，主要目的是吸取历史惨痛教训。现代的年轻人很少知道或体会过去的那段日子的艰苦和辛酸。我往往见到大学食堂、或饮食业餐厅里食物浪费惊人，好像我们今天的日子什么都不缺，米饭、馒头可以随便扔，一点也不必心疼。老年人讲的，年轻人会顶嘴说，你们那个日子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日子，不必相比。诚然，现在日子较好，过去的辛酸日子没法与现在比。但老年人总怕人们忘记“民以食为天”的重要性。为避免辛酸历史万一重演，觉得时时须“防微杜渐、居安思危”。这样想法，似乎担心是多了些。说实在话，我倒希望这些话真是多余的担心、是罗嗦话而已。
　　(本文作者申明：本文内容是回顾历史事实，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旨在避免历史惨剧重演。文内难免涉及的地区、团体、或个人指名或不指名的人物，皆为实话实说，有确定出处。即令有些小出入，也并无造谣污蔑之意。请勿误解、误认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