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光：三十年代初期的北平共青团。

天柱山

　　三十年代初期，北平革命斗争处在低潮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对北平的革命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城内外一片白色恐怖。在这极其艰难的环境里，北平的共青团员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们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发展自己的组织，扩充自己的力量，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北平共青团的组织机构及其变动
　　一九三○年一月，我离开家乡河北省深泽县，来到了北平。开始，我在红色互济会工作。红色互济会是党的外围组织。当时，在北平很难找到职业，而工作又需要一个职业作掩护。不久，上级组织让我以拉洋车作掩护开展工作。一九三一年初，由于工作和斗争的需要，我被派到共青团北平西城区委负责青工工作，同时还参加了由团市委直接领导的青年工人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为该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当时，西城团区委书记是福建人，因犯错误（私用团省委的活动经费同民国大学一女生结婚）而被开除。团市委书记叫吴正廷，负责团市委的全面工作。雷任民也是团市委负责人之一，他代表团市委直接领导西城团区委。胡乔木同志当时在海淀团区委工作。
　　一九三一年春末，团中央将吴正廷调离北平，准备派往满洲省委，听说吴不愿去满洲。不久，他便跑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自首了，成了一个为反动派效劳的可耻的叛徒。一九三一年初夏，雷任民也被捕了。这时，团省委决定，将西城区委改为城区区委，由团河北省委直接领导。团城区区委书记叫李续刚（师大学生），我也是城区区委负责人之一。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北平实行血腥统治，环境十分恶劣，情况甚为复杂，一不小心，就有被捕的危险。我们总是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因为这一时期，曾发生过团河北省委书记王德和委员王秋亭被捕事件，同时被捕的还有党省委书记马辉之、委员平杰三，他们的被捕是由叛徒胡某出卖的。一九三一年六月里的一天，余致远（师大学生、团城区区委负责人之一）看见李续刚同师大一托派分子在某处说话，便立即向团省委报告，在当时“左”倾路线残余的影响下，未进行认真的调查便把李开除了。讨论开除李时，党中央代表华岗和团中央代表（一个姓张的）也来了，他们也一致主张开除李。如今看来，当时开除李是不够慎重的。胡乔木同志当时的态度是比较慎重的。但当时也有政治形势的原因，因为那时到处是白色恐怖，为不致于使北平团组织遭到破坏，我们才同意省委作出的开除李的决定。李续刚被开除后，曾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到河南教书，以后又经重庆于一九三九年赴延安，解放后进京，在市府任副秘书长，“文革”中逝世。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前后，团省委被捕无人了，于是团中央决定，将团城区区委和团海淀区委合并，重新成立共青团北平市委，组成人员有余致远、胡乔木和我。这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正步步加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一九三二年端阳节，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我离开了北平共青团市委书记的工作岗位，以团河北省委特派员的身分到河北省保定市研究改组共青团保属特委的领导机构，并负责布置了保定第二师范那次反国民党的斗争。同年七月，我来到石家庄，改组了直中特委。我回北平向省委汇报后，省委又决定我去石家庄任共青团直中特委书记。我曾派刘建章同志到井陉矿开辟工作，还派人到临城矿开辟工作，到各县检查过工作，办过团员训练班。我去灵寿县领导暴动，但到达该县某地时，暴动已经失败了。这次是郭强（当时的交通员）领我上山，又领我下山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我正在给派往煤矿上工作的同志写信时，被反动警察逮捕了。除夕之夜，我被反动派押送到国民党天津高等法院，后被关进了国民党天津第三监狱。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第三监狱怕我们闹绝食斗争，采取了先发制人，分而治之的办法，将我又转押到北平第一监狱来。当时同我一起由天津转来北平第一监狱的还有王占恒、赵明新（赵杏村）、王德山（王振世）、宋遇春同志（死在监狱里）。
　　二、北平共青团的革命宣传和斗争活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北平市共青团的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广大青年积极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在白区的黑暗统治，反对蒋介石发动对红军、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变前，北平处于一片黑暗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对工农革命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到处逮捕和杀害党、团员和进步分子。在这一时期内，北平团组织宣传和斗争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要求改善工人的生活待遇；反对反动派进攻苏区，声援苏区红军和人民的革命斗争。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恶，北平共青团动员和组织了广大青年，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同反动派展开了公开的和秘密的斗争。
　　共青团的宣传对象，主要是青年学生、青年工人、以及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力车夫。那时，物质条件很差，团组织没有什么宣传工具，有的只是自己的口和手，但共青团组织还是想方设法，克服了重重困难，利用一切宣传方式，向青年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当时曾组织了剧联、普罗画会、木刻等进步文化组织，通过文艺形式进行隐蔽和半公开的宣传活动。如组织团员在夜间到胡同里用纷笔在墙上和电杆上写标语，或是往邮箱里投寄传单，让邮局分送出去；有时则将传单塞在人家门缝里或夹在各大学图书馆、阅览室的报刊里；有时把传单从高高的建筑物如劝业场的女儿墙上扔下，任其随风飘散；有时还利用行人的好奇心和贪财心，将传单包成小包包丢在路上或人们易到之处，任行人拾阅。我到东交民巷散发英文传单给外国人看，就是在黄昏时分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的。
　　一九三○年，组织上派我做洋车夫的工作，我便以拉洋车作掩护，来到了贫苦的洋车夫中间。白天，我拉着洋车，走街串巷，和洋车夫们生活在一起。在同他们交上朋友后，我便找适当的机会向他们进行革命的宣传，启迪他们的阶级觉悟，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培养。夜晚，我回到租住的小房里，一个人编辑、刻写、油印革命小报《洋车夫》、《青工之友》。这两种小报的宣传对象主要是洋车夫和青年工人，其内容是宣传我党的革命主张，揭露敌人的罪恶，号召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向反动派进行斗争。经过艰苦的工作，洋车夫支部和洋车夫的赤色工会小组相继建立起来了。北平的洋车夫，有了自己的革命组织，斗争的信心增强了。
　　除了这些宣传活动外，共青团还组织了一些反对反动文化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夏天，北平宣武门绒线胡同一家电影院准备上映一部歪曲煤矿工人斗争的反动影片《万人敌》。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尊严，反击毒害人民的反动宣传，共青团决定制止这部影片在北平上映。事前，我在原师大操场上向各个支部的同志分别布置了战斗任务。在《万人敌》上映之前，团员们带领进步青年陆续进入电影院。有的人身藏刀子，那是准备用来割电话线、断绝其内外联系的；有的人带着手杖，那是准备用来打电灯泡制造场内黑暗的；有的人怀里揣着液体炸弹——灌满墨水的鸡蛋，那是为洁白的银幕预备的点心，而身上藏铁器、衣兜里装火柴的同志们，则是准备砸放映机和烧影片子的主力军。一切都准备好了，单等着《万人敌》露面。电影院老板事先听到了风声，在即将开演的时刻，突然银幕上出现了《万人敌》因故停演、改演什么什么的字样。看到银幕上出现改演的通知，同志们紧张的脸上都露出了会意的微笑。我们的斗争胜利了。
　　为反击帝国主义者在北平进行的所谓“帝国主义国家文明”，“苏联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反动宣传，共青团还组织过一次“轰打艾迪博士”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夏，英国传教士、反苏宣传家艾迪从欧洲经西伯利亚来到北平。一天，他去北大三院讲演。共青团组织闻讯后，便发动了北大和其他学校的共青团员带领进步学生，给这位反苏宣传家来了个迎头痛击。当艾迪走上讲堂，声嘶力竭地散布毒素时，台下顿时响起一片怒吼声：“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帝国主义走狗滚下台去”……随之，石子、砖头、装满墨水的鸡蛋一齐飞上台去，艾迪终于被迫草草结束了讲演。
　　北平共青团在“九·一八”事变前进行的这些宣传和斗争活动，都给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的统治以一定的打击，参加斗争的团员和青年们，表现得十分英勇。他们为了革命事业，不屈不挠，用自己的行动，教育了民众。但一些宣传和斗争活动，由于受当时党内立三路线残余的影响，不顾主客观条件，策略不够注意，带有冒险主义的盲目性，因而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这些教训是应当记取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平的抗日救国活动十分活跃。青年学生站在抗日救亡运动前列，是这一时期北平革命运动的特点。在这一时期里，北平共青团组织过一些集会游行，向群众进行公开的抗日宣传。有时，团组织还利用文艺演出的形式集结进步群众（主要是青年人），发动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及其反共卖国政策作公开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我们曾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动了约一千多青年群众，痛快淋漓地砸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事先，我们组织了剧联到国会街法学二院的扇形礼堂举行战前演出。那天演出的剧目是《工厂夜景》和《到明天》。前者写的是受苦的工人们为改善生活待遇而进行罢工斗争的情景，后者写的是一个工人家庭父子二人失业、挨饿、讨饭、父亲饿死的悲惨故事。演出结束后，我们事先做好准备的同志当即到台上去进行政治鼓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不抵抗主义的罪行，号召大家去捣毁国民党市党部，借以推动国民党出兵抗战。这时，群情激愤，“要求国民党出兵抗战、收复失地”、“坚决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响彻整个礼堂。接着，愤怒的人们涌出礼堂，直奔国民党市党部。没多久，队伍就来到了国民党市党部门口。人群中，有人愤怒地摘下了市党部的牌子，砸了个稀巴烂，一些女学生跳到砸烂了的牌子上拼命用脚跥。更多的人则一边用力敲打市党部大门，一边痛骂市党部的官老爷们不抗日，是卖国贼。市党部大门紧闭，人们用力砸也砸不开，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在形势没有进展的情况下，人们才愤然离去。
　　在北平共青团和青年学生的反蒋抗日斗争活动中，影响较大的要数三一年底的那次南下示威了。我认为，北平学生南下示威的斗争，不仅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卖国的反动政策，而且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它对尔后的“一二·九”运动有一定的影响。北平共青团，在组织这次南下示威斗争中，起了较大的作用。南下前，我们曾作过研究，还派出北师学生王锦佩（现名叫“扬城”）和艺术学院学生薛迅等人，参与领导南下示威的斗争。在这次南下示威的斗争中，北平共青团和青年学生同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城市的学生一起，在南京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三二年一月十九日，南下示威队伍返回北平。北平共青团和青年学生南下示威的英勇斗争，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斗志，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七·七事变”后的全民抗战起了一定的先导作用。由于当时受党内“左”倾残余的影响，南下示威时忽视了群众统一战线，因而未能团结更多的学生群众，也未重视发动和联合工人、农民、士兵以及其它一切爱国的力量，所以没多久，这一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下去了。  
　　三、北平共青团的发展状况
　　三十年代初期的北平、学校较多，工厂较少。所以，团的基层组织多建立在各大、中学校和职业学校中。北大、师大、中法、燕京、清华、民国、辅仁、中国、华北（只剩朝阳大学和郁文大学没有团的组织）和法学院、艺术学院、工学院、艺文中学、妇女职业学校、蚕桑学校、北平师范、幼稚师范、军医学校、兽医学校、中大附中、一中、三中、女一中、光华女中、翊教女中等学校，都有共青团的组织。有些学校团员较多，如北师、艺术学院、艺文中学、北大、师大、中法大学等。很多学校都成立了支部，每个支部的团员有多有少，有些院校团员较少，如工学院只有个别团员，因而成立不了支部。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人，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一级组织直接指定的。团的领导人，要担很大的风险，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且生活要完全自理，无分文可得。因此，对组织领导人的要求比一般团员的要求更高更严格。他们必须具有坚定不移的革命性和勇于斗争、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当时，争着当领导的人根本没有，所以，上级指定领导人时，总是慎之又慎，经过一定时间的细心考察后才能确定下来。
　　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受李立三“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北平团组织的发展工作是极其谨慎的，进展是不快的。在发展团员过程中，强调重视质量，而对于数量则有重视不够的倾向。存在这一倾向的客观原因是当时的环境恶劣，情况复杂，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一旦团员发展多了，团组织遭受破坏的可能性就增大。因此，想多发展也是受客观环境制约的。团组织对发展对象要求很高，反动家庭出身的青年一般不发展，发展的主要对象是贫苦家庭出身的青年，不剥削人的家庭出身的青年，我们也是一样吸收的，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看本人。一般说来，这些青年年龄都不大，经历也不复杂，即便如此，团组织也要对其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考察，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树立起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志向。还要教育他们遵守组织纪律，严守秘密工作条例，做到个人服从组织，紧急关头不畏惧，危险时刻不动摇，随时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生命。这一时期发展的共青团员，数量虽不大，但质量确实是很高的。绝大多数团员在艰苦危险的环境中表现得很突出。有些团员被捕入狱后，不受敌人名利引诱，宁死不屈，绝不出卖组织和同志。可以说，这些团员足已达到了党员甚至超过了某些党员的标准。
　　团员的发展，一般经过观察、了解、启发教育等细致的准备工作。介绍人多从自己的亲友、同学或是熟识的人，也就是自己比较了解的人中物色对象。一旦条件成熟，有的对象就主动提出入团的要求，有时介绍人向发展对象提出入团问题，对象同意后，再向支部汇报，由支部决定发展与否。入团的仪式很简单，由于当时处于地下环境，不填表，只是由介绍人通知对象参加会议。会上，由介绍人先介绍被发展的对象整个情况，之后对象表示态度，谈认识，表决心，支部同志提意见。最后，由支部负责人或上一级组织来参加会议的人讲话表示欢迎和提希望，并向新团员讲明团章对团员的要求，如组织纪律和保密、革命气节等。介绍人对团组织和发展对象都负有责任。介绍人向对象正式谈起入团问题的时候，必须心中有数，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性，比如，当你的谈话对象表示不愿意入团时，你必须有把握使他做到不向他人泄密。
　　四、北平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原则  
　　北平共青团和党的关系甚为密切。当时，北平共青团组织在各种斗争中，作用都较大，团内曾表现有第二党倾向。团员的人数比党员多，政治质量好，很多都够共产党员的条件。北平共青团区级以上的团委书记，都是同级党委委员，平时参加党的会议。团的许多工作，如宣传工作，很难说同党的工作有什么不同。在工作上，一般是由上级直找下级布置任务，检查工作。布置任务时，多以口授为主，谈话和开会都不许做记录，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许照象。上级领导同志的住址不允许打听，因而下级不能找上级。上下级一般采取“单线联系”，上级对下级实行“单线领导”。比方说，团支书只能认识负责同他联系工作的上级某个领导人，上级的其他领导人，团支书是不认识的，且也不许打听。如果下级不执行领导所分配的任务，经过教育仍不改者，上级团组织即和他断绝联系（把他清除出去）。当时，除极个别怕苦怕死者外，一般共青团员都是具有勇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精神的。他们在极其艰危的环境里，日夜奔波，从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和安危，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不少同志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三十年代初期的北平共青团，走过的是条艰苦曲折、流血牺牲的道路。他们在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华民族的斗争史上，用自己的行动和鲜血，谱写了一曲催人泪下、又激人奋进的英雄壮歌。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七九级：许宇勇、党史系七九级：陈泰生、唐明华一九八三年三月五日根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光同志回忆整理，已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