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一代“儒将”诞生之谜。

嘉壹书斋

　　作为一代“儒将”，叶剑英素负盛名。他曾是云南讲武堂的优等生；作为大总统的随员，亲自保卫过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参加讨陈东征，继而参谋北伐，通电讨蒋；在大革命低潮时期，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所有这些，无不像谜一样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
　　“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诞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村一个小商人家庭里。
　　叶剑英的父亲叶钻祥，自幼习武练功，曾在梅县考取武秀才，但无官可做，只好在家乡做小本生意。他为人耿直宽厚，常帮别人杀猪、打鱼，有时兼作“水客”，出洋为华侨和侨眷捎钱送物，很讲信义，受人敬重。叶剑英的母亲为人贤惠善良，勤俭持家。他们共生了四男四女，由于贫病交加，其中两男两女幼年夭折。叶剑英还算幸运，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勉强活了下来。父亲给他起名叫叶宜伟，希望他能健康长大。由于生活贫苦，他的两个妹妹都当过童养媳。
　　宜伟从小爱劳动，爱学习，经常帮父母做家务，边干活边学习认字、算数。7岁时，父母省吃俭用，送他去雁洋私塾念书，以后又转入新学堂读书。
　　1908年宜伟念完了私塾，这时家境也稍为好转些，父亲便送他到雁洋10几里路的丙村三堡学堂（公立高等小学）读书。在学堂里他学习勤奋，生活艰苦朴素，晚间经常读书到深夜，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锻炼身体。他聪敏好学，学习成绩科科优良，特别擅长写诗作文，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去“贴堂”，作为同学们的范文。
　　少年时期的叶剑英，其不畏权势，敢于向恶势力挑战及有勇有谋的性格便已显露端倪。当时，中国长夜如磐的封建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震颤，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正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统治王朝猛烈冲击。这种冲击波也波及到偏僻古老的梅州城。
　　叶宜伟在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开始接触一些革命书籍，知道了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前夕，他和几个同学跟随进步老师林修明先生来了个“头上革命”，剪去了辫子。
　　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顽固保守的乡绅骂他们“无法无天”。宜伟他们由于得到校长谢鲁倩和进步老师的支持，就跟他们论理，还鼓动别的同学也来个“头上革命”。剪辫子的风潮，使少年叶剑英壮了胆，向旧势力抗争跨出了第一步。
　　当时，清朝政府已十分腐败，民不聊生。丙村圩镇地处从潮州上梅县的河岸边，常有乘船路过的清潮州府官兵上圩场劫掠老百姓的财物。百姓不堪其苦，却敢怒不敢言。
　　“潮勇”明抢强夺的事，也惊扰了三堡学堂的师生。那时学校的大部分经费来自镇上卖肉上缴的“牲口捐”。每逢肉铺被抢，官府不管，总有肉店老板跑来学校告状，要求减免捐税。
　　一天下午，四个清兵又上丙村圩抢掠财物，镇上的人又来求援。叶宜伟和和一些高年级同学在校长和老师率领下去找“潮勇”评理。
　　几个耀武扬威的“潮勇”在师生们的说理斗争下，被迫交出牛肉等财物，然后被师生们带到学堂。开始，那四个家伙很嚣张，同学们便把他们关起来。关了一夜，这些家伙只好低头认罪。第二天，同学们将他们押送县衙门处理。
　　三堡学堂师生打“潮勇”一事惊动了梅州和潮州府。从此，潮州府的清兵再也不敢轻易到丙村去骚扰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叶宜伟开始注意习武，还写了一篇《论兵》的文章，开头一句便是“兵之物，大矣哉！”
　　1912年，叶宜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三堡学堂，考入梅县务本中学。不久广东军阀政府责令将务本中学由私立改为官办，改名为梅州中学，并派来个官方校长，盘剥尤甚。为反对校长欺压学生，叶宜伟和一部分反对官办和官方校长的师生毅然脱离梅州中学，搬到叶家祠上课。后来又搬到晚清著名诗人和学者黄遵宪先生讲学处的东山书院，另建学校。叶宜伟认为“东山”二字很好，便提议将校门定为“私立东山中学”，得到了教师和学生的赞同。所以要标名“私立”二字，就是要同当时腐败的官办学校区别开来。尽管叶宜伟当时还是一个学生，却敢于领头与官方斗争，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创立了一间名望很高的中学，这确实是个极不平凡的创举。
　　叶宜伟深知东山中学来之不易，更加珍惜时间，发愤读书。他尤其酷爱史书和古曲文学诗词，许多大家名篇，他都能背诵如流。这为他日后写作旧体诗词打下了良好基础。
　　 叶宜伟不但学习成绩优秀，而且文体活动也很好，视野开阔、思想活跃，在学校师生中享有威望。同学们说他“学问好，身体健，交游广”。正因如此，他被大家选举连任两届学生自治会会长。教师、学生都很佩服他的组织才能，公认他是“东中”的学生领袖。
　　1915年秋，“东中”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大家请叶宜伟为《同学录》作序，他欣然命笔，在序中写下了“成则周武三千，败则田横五百”的字句，鼓励同学们要立志为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干一番事业。
　　讲武堂的优等生
　　叶剑英离开东山中学以后，回到雁洋横山，一面在小学任教，一面写信给在马来西亚怡堡的叶宜桐堂兄，要求出洋谋生。1916年，堂兄叫“水客”带叶剑英经汕头、香港、新加坡，到达马来西亚怡堡的伯父家里。当时身无分文的叶剑英，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可以说是“揩条裤带谋生路，漂零直下七洲洋。”
　　在怡堡等待叶剑英的是艰苦、穷困的生活。当时的马来西亚，是英殖民主义剁肉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贼也妄图卖国称帝。人民怒不可遏，各地义军揭竿而起。国内“讨袁”的胜利，使漂流海外的叶剑英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逐渐认识到：所谓”东亚病夫”是列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中国人民只有革命，打倒列强，才有出路。
　　叶剑英在怡堡托亲求友，到处找工作，但总是碰钉子。
　　就在叶剑英谋生困难的时候，云南讲武堂派人到马来西亚怡堡招生来了。叶剑英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投考讲武堂，结果被录取。
　　1917年夏，由堂兄宜桐等人凑足旅费回国赴昆明入学。
　　为了表示自己从戎的决心，他入学时将名字改为叶剑英。
　　云南讲武堂创办于清末时期，民国以后不断扩充，在护国讨袁斗争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叶剑英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学校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科。他学的是炮兵，属第十二期学生。当时学校的一切都照搬日本士官学校那一套，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禁止阅读规定以外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坚持勤学苦练，还是读了许多军事理论书籍。由于他刻苦用功，所以军事考试、测验或沙盘作业等，成绩都属优良，连教官也钦佩他的才干。
　　当时由于学校禁止而没有组织华侨同学会，但凡有重大事情，大家都自发地在昆明两粤会馆聚会，商讨大事。在这里，叶剑英成为群众的首领。
　　尽管当时学校空气沉闷，叶剑英还是尽量与外界取得联系，关心时局。其时主办讲武堂的云南督军唐继尧标榜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经常来校宣讲所谓“致良知”一套学说，却避而不谈孙文学说。这使一向敬仰孙中山的叶剑英很是反感。
　　一天，他听完唐继尧的“训话”，当即站起来问道：
　　“请教督军，你讲的王阳明学说，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什么相同之点？”
　　问得唐继尧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叶剑英不但注意分辨政见的是非，用进步思想充实自己的头脑，还苦练军事技术，提高自己的本领。他曾苦练武术，使讲武堂一个骄横的日本教官甘拜下风，不再小瞧中国人。
　　1919年冬，叶剑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三年的学习，为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保卫孙中山
　　学有所成的叶剑英，满怀抱负，希望能投身到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革命斗争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年青的叶剑英从昆明回到故乡广东，一心想追随孙中山先生，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尽力。
　　这时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建立的护法军政府，已被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头子所把持、孙中山受排挤被迫于1918年5月4日辞去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叶剑英拒绝了桂系军长兼潮州镇守史刘志陆的挽留，前往漳州，投奔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1920年8月，担任炮兵连长的叶剑英参加了粤军回粤、驱逐桂军陆荣廷、莫荣新之役。
　　粤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组织军政府。叶剑英受吴铁城的邀请，留在军政府副官处做事。由于他工作成绩优异，吴铁城对他非常满意，经常夸奖他的才华，还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非常大总统），不久，叶剑英经吴铁城的介绍以大总统随员的身份，随孙中山一起入桂，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
　　1922年2月初，孙中山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陈炯明阻挠北伐。孙中山回师广东。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随江防舰队护卫孙中山从桂林经梧州，东下广州。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军围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化装脱险，前往驻长堤天字码头的江防司令部。叶剑英奉江防司令陈策之命，护卫孙中山前往黄埔。在孙中山蒙难50多天的日子里，叶剑英冒着生命危险，亲率士兵巡逻，忠贞不渝地保卫孙中山的安全，直至孙中山于8月9日离开广州。
　　在此期间，叶剑英与在广州的云南讲武堂华侨同学，通电声讨陈炯明的叛变行为。港澳和华侨各埠报纸纷纷登载、转载，在舆论上引起强烈反响。
　　1924年初，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为培养革命的军事干部，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于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
　　当时，年轻的叶剑英已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时他已被擢升为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作为粤军的代表参加了军校的筹备工作。
　　1924年5月5日，军校开课，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负责掌管军事理论的学科教育，并讲授兵器学课程。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中，认真负责，循循善诱，很受学员欢迎。聂荣臻称赞他是当时军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在黄埔军校，叶剑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逐渐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虽然暂时没有被吸收入党，但他没有灰心，继续接受党的考验。
　　叶剑英虽然在黄埔军校的时间不长，但他为贯彻孙中山的建军思想，在创建军校中所作的贡献，是不会泯灭的。
　　东征角群雄
　　风云突变。正当叶剑英在广州专心致志训练新编团的时候，叛军头子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与冯玉祥共商国策之机又兴兵作战。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方兴未艾，革命犹如旭日东升。1925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战争开始时，叛军分编7个军，号称8万人。东征联军分左、中、右3路进军，右翼军主要由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粤军第二师、第四师军部组成，共约万余人。叶剑英所在的第二师下辖两个旅，共约8000人，经过一年整训，军事政治素质虽不及黄埔学生，却是粤军中的佼佼者。
　　作为东征先锋的第二师，在张民达、叶剑英率领下一月底从广州出发，沿广九路向平山、淡水进发，在叶剑英“四猛”（即猛进、猛攻、猛追、猛扑）作战方针的指导下，全师官兵英勇善战，旗开得胜，一路过关斩将，并协同友军作战，于二月中旬攻占淡水。在这次战斗中，叶剑英不仅参与指挥，还冒着枪林弹雨联络友军，协攻敌人，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干。被誉为智勇双全的一代儒将。
　　淡水一仗打得很艰苦，但这一仗使大家信心倍增。军威大振，为第一次东征奠定了胜利基础。
　　这次东征，革命队伍锐不可当，叶剑英第1次与黄埔学生并肩作战，亲眼看到学生军革命热情高，群众纪律好，指挥很有条理，心里很是高兴。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东江及潮梅一带的工农运动发展很快，群众纷纷起来支援东征军，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打垮了兵力众多的陈逆叛军，这使他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向共产党又靠近了一步。在这次东征中，也更显示了叶剑英的军事指挥才能。
　　3月东征军攻占梅县后，叶剑英奉广州大元帅府命令任梅县县长。
　　叶剑英在梅县当的是“革命县官”，体察民情，建立新政，除暴安良，改善军民关系。当时梅县有个和尚头，向来为非作歹，霸道一方。他听说来了“革命县官”，便派人送上300块光洋，想拉拢县长。叶剑英知道后，严厉地教训了他，说：
　　“金钱买不动我这个县长的心！“并悉数退回光洋。后来根据群众揭发的罪恶事实，将这个恶僧镇压了，民心大快。
　　人们还传说这样一件事：一次叶县长巡查营房时。听到屋里有吵嚷声，进去后大家都不说话了。他便耐心询问房东，开始谁也不讲，后来大家被县长亲切的态度感动了，才说出黄营长占用了房东一间准备要娶媳妇的“新房”的事。叶县长听后找到黄营长，以严肃又和霭的口气劝他搬家，说：
　　“黄营长，如果找不到地方，可以搬到我那去住吗！“这位营长很快就搬出了“洞房”。
　　第1次东征后，广东国民政府各系军队相继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不久，窜逃在闽赣边区的陈炯明叛军，乘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之机，再次窜回韩江、东江地区，盘踞惠州。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进行第2次东征。叶剑英率新编团参加这次东征，再立战功。十一月，东江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统一。后来，叶剑英部改编为教导团，任团长，后任师参谋长，直至兴师北伐。
　　挥师北伐　通电讨蒋
　　两次的东征胜利，使叶剑英深深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几年数次征讨陈炯明、林虎等叛军，战果不大，而这两次不到数月时间就把数万之众的陈逆叛军打得落花流水？他逐渐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非革命不足以图存；非建造有主义、有组织、有力量之党，不足以言革命。”不过，这个党已不是日益腐败分化的国民党，而是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广东国民军开始北伐。北伐中，叶剑英任中路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的参谋长，总指挥是国民党老右派王柏龄。
　　由于王柏龄与一师代师长王俊不听叶剑英的劝告，招致战斗失利，部队受到损失，蒋介石听说后特意召见了叶剑英。
　　蒋介石一见面，寒暄几句就说：
　　“你来了，好，现在一师无人胜任指挥，你就当一师师长吧！”
　　叶剑英感到很突然，不知他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反共倾向越来越明显，怕靠不住，就借口说：
　　“我身体不大好，等打完仗再说吧。我还是愿当参谋长。”
　　平定江西后，蒋介石将孙传芳部的俘虏集中到吉安，有六七千人，编为新编新二师，又委任叶剑英为师长。
　　蒋介石如此欣赏叶剑英，不单是看重他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曾追随孙中山周围，深得孙中山、廖仲恺的器重，在广东地区和粤军中颇有影响，思想上又比较进步，所以想把叶剑英拉过去，一举两得，一来为己效力，二来免得为共产党所用。然而蒋介石的这个如意算盘却打错了。
　　叶剑英领导的新编师成分复杂，但军官大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身份没有公开），当时吉安的革命气势也很盛。生活在这个革命环境中，进一步受到共产党的影响，叶剑英的思想倾向也更加进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撕破伪装，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宁汉对立，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每个革命志士面前的大问题，必须迅速作出抉择。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叶剑英毅然决定“弃宁归汉”，走上革命反蒋的路。“革命成功阶级灭，慰祝苍生乐大同。”这是叶剑英的革命理想，为革命可抛弃功名富贵。这个身在敌营中的革命者，亲手起草了一封“通电全国讨蒋”的电文，宣布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使军界大为震动，蒋介石听说后将信将疑，待弄清事实真相，叶剑英已离开吉安到武汉去了。
　　在武汉，叶剑英随张发奎的部队参加了第二次北伐，攻打奉系军阀，获胜后任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叶剑英随师返回武汉后，形势日益恶化。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蒋汪“宁汉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使叶剑英又一次受到了反面教育，更加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当时，第四军内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最多，张发奎、黄琪翔对共产党的态度也较接近。叶剑英结识了更多的共产党员，直接受到党的更多的教育，入党的要求更强烈了。第四军政治部有一位1925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李安，与他是老乡，交往密切。叶剑英恳切地向他吐露心声，第二次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李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即表示，这个人我了解，可以入党。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叶剑英受到长期的严峻考验，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便于27年7月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不过，当时非常秘密，很少有人知道，直到9月在江西万安因工作需要，才第1次通知他参加教导团共产党的会议。
　　“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叶剑英这两句诗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是他从找党到入党，走过曲折道路，经过长期考验的生动写照。
　　从此，叶剑英抛弃高官厚禄，从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军官逐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的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作出了不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