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出版不为人知的秘密。

天柱山

　　凡是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时被誉为“小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由于林彪的鼓吹和积极推行一系列加强个人崇拜的狂热举动，这本小小的册子，曾风靡全国、遍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我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有“东方的《圣经》”之称。从1964年5月问世到1979年2月12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时止，在短短的15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印数就有十亿五千五百多万册，如果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组织和许多机关、团体、部队、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其数量之巨大更为惊人！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的问世和流行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便大肆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推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在林彪的鼓吹和军队带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1961年4月，林彪授意《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该报即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后根据总政治部领导指示，送编200条于1964年1月5日印成16开本的《毛主席语录200条》（征求意见本），经全军政工会议讨论、增补，正式命名为《毛主席语录》，编印单位改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第一版于1964年5月1日出版，共摘编语录366条，分为30个专题。1965年8月1日出版第二版，内容作了修订，共收语录427条，分为33个专题，共8.8万字。第一版有52开本纸面平装、64开本精装加红色塑套两种装帧，第二版起全部为64开红色塑套装，以后又出版了100开、128开本。在64开本书前有林彪手书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再版本的题词后又加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关于林彪手书这一题词的来历，在湖北当阳曾流传一个说法：据史书记载，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蜀将关羽与孙吴交战，败退于临沮，被杀。吴主孙权将其首级运至洛阳送给曹操，同时以诸侯礼葬其尸骸于当阳，后称“关陵”。陵园内保存有多处明、清两代名人碑刻，其中有清人集关羽语录所立的一块石碑，上刻“读好书听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当阳附近有一空军机场，林彪之子林立果曾来关陵游览，看到这块碑文后告知林彪，林彪受到启发就写了上述的题词。
　　人民出版社版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后，地方出版部门纷纷要求加印。人民出版社报经领导部门批准，从1964年9月开始向地方供应总政版语录的纸型，人民出版社也先后出版多种版本，均在内部发行。文化部规定不在报上发消息，不登广告，不公开陈列，不卖给外国人。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于1966年3月5日、4月2日向有关单位发出通知：《毛主席语录》不向外国人赠送，过去已送的原则上都要收回。6月9日又发出通知，规定在我国的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和常驻外宾凡主动向所在单位要求赠阅、借阅或购买“语录”的均可满足；如对方没有索要的，不主动散发。1967年3月28日，国务院外办发出通知说1966年3月5日、4月2日的两个通知是错误的，6月9日的通知“也不符合主动积极地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宣布撤消这三个通知，并称“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中、外文版）就是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各涉外单位，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从这本语录由内部发行到公开发行的过程，也可看出“文革”形势发展的变化情况。
　　1967年3月16日下午，陈伯达、康生、王力向毛泽东请示要求要修改《毛泽东选集》某些人名和注释问题，毛泽东答复：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注释要修改，要费很多时间，现在没有时间。毛泽东对《毛选》内容和注释问题作出六点指示，其中最后一点为：语录本中引用《整顿党的作风》中刘少奇的那段话删去，第二十四节题目“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人民出版社根据中央文革宣传组布置，对毛主席著作中需作改动的部分提出处理办法，通知全国租型出版单位执行。
　　据有关部门统计，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4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汉文版4种，少数民族文字（8种文字）版8种，盲文版1种，外文版（37种文字）和汉英对照共38种，总印数105549.8万册。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统计，截至1967年10月，世界各国以65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853种，其中有20个国家的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主席语录》，共有35种版本。
　　周恩来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从1966年到1968年底已印制70452万册，极大地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这一时期，社会上较普遍地存在着追求毛泽东著作的新版本越多越好的风气。《毛主席语录》出了塑料封套精装本，就不要纸面平装本；出了100开本，就不要64开本，有些地方甚至大量印制未经中央批准的火柴盒大小的256开本。1968年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最高指示》，内容除《语录》外，还有《最新指示》、“老五篇”（含“老三篇”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和《毛主席诗词》，通称“四合一本”；不久又出现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含《毛主席语录》、《最新指示》、《林副主席语录》、“老五篇”、《毛主席诗词》、《九大文献》，通称“六合一本”），流行较广的有解放军政治学院和炮兵编印的两种。据不完全统计，仅上述几种在北京印刷加上外地翻印的数量就超过1000万册。当时，社会上对“红宝书”多以公费购买、免费分发干部或作为奖品礼品、会议文件等形式分发，印数再多也满足不了需要，造成纸张、塑料等物资及印刷力的极大浪费。
　　1967年6月18日，毛泽东对出国人员谈话时说到：“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和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错，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1968年3月至9月，毛泽东对有关对外宣传工作做了12次批示，并提出：“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的意见。
　　周恩来抓住贯彻毛泽东指示的有利时机，最先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的口号
　　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做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他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实效变成了失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送礼。”周恩来问，《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中还要印3亿册，是否多了一些？是否能够少印一些？《毛主席语录》农村不够，可以从城市来捐献，要把发行工作做好。
　　1970年9月2日晚，周恩来接见中央外事、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提出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8月27日下午版上刊有林彪的一条语录：“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周恩来对新华社军管组组长说：“这句话主席不让用，1967、1968年还发过文件。”“以后《参考资料》上语录不要用了。这件事中央常委曾商讨过，并且请示过主席。”当得知这条语录是从解放军政治学院编、战士出版社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一书中摘抄时，周恩来说：“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不许乱编毛主席著作，不许随便编印没有公布的主席指示，这本子未经中央批准，是私货，要收回。还有那些未经中央批准随便乱印的本本也要收回。先把北京的收起来。”他当即指定了军队、外事、中央宣传部门和政府各部四个口子的负责人来负责收，总的由李德生抓。4日，中央军委办事组从解放军总政、总参、总后三总部和在京的各军、兵种中抽调20余人，集中在军委办事组办公处办公，负责调查和回收未经中央批准非法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也应邀派人参加。
　　北京市革委会于9月6日向全市传达并布置清查工作，至10月9日止就收到各单位上报非法印制的样本657种（总印数750余万册）；中央各部门报送的样本中，仅非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不同版本就收到440种，其中由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53％，省、市革委会各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编印的占47％。经初步检查，这几百种本子的内容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问题，主要有：引用未公开发表的内部文件，引用的语录不准确，泄露国家和国防的机密等。有些群众组织编印的本子中，将一些大字报和小报、传单中流传的材料均作为“最高指示”编入。如有一个本子中收入了这样的语录：“王力、关锋本来就不是好人，江青早就向我汇报过。”“陈毅怎么能打倒呢？陈毅跟了我40年，功劳那么大。陈毅现在掉了20斤肉，不然我带他接见外宾。”“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没有人搞，还要他来搞。”有几个地方翻印了这个本子，内容完全相同，但在封二竟然加上“林彪同志摘编”的字样。有的本子错漏百出，32页中错漏即达60处，甚至将原文“有五万人之多”一句错印成“有五百万人之多”。有的《最高指示》中，把毛泽东的名字也印错，有的甚至将林彪的讲话也作为毛泽东语录收入了。清查小组工作班子经过一个多月的大量工作，最后写了一份工作总结，经李德生审定后向周恩来汇报。
　　1971年4月12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对乱编乱印未经批准的毛泽东著作又一次提出批评。周恩来说：“中央从1966年起就三令五申通知了多次，不经过批准不准乱印，可他们就是印，把纸张占用了，把塑料也占用了。”会上有人请示是否可以把战士出版社印的“四合一本”《最高指示》正式出版？周恩来立即说：“‘最高指示’不要用，就是毛主席指示。将主席诗词也放在这里边怎么叫‘最高指示’？”周恩来明确地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毛主席语录要认真审查，要经过中央讨论批准，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本子一律取消，凡是中央规定的版本就是合法的，其余都是非法的。”
　　“文革”10年，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仅1966年至1970年的5年内就用了65万吨，比1950－1965年“文革”前16年书籍用纸的总量（59.34万吨）还多5.66万吨。这仅是由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用纸量，“文革”期间群众组织等私自编印的毛泽东著作用纸则多得无法统计。
　　三种《毛主席语录》的争斗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的流产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在内部发行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向中共书记处写报告，说这本语录中摘引了一些毛主席未公开发表过的文章或毛主席写的用别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建议重编一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公开发行。报告经批准后，由中宣部、文化部、人民出版社抽人组成编选班子进行工作。最初的设想是编成专题语录，分册出版，田家英等拟定了12个题目，分工进行，后根据胡绳意见改为七本。经过讨论，认为当前群众对语录简编本的要求十分迫切，应先集中力量编出简编本语录，七本专题语录是供干部使用的，可以后一步出，于是决定先编选一本。考虑这本语录和总政版语录的读者对象不同、选材要求不同、内容与公开的不同，在编出的初稿本中，对总政版语录（收427条）删去157条，选用270条。稿本先后反复修改7次，共收语录572条。在编选过程中，田家英曾逐条看过，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经许立群、田家英、石西民审定，于1965年10月初联名报送陆定一并中央书记处审阅。
　　12月，彭真将语录稿送陈伯达征求意见，陈伯达看到认为编得不好，说“没有体现毛主席的理论体系”，他另外让《红旗》杂志的人重新赶编了一本。
　　1966年1月18日，中宣部根据彭真的意见，将人民出版社的送审稿、陈伯达让《红旗》编的本子连同总政版语录一并上报中央书记处审查。
　　邓小平、彭真于1月29日在钓鱼台召集会议，讨论语录问题，陆定一、许立群、吴冷西、姚溱、田家英、石西民等人参加。经过讨论，邓小平最后确定，在人民出版社送审本的基础上修订出版。会后编选组进行修改和调整，最后定为47个专题，共收语录646条，其中有38条是根据邓小平指示对十分需要而公开文字中没有的语录可从《毛选》五、六卷的文章中少量选用的精神新选的。2月28日，许立群、田家英、石西民三人联名将语录稿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审批。
　　人民出版社为便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群众学习，还编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副题“供工农群众学习兼作识字课本用”，约1.5万字，于1966年10月排出样本，64开本，每册定价一角五分，计划先由《人民日报》发表，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各地大量印刷。文化部已向全国出版部门作了布置，仅某省一省就计划年内出版2000万册。《人民日报》于10月14日用二号楷体字排了四个版面。石西民于15日见到排过的报纸清样后，还建议将副题中的“识字课本”改为“文化课本”，并改正了部分语录所注的出处和个别错字。但一直等到11月4日，文化部还未接到中央定稿通知。这时从人民日报社传来消息，说陈伯达已给报社打电话，以“主席著作的发表要非常慎重”为由，通知《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不要在《人民日报》发表。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负责编选总政版语录的解放军报社将“前言”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的提法改写。报社党委在上报送审时，对署名问题提出两种意见，一是仍署“总政治部”，一是为便于公开出版和对外发行，改署“人民出版社”，这一请示报告最后转到中央文革小组。
　　12月1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开会讨论语录问题，会议决定将语录“前言”的署名由原“总政治部”改为“林彪”。12月17日，全国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从此，这本总政版语录就成为“文革”时期惟一流行的本子，而费了很大精力认真编选、计划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语录一百条》，都销声匿迹，不为人知。石西民于1966年9月1日写信给人民出版社负责语录工作的梁涛然，说简编本语录经中央批准后，第一批先印500万册的计划也成为泡影。
　　英文版《毛主席语录》
　　1979年2月1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内称：“林彪为捞取政治资本而搞的《毛主席语录》本，断章取义，割裂毛泽东思想，自发行以来，危害很大，流毒甚广。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自即日起，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现存的中文版、民族文版和外文版《毛主席语录》本一律停止发行。”从此，《毛主席语录》在书店的门市部中消失。
时间过去了20多年，这种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气候和土壤中出现的特殊出版物，已成为市场上出售的“收藏品”。据1999年11月26日出版的《邮政周报•生活新周刊》刊载的一篇《“红宝书”的魅力》文章说：“近年来，收藏品市场上的《毛主席语录》（即“红宝书”）成为抢手货。其价格被炒得火热，一般的64开小红书，每本要价在30元至50元，较为少见的版本则要上百，有的珍罕版本甚至上千元，大大超出了普通旧书的价格。”
　　人民出版社1965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语录》64开塑套精装本每册定价只有四角五分，上述同期《邮政周报》上刊有《毛主席语录》“市场价目志”，其中：
　　1964年5月（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的52开第一版的参考价是350元，64开第一版140元；
　　196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64开俄文版130元；
　　196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64开维吾尔文版80元；
　　价格最贵的是“反修医院四红联合兵团夺权委员会”1967年9月油印的64开本64页版，参考价竟达6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