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传家代代精英：历史名人王鏊。（作者 钱汉江）

嘉壹书斋

　　年轻时，他功成名就，志满意得，24岁考得江苏乡试第一，25岁考得礼部会试第一，金殿皇帝面试又考得第三，是读书人最为羡慕的“探花郎”，57岁时进入朝廷内阁，称为“会元宰相”。此人就是王鏊。更令后人羡慕的是，他以诗书传家，家运长盛不衰，不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变化，其子孙总是站在时代最前列，总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就是其女儿媳妇，也是巾帼不让须眉，是时代的佼佼者。直到今天，他的后人有500多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大学教授，还是站在科技文化战线最前沿。

　　太湖小岛走出“会元宰相”
　　1450年，王鏊出生在苏州府吴县东山岛上的陆巷村，离苏州城区60公里，离吴县县城30公里。在明代，这个小村四面环水，周围是重重叠叠的芦苇，一望无际，像一片原始森林，小船驶入芦苇丛中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苏州或吴江县的人要到东山，必须有熟悉水路和芦苇荡的向导带路，否则就会迷失方向。陆巷村的对外交通闭塞，进城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木船，如遭风雨天，太湖浊浪排空，船舶无法行走，交通就告断绝，如同一个孤岛。这个村虽然闭塞，但读书之风很盛，人才辈出。王鏊的父亲王宛是进士出身，在湖北光山县当过知县。王家又是村中的富裕人家，前辈积累了可供几代享用的财产，到了王鏊这一代，依然是酷爱读书，他16岁时就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手抄文章从陆巷村传入吴江县，又从吴江传入苏州，最后传到北京国子监，国子监师生争相传阅。1474年，他接连取得全省乡试第一、礼部会试第一、金殿面试第三的成绩，成为光耀全国的大明星。后人还为他没有考中状元而鸣不平，说是当朝宰相商辂是“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的荣誉集于一身，他的气度不够宏大，容不得后人与他平起平坐，再出一个“三元及第”，于是将王鏊降为“探花”。
　　记者来到东山陆巷村时，处处能感受到古代灿烂文化的气息。由于小岛远离城市，隔着一个烟波浩渺的太湖，历朝历代的战火和政治运动不易波及，至今还保留着古村落的风貌。进入村中，迎面见到一个用条石砌成的古码头，那是村中古代唯一的对外交通口岸，王鏊就是在这里上船，赴京赶考，光荣而归。村中明清古建筑有70多幢，古色古香，闪耀着当年的辉煌，其中最为出名的是王鏊的三座牌坊，即“解元牌坊”、“会元牌坊”与“大学士探花牌坊”，以粗壮厚实的花岗岩为柱，以沉香木为牌楼，经历了500年的风风雨雨而没有倒塌。
　　王鏊的故居“惠和堂”至今保存完好。这是一座前后五进的明代官宦府第，宽大厚实，厅堂梁架用料粗壮，极为讲究，可称古代大型群体厅堂的典范。主楼楼前有一堵磨砖贴面的大型照壁，高与书楼屋檐相齐，瓦滴上嵌有砖雕，镌刻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九狮图”图案。两端各有三块砖雕花鸟图案，照墙中央又嵌有圆形“丹凤朝阳”图案。“惠和”两字意为给人恩惠、世代和平。这些古迹得以保存，完全得益于东山岛独特的地理环境，小岛悬孤于太湖深处，交通极为不便，苏州城中猛烈的政治风暴吹到岛上，逐渐减弱，无法对这里的古建筑来一次彻底的大扫荡，这些古迹得以幸运地保存下来。

　　保护前朝重臣留下除奸火种
　　王鏊为官正派而正直，他没有阿谀奉承之心，对明孝宗的不良行为敢于劝诫，不惜忤逆龙鳞。弘治初年，明孝宗还是一个年仅18岁的小皇帝，太监李广引导他游西苑(今中南海)，乐而忘返，王鏊作为侍讲就反复规劝，皇帝为之动容，不再游乐，专心处理国事，为政宽容，知人善任，重用的都是有学问有威望、正派能干的大臣，如大学士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刘大夏、马文升与王恕，王鏊任吏部右侍郎。当时庙堂气象森严，内阁德高望重，从京城到地方，官员畏服，政令得到执行，不敢阳奉阴违，胡乱搪塞。内宫太监也不敢胡作非为，明朝出现了前所未有“弘治中兴”局面，是明代最好的历史时期。
　　明孝宗是位明代少有的好皇帝，执政18年，可惜36岁就死了。他给他的儿子朱厚照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威望很高的辅佐班子，若朱厚照能重用这批久经考验的老臣，沿着明孝宗的路线走下去，“弘治中兴”的盛世局面还能继续下去。但明武宗与他的父亲完全不同，是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他不喜欢那些德高望重的先朝老臣，喜欢的是阿谀奉承、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太监，号称“八虎”，内阁按刘瑾的旨意实行大清洗，大改组，先朝重臣大部分被赶出朝廷，投闲置散，内阁新成员大部是刘瑾阉党与龌龊无耻之徒，如焦芳、张采，只有王鏊和李东阳两人是前朝重臣，还有一身正气。这时，朝廷大局急转直下，党争越来越激烈，明朝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时期。
　　刘瑾是个目不识丁、连奏章都看不懂的太监，有极强的权力欲。他心中清楚，一个太监无法树起百官畏服的形象，朝中大臣对他不服，处处受到鄙视，强烈的卑怯心态使他的报复之心空前膨胀，变得越来越专横，手段越来越残忍，要将曾经鄙视他的前朝重臣全部斩尽杀绝，但他的倒行逆施受到了王鏊的抵制，难以得逞。尚宝卿崔?等三人得罪了刘瑾，刘瑾要处死他们，王鏊以辞职与刘瑾抗辩，说：“士可杀，不可辱，今日辱杀三人，我还有什么面目留在内阁。”李东阳也大力营救，崔?等三人免除死刑，改为遣戍。
　　刘瑾记恨前礼部尚书韩文，手握重权后公报私仇，一定要置他于死地，因为他与前内阁重臣刘健、谢迁意气相投，看不起阉党头目刘瑾。王鏊前后奔走，极力营救，才免于一死。刘瑾又痛恨前兵部尚书刘大夏，把他逮捕到京，要以“激起兵变罪”处死。又是王鏊挺身而出，争辩说：“贵州土司岑猛只是延缓了迁徙，并未叛变，何来激起兵变？”名臣刘大夏得以保全。
　　兵部左侍郎杨一清得罪于刘瑾，刘瑾以“筑边墙破费太多”为由，要将他处死。王鏊据理力争，说他为国修边是建功，不能为罪，杨一清终于得以保全。就是这位杨一清在诛杀刘瑾的争斗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当时宁夏发生叛乱，朝廷要派出大将带兵平叛，又起用了在家休养的杨一清为统帅，刘瑾则派出他的心腹——太监张永为监军，以为万无一失。张永曾是“八虎”之一，但刘瑾成为“站立皇帝”之后，张永对他极为不满，早就想除之而后快。两人在前往宁夏途中，就定下除刘瑾之计。杨一清得胜回朝，明武宗接见宴请，在似醉非醉、面红耳热之际，张永在旁突然发难，控告刘瑾谋反，竟轻而易举地将刘瑾处死。
　　王鏊当了四年内阁辅臣，但他不愿与刘瑾同流合污，于正德四年辞职回乡，在东山闲住了14年后病死，终年75岁。王鏊死后，嘉靖皇帝给了他高规格的表彰。明嘉靖七年(1528)，皇帝追赠他一个太傅衔，派遣苏州知府缵宗营造王鏊墓，立两块高两米多石碑，追认他的功绩。但是王鏊的陵墓就没有像他的牌坊与故居那样幸运了。记者在当地一位村民的带领下，在东山岛梁家山的一片桔子林中，找到了王鏊墓的遗迹，整个陵墓只剩下了一堆黄土，碑上镌刻着一行大字：“吴县文物保护单位王鏊墓”。

　　诗书相传家运500年不衰
　　王鏊留下了读书的好传统，代代相传，使得王家人才辈出，几乎没有平庸之辈，没有败家的不肖子孙。他的四个儿子都是饱学之士，社会名流。到重孙一辈，他家就出了一个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王禹声。王禹声是万历进士，在湖广省承天府任知府，因为民请命降免税赋而削职。此案后来得到昭雪，王禹声被擢升为湖广学政，但来不及上任就病死于家中。
　　到王鏊第八代，读书之风又结硕果，王家出了一个状元，那就是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王世琛。他是王家唯一的状元，使王家的功名达到了顶峰。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任翰林院修撰，侍讲学士，雍正四年(1726)任山东学政。王世琛的学问及其爱好受家庭很大影响，书法、绘画极为精妙，当时颇有名气。在山东学政任内，他积极提倡朴实的学风，而对浮伪之气力加贬斥，使山东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清代学者对他作品的评价是：“文人之笔，无雕饰痕”。在王世琛之后，王鏊家族又有四人中了进士。
　　到清朝晚期，他家又出了一个杰出人物，就是十三世孙王颂蔚。王颂蔚是光绪五年(1880年)的进士，当时的内阁重臣翁同和很赞赏他的才干。见习期满后他任军机处章京，工作之余从事著述。他曾看到一本《明史》残本，多方搜求，逐条修订，修订的《明史》达四十余卷。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事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王颂蔚很有大局观念，他认为战事已开，就不是直隶一省的事，也不是北洋大臣一人之事，不能全部推给北洋大臣一人。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王颂蔚更加悲愤，说：“今遭败绩，不能只归咎于军队操练不精，兵器不够锐利，这不是探本之论。近几年以来，朝廷办事拖沓，宫中游乐成风，贿赂公然横行，如此风气怎有战胜日本之希望？赔偿金高达两亿之巨，民力益加疲困，恐怕大乱之不在外患，而在内忧。”第二年他在悲愤中去世。
　　王颂蔚去世后，他的夫人谢长达继承了丈夫的遗志，成就超过了她丈夫。王颂蔚与谢长达的9位子女也是酷爱读书，大学毕业后都赴国外留学，回国后都取得很高成就，个个极有出息。长子王季烈是清末进士，留学归来后成为国内最早介绍X放射的翻译者。次子王季同是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清末民初著名数学家、电机专家。三子王季点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四子王季绪是北京大学教授，北洋工业院院长。五个女儿都是大学教授或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四女王季山的两个女儿也有很高成就，长女何怡贞是中科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次女何泽慧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夫人。
　　据王鏊纪念馆的不完全统计，王鏊后裔至今已繁衍到5000多人，极大部分是社会精英，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大学教授就达500多人，其他担任重要职务的就难以统计。
　　（来源：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