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胶东移民考。

天柱山

　　引言

　　在胶东地区，民间关于祖先来自云南或小云南的说法非常普遍，而在山东西部及华北地区，民间则普遍认为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
　　据福山区政协移民调查组统计，明代移民建村124个，除无法考证移民来历的31村，
　　其余93村分别是从全国各地迁来建村的25个，从云南迁来建村的5个，从被称为“小云南”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或河南固始县迁来建村的63个，占有移民来历记载建村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以上。其中，福山区臧家村就是明初由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始建的村庄之一。如果对胶东半岛各地明初移民进行全面调查统计，来自所谓“小云南”的移民所占比例不会比福山区少。
　　“小云南”到底在哪里？说法也很多，一说为河南固始县，一说为江苏赣榆，一说为云南乌撒卫，一说则认为小云南就是云间府（今大同）之南，即“山西洪洞大槐树”。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首流传极广的民谣，似乎也说明胶东人的祖先也是山西移民。
　　关于小云南的问题本节暂不讨论。
　　实际上，明初官方大移民真实的情况与民间的说法、族谱记载，甚至胶东诸县的方志记载大为不同。
　　明初，中国北方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一个是山西的东南部（就是民间所说的“山西洪桐县”）；另一个是山东以益都为中心，包括青州、莱州、登州东三府（现在潍坊、日照、青岛、烟台等地区；在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传说是“山东枣林庄”），还有河北中部偏西的地区（现在石家庄，衡水一带；山东北部的传说为“河北枣强县”），这三个地区曾在洪武、永乐年间大量输出移民。
　　根据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研究成果，其第一卷《大事年表》中列出胶东移民有关事件如下：
　　洪武四年，闰三月，迁北平、山东二省元汉军46705人于北平诸卫。五月，明军从山东登州渡海进入辽东。
　　洪武七年，一月，迁山东青州、莱州军人11394人于辽东定辽都司。
　　洪武九年，二月，迁扬州军人1000人于山东登州卫所。
　　洪武二十五年，迁山东登州、莱州两府贫民无恒产者5635户于山东东昌府。
　　洪武二十八年，迁山东青州、兖州、济南、登州、莱州五府每户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顷、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顷、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顷及小民无田者1051户，4666口于东昌府。大约有18.5万枣强移民移民迁入青州北部地区；1.8万河北移民以及1万来自其他地区迁入莱州府；大约有15.8万山西移民及2.8万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迁入登州府；自此时，东昌府接纳由山西及山东东三府等地迁入的民籍移民约为14.5万人。
　　洪武三十一年，在山东莱州、登州二府地设灵山、大嵩、威海、靖海、成山无卫及一个千户所。至此，登莱地区卫所已基本设置完毕，达9卫5所。新设卫所军人的家属多于洪武以后迁入，估计该地军籍移民约为10万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军人是云南四川等地调入的。永乐年间，迁入的军人家属大约有6万人口。
　　永乐二年，十月，迁山西洪洞民户于山东莱州府潍县。
　　永乐五年，迁山西平阳、潞州，山东登州、莱州等府州民户约5000户于北京上林苑（南至武清，北至居庸关，东至白河，西至西山）。
　　永乐十年，迁山东青州、登州、莱州等府民户丁多者于兖州、东昌等府。估计迁入东昌府的移民大约有2.5万人，迁入兖州府西部地区的移民大约有6.5万人。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迁长沙护卫官军往辽东3000户，往宣府2000户，往山东不详。
　　从这些材料可以明白地看出，明初农业移民主要是人口密集区的人口向人口稀疏区移动。只有在山东东部地区，才见到似乎是相反的例子（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第十二章对明代人口和明代历史的新认识p456），即：胶东地区一方面大量迁出移民，另一方面也大量迁入移民。
　　明代前期，主要是洪武时期和永乐时期，迁入胶东的移民主要有如下来源：一是山西移民；二是河北移民；三是来自云南、四川的军籍移民；其他也有来自扬州、长沙的部分军籍移民。根据曹树基先生的推算，洪武年间胶东地区迁入移民共计18.5万，其中，来自山西的移民约占64%，有人口11.8万；来自四川、云南的军籍移民约占35%，有人口约3.5万。

　　土著依旧是胶东人口的主体
　　
　　明代前期，胶东半岛上的莱州和登州两府情况颇为相似，号称地狭人众。然而，根据后世民间说，表面上看起来，土著却并不很多，移民倒是不少，且以军人为主。
　　看看登州府莱阳县和招远县的情况，洪武年间建村31个，其中原籍本区10个，山西14个，四川7个。而永乐移民的比例更高，明初的村庄中至少58%建于永乐年间。通过系统标准化处理，得出这两县洪武年间的土著比例为56%。这期间，移民以山西人为主，所谓来自四川的移民，皆号称来自建昌卫，即今四川西昌地。（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曹树基著第五卷）
　　为什么胶东半岛上会有如此众多的外来移民，且移民中的一个很大部分竟然来自遥远的西南边陲，或者说云南，或者说四川。这两个地区在洪武时期是典型的人口稀疏地，也是移民输入区，何以会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外移呢？
　　民国《莱阳县志》中用了很长篇幅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居民传说其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迁自云南。然按《氏族略》，其为唐宋故家、金元遗民仅廿余族。余各姓除从军或流寓，历年尚少，则凡传二十余世，历五百余岁者，大率相同。而能确定其原里居，亦无多。族十八九漫称云南，又谓户有占山买山，宋元旧家则为漏户。及诘其所以迁徙及何以占山买山？何以旧家若是至少？新迁如许之多？无论乡僻野老，莫能道其原委，即荐绅世家亦语焉不详。
　　莱阳一带关于祖先来自云南的说法如此普遍，从上述记载中即可得知。然而，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祖先为什么来到此地，迁入的年代据说是洪武二年，却存在大大的问题。因为洪武二年，云南根本不在明王朝版图之内，所以，洪武二年从云南迁民至胶东一事也就无从谈起。
　　是否这里的“小云南”并不是今日的云南，而是其他什么地方呢？于是关于“小云南”的地理方位也就有了假说。
　　民国《莱阳县志》中继续说：或谓云南为豫南之讹，或谓小云南在安徽境，或谓小云南为山西地，亦均之无稽。虽然，要自有说，意即洪武四年山后内徙之民也。盖阴山之南，恒山之北，曰郡、曰州、曰府、曰路，自惜即以云称。晋察绥之交，战国赵曰云中，故城治今托克托；秦汉置云中郡于此；北周置云中县治，今大同；隋改云内县，治今怀仁；唐置云中郡，兼置之州，治今大同。宋于此置云中府路；辽以古望川地置云县，金改为州，元因之，治今赤城县望云堡。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大同西，为名胜地）、云阳（谷名，在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西）之南，其土人必有以云南称者。
　　大有将云南化为“云中”之南之意味。这一转化便使得胶东人民口碑中流传的“小云南”成为“云中”之南了，也使得这一移民活动得到了历史文献的认可，从而成为信史了。然而，以“云中”之南作为云南的代称却不怎么令人信服。民国《牟平县志》就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虽无据而近理，但本县间有能举其自云南某县某地来者，未必尽系传闻之误，或有其事而史未及载，或人民自动迁徙亦未可知……”
　　《牟平县志》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今崂山县地名志中所列各种族谱的记载中，出现最多的是云南乌撒（乌沙）卫这个地名。
　　乌撒卫是洪武年间贵州都司所辖的一个军卫，治所在今贵州省威宁。由于洪武年间贵州布政司尚未设立，贵州地分属四川和云南辖，乌撒府恰好处于四川、云南和贵州交界的位置上，终明代，一直是四川的辖境，而作为军卫的乌撒卫所属，很可能驻守于云南境内，如乌撒后所的驻扎地就在云南的沾益州境内。胶东半岛上众多族谱中出现云南乌撒卫一词，似乎证明这里的云南应该就是今日的云南省，而不是什么“云中”之南。他们之所以能迁入胶东地区，最大的可能就是军卫的调动。所以，在论述洪武移民时，我注意到莱西、招远、昌邑一带除了云南的移民村外，还有来自四川的移民村。显然，如果也是乌撒卫移民的话，四川作为他们的原籍是最准确不过了。云南与四川这两个地理概念在这个时代是相当含混的（《中国移民史》第五卷）。
　　再谈谈乌撒府。明代洪武年间的乌撒府是一个土府，今天仍是彝族、回族和苗族聚居的地方，故设自治县以辖之。作为一个设于土府境内的军卫，可能有士兵的介入，但士兵绝不可能占军卫人口的多数。如果胶东地区的若干风俗带有彝族或苗族的某种风情的话【赵振绩《山东半岛人（蓬莱赵）氏的由来》国学文献馆，台北。1984】，也只能推测长期驻扎于彝族、苗族聚居处的汉族军人，已经在生活习俗上融合了异族的某些成份，并将其带到胶东。
　　民国《牟平县志》的记载中，也出现了若干有关洪武年间从云南移入之氏族。由于记载的简略，我们无法对其可信度进行检验。总之，一般说来，从云南移入山东不大可能是民籍移民，而应是军籍移民。
　　的确，莱州府和登州府是一个以军卫人口为主的移民区。洪武时期，莱州府先有莱州卫和雄崖、浮山二所，洪武而十一年，增设了鳌山卫，洪武三十一年又增设了灵山卫。弘治年间，又增设二所。登州府洪武年间有登州卫和宁海卫，洪武三十一年，增设了大嵩、威海、靖海和成山四卫和宁津所，成化年间，又设四个千户所，差不多已是一个卫的兵力。以至于当地人称“军多于民”。这里虽说的是正统年间的事，但宁海一地，有两卫军人就已经“军多于民”，说明民籍人口的稀少。
　　这些新增卫所的将士极有可能从云南或四川的卫所中调入。由于新设的卫大部分是洪武三十一年五月设立的，家属调入时间可能会晚一些，即可能在永乐年间迁入。因此在地名或氏族资料中，既有洪武年间迁入者，也有永乐年间迁入者。
　　莱州和登州两府合计，洪武末年，共有9卫3所，约53 760名将士。合计军籍人口约16万。在人口密集之区，卫所战士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当地人口充任的，所以属于军籍移民的肯定不足此数。设当地壮丁占军籍人口的20%，军籍移民的数量约为13万左右。又由于部分卫所军人及家属迟至永乐年间才调入，故洪武军籍移民人口的数量只有8.5万左右。统计数字显示，洪武二十五年，两府共有军籍、民籍人口162万，卫所的军籍移民相当于总人口的5%。
　　再来谈谈莱登两府的土著。从《明实录》中的有关记载看，两府在洪武时期皆是地狭人众之地。从户口数上分析，这两府每县人口众多，与青州府不相上下，因此才有大量移民外迁。然而，在民国及今天的氏族和自然村统计中，土著的比例却非常低，仅占总人口的60%左右，让人迷惑不解。
　　民国《莱阳县志》指出：以氏族言，隋唐前无论矣，宋庆历间趣果寺提名碑所载六十五姓，今可知者四姓已耳。夫此六十一姓者岂尽转徙流离，或丧乱灭绝，或谱牒损佚，皆弗明矣，又况碑所弗载者乎？而县中望族於赵氏外，有盖系元明新迁，是其与社会所关不甚钜欤。
　　它认为，这些土著混入了其他人口之中：而莱阳自金元以来，用夷变夏，屡经兵祸，民之死于锋镝或掳掠流徙者当不知凡几，用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荒，谓之占山。后至者，购熟地耕种，谓之买山。其土著遗民得脱于兵匪驱掠者，谓之漏户。而迁者不望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似非云南省，故别之为小云南。亦犹吾东府人侨居关外，概呼登莱为海南耳。……惟当日迁自小云南者，或不如传闻之众。即称为漏户者，亦当不如现时之少。是则历时及清，迭遭残杀，死亡流离，宗谱损毁，或畏避徭役，迁自他出，原无谱牒，历年既久，传闻失实，遂胥附于迁自云南只说矣。
　　从上述统计结果看，这一说法是站不住的。因为，来自云南或四川的移民虽然有一定的数量，但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却是不大的。土著人口虽然比人口统计数中所反映的要少，但在当地仍是人口的主体。其实，土著人口数量的不足应与土著人的外迁有关。
　　洪武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有6000余户东三府人迁入东昌府，根据茌平县三府移民的比例，莱州和登州两府有2000余户移民迁入东昌。迁往河北的山东移民也有相当数量，直至永乐年间依旧如此。登莱两府的人口在迁往鲁西及河北地区的同时，还有大量迁入辽东的可能性。理由如下：一、偌大一个辽东，仅有50万人口居住，抛荒的土地不在少数；二、登州抵达辽东，泛舟极为便捷，一天一夜即可；明初，人口极为密集的莱登两府近邻，存在这样一个人口极少的农垦区，而它们在行政上由同隶属山东布政司，无疑会对莱登两府人民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弘治年间，登莱地区的土地抛荒和人口外流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登莱的外流人口主要是民籍，民籍居民的减少导致了整个人口中军籍人口比例的增加。
　　另外，有人认为：元代，库库楚被封宁海王，其领地包括大部分胶东地区。库库楚征伐云南过程中掠来大量的人口迁居胶东。有元一代，是汉人屈辱不堪的记忆，有好多事实被刻意淡化掩埋。这些居民的后人不愿回忆遭受凌辱的历史，也把迁移时间定在明初。从推理上，这种说法也是可信的。

　　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通过查阅原威海卫、荣成市、乳山市的《市志》，发现一个问题，明初军籍移民中，凡是在卫所担任一定官职的，其原籍记载通常比较明确，而一般军户则比较笼统。如：
　　《威海市志》记载：1403年（永乐元年）陶鉞任威海卫指挥佥事，陶系安徽凤阳人； 1415年（永乐十三年），苗玉任威海卫指挥佥事，苗系江苏淮安（山阳）人；1419年（永乐十七年），毕文敬任威海卫指挥同知，毕系安徽巢县人；
　　上述三人的后裔均在威海卫落籍，居住于卫内或周围8个村庄。
　　此后在威海卫任职的其后裔在当地落籍的还有：
　　直隶顺天府通州人刘得（第一任指挥使）；
　　河北安次人李忠（指挥佥事）；
　　江苏兴化人戚林（千户）；
　　江苏常熟人周贵（指挥使）；
　　安徽泗县人董旺（指挥佥事）；
　　河北昌黎县人王信（指挥使）；
　　安徽灵壁人李玉（指挥佥事）。
　　此外，还有明初任指挥同知的江苏淮安人阮成、任百尺所千户的安徽宣城县人谢氏等。
　　《荣成市志》记载：宋代以后，境内经历两次较大移民活动，第二次为明朝，境内设二卫二所，因功受封的军官及士兵大批入籍定居。如：成山袁姓，洪武十三年封成山卫指挥佥事，由安徽定远县入籍；成山唐姓，始祖唐斌洪武十三年封成山卫指挥使，由宝应县入籍。
　　《乳山市志》记载：芦头、水头于姓系明永乐年间由云南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永乐年间，王姓由小云南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永乐年间，刘党由小云南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洪武年间，李姓由江苏上元县迁入牟平，后裔析居乳山；
　　明永乐年间，金乡李姓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洪武年间，江苏赣榆张霖从军落籍宁海城，其后裔析居乳山；
　　明永乐年间，所后张家庄张姓由小云南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永乐年间，黄村张姓从云南迁入；
　　明永乐年间，孙家埠孙姓由小云南迁入；
　　明永乐年间，小疃孙姓由小云南迁入；
　　明永乐年间，台依村徐姓由江苏昆山迁入；
　　明永乐年间，林姓由福建莆田迁入；
　　明永乐年间，马林由安徽凤阳府临淮县奉旨移民海阳所；
　　明永乐年间，赵姓从小云南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朝末年，杨家屯、六村屯杨姓从云南迁入；
　　明初，祖籍江苏邛江县胡海以军功受封宁海卫指挥，入宁海籍，万历年间其后裔一支迁入乳山；
　　明永乐年间，单姓由安徽凤阳府迁入；
　　明永乐年间，许姓由安徽临淮县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永乐年间，陈升由小云南从军海阳所落籍；
　　明洪武三年，曹姓由云南昭通迁入；
　　明洪武年间，郭姓由云南迁入；
　　元末明初，冯姓由云南迁入；
　　元末明初，焉姓由河南鄢县迁入海阳所。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发现，凡是有名有姓，特别是有官职的，其祖籍大都比较详细，且多为安徽、江苏。而不记名者则大多笼统地称为从“云南”、“小云南”迁入。这是否说明一个问题，即家世显赫者，其家谱或地方志一般记述详细，故不把“云南”、“小云南”作为祖籍。而家世一般者，没有文化，也不可能入地方志，只能口传，故笼统地称从“云南”或“小云南”来的。但总的来说，原来在云南卫所从军，后又调入胶东卫所，而且大都是永乐年间迁入，这应该不是巧合，只是因家世地位不同而记述或口传不同罢了。

　　明中期后人口锐减

　　17世纪上半叶，北中国进入一个日趋干旱的时期。1630—1640年，北方旱情进一步发展，终于酿成继1580年以后又一次大旱灾。华北乃至华中、江南等地，千里赤野。与此同时，华北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大范围的蝗灾，飞蝗所经，草叶不存。在北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旱灾、蝗灾、鼠疫三位一体，没有活路的“土寇”、“流民”纷纷揭竿，……农民军、政府军、以及清兵互相纠缠，将中国北部、长江上游及中下游部分地区变成了一个人口的屠宰场，中国人口大量死亡。
　　至嘉靖五年，登州府在籍人口减少了39%，莱州府在籍人口仅增加了16%。可以想象，嘉靖以前，莱州府的在籍人口也可能少于洪武年间。
　　从明代中期人的描述来看，当时登州、莱州人口的锐减确实是相当明显的。弘治年间，登、莱地区的土地抛荒和人口外流到了十分严重地步。……按照王世贞的说法，……人口稀少到了对倭寇没有吸引力的地步。在《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中，曹树基先生推测登州、莱州二府人口的减少，主要是当地居民越海迁入辽东半岛所致；实际原因可能更为复杂。
　　在洪武二十六年的山东布政司的人口分布中，东昌府的人口密度最低的一个地区。……东昌府的移民来自山西和本省的东三府。来自山西的移民大多在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即已迁入，来自山东的移民则多在洪武二十八年迁入。这也是胶东土著人口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青州府虽是人口密集区，但其南部人口并不密集，尤其是莒州一带，由于在元代末年受到一次大瘟疫的袭击，人口死亡很多。洪武时期，来自京师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及其附近的移民和山西移民一共大约20万人迁入这一地区。他们在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30%。最令人奇怪的是，属于人口密集区的青州北部，在大量输出移民的同时，也接受来自陕西及河北枣强一带的移民，且数量高达20万之众，个中缘由，尚不清楚。在同属人口密集区的莱州和登州两府我们也可以见到类似情况，至少有8万来自山西和河北枣强的移民迁入莱州，他们占莱州人口总数的11%。登州的山西移民和枣强移民数量更多，达到8万人，占全部人口的23%。
　　万历十三年的北方大旱对山东也有影响，济南府及兖州府东部地区受害最重。万历四十三年（1616年），山东全省大旱，胶东地区旱情也很重。“三月至九月不雨，千里如焚，蝗蝻遍野，人食树皮。次年春，大饥，人相食，饿殍载路，市卖子女”。（《福山区志》p6），次年，济南府及兖州府东部地区继续维持特大旱情。以后长期风调雨顺，直到崇祯十一年，全省性特大旱灾才再次发生，并持续到崇祯十四年。
　　崇祯大蝗灾开始于崇祯九年。这一年，陕西、山西、河南三省已经经历了连续几年旱灾的折磨。蝗灾出现于陕西渭河口及附近陕州等地，山西中南部及开封府黄河两岸地区，形成范围广泛的蝗灾区。
　　崇祯十年蝗灾向西进入关中平原，达凤翔府一带，向东则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山东、南直隶一带，形成蝗灾区的东西横向扩展。
　　崇祯十一年，在连续而又大面积发生旱灾的条件下，蝗虫迅速增殖扩散，联合成西起关中，东至徐州一带长达1000公里的分布区。灾区西端宽度限于关中平原，东端则在有利的地形条件下，宽度可达400—500公里，在北直隶大名府、广平府和山东东昌府一带形成重灾区。南阳盆地也遭受蝗灾，滨海蝗区继续发展，胶东半岛的登州府及济南府利津一带都形成新的蝗灾区。
　　崇祯十二年，陕西的蝗灾越过黄土高原向北发展，肤施、绥德、榆林等地也有蝗灾发生。山西沿汾水河谷平原出现了一系列蝗灾区。长江三角洲蝗害向西向南扩大影响范围，江汉一带沿江河的平原洲滩地也出现了广泛的蝗虫灾害。
　　崇祯十三年，除了江汉平原一带灾害较轻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中下游及整个华北平原都是蝗灾区。这一年，蝗灾区的面积达到顶峰。
　　明代中国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要比今天的范围大得多，其南缘已临近山西、北直隶北部的长城一线。
　　万历年间山西鼠疫的爆发似乎是从北部的大同地区开始的。……万历九年，大同府疫情向西部扩散，朔州、威远都有疫情。同年，疫情也扩散至辽州。
　　万历十年，鼠疫有继续扩散的趋势。直至万历十四年，疫情才传至潞安府南邻的泽州。万历十六年以后不再见有类似记载，但疫情的沉寂只维持了不长一段时间，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开始，大同府又爆发了新一轮的鼠疫流行。
　　崇祯十年以后，大同府也开始爆发瘟疫，患者死亡率甚高。鼠疫从山西中部或北部流传到南部地区。
　　总之，从万历八年到十六年的腺鼠疫大流行，波及几乎山西全境。从万历三十八年开始至三十九年结束的肺鼠疫流行也是从背部开始向中部传播的，是疫对山西北部和中部影响甚大，对南部影响甚微。崇祯六年开始的鼠疫大流行可能是从山西中部地区发源的，然后向北向南传播。对于山西大部分地区而言，鼠疫流行期即是特大旱灾的流行期。
　　在万历九年山西大同鼠疫爆发伊始，鼠疫就从毗邻的宣府传入北直隶境内，并通过北京传入北直隶的中部和南部。在北直隶八府和宣府地区，仅其东端的永平府和南端的大名府未见是疫的记载。崇祯时期的北直隶地区的鼠疫流行从南部向北部扩散，又因李自成的流动从山西北部传入北直隶北部，呈现南北两头向中间传染的趋势。
　　尽管万历十三年的大旱和大疫都波及到山东，但只涉及山东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而万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山东连续发生全局性特大干旱，人口减少是必然的。
　　在北方地区，崇祯灾情要比万历灾情严重得多。与万历年间相比，崇祯年间北方旱情延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大，与旱情同时发生的的还有波及北方及长江流域的蝗灾。此外，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范围和为害程度也大大超过了万历年间，再加上明代末年的大战乱，北方人口的死亡也就大大超过了万历年间。就崇祯年间的旱情看，山东东部明显要高于山东其他地区，人口的死亡率较高也是必然。

　　局部移民：从卫所到腹地；从平原到山区

　　明中期，在大量人口外迁辽东半岛的同时，卫所人口的比重显得越来越大，这在地处海防浅显的登州来说，尤为突出。
　　洪武二十四年，登州境内只设有登州卫和宁海卫，洪武三十一年，增设了大嵩、威海、靖海、成山四卫和宁津所。弘治年间，登州府境内增设4所，也就是一个标准卫的兵力。按标准配置，至洪武三十一年，登州府境内合计有卫所军人及其家属12.2万，已占当时登州府境民籍、军籍人口总数的14%。
　　从洪武末年至弘治年间，登州府的土著人口大量流失，而地处抗倭前线的军卫人口则应处于严格管理之下，不大可能外流或变动户籍。如此，至嘉靖五年（1526年），登州府的民籍人口只剩44.7万，而按照4‰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计算，军籍人口则可达到20万人，占登州府地区总人口的近30%。如将弘治年间新增设的一卫兵力考虑其中，军籍人口占当地总数的30%应是没有问题。
　　在有关移民史的研究中，曹树基先生已经证明，洪武末年建立的军卫其军人大都来自云南、四川。所以，在今天山东莱西、招远两县《地名志》记载的自然村中，截止永乐年间，大约有12%的村庄来自四川、云南。实际上，洪武三十一年以前登州府境内所设两卫的军人不可能来自外地，人口密集区的卫所军人大都取自当地。譬如，今荣成谷牧（刘氏）家族祖先即是戍守宁津所的军人，来自百余里外文登某村，后于当地婚配，留住下来。其刘氏宗谱可查。因此，实际上外地军人只应占全体人口的20%左右。由于曹树基先生所获取的自然村资料来自原登州府最西部的莱西和招远，实则，愈往东部，军籍人口的比例应该愈高。正统年间，人称登州府宁海州一带是“军多于民”；宁海一地驻有两卫，……至正统年间，军籍人口已大约有4万了，这意味着宁海州的民籍人口已经少于4万人口了，与洪武年间相比，人口减少至少超过了50%。
　　沿海地区耕地不足，卫所战士由是到内地垦荒。如正统元年十二月丁丑，“命山东靖海、成山、威海、百尺、宁津、浔山六卫所军余俱寄籍文登县佃耕民田（《明英宗实录》卷25）。”
　　又如正统五年三月乙巳，“……靖海卫……屯田皆在莱阳等县，离卫二百余里。”靖海卫的屯田竟然设在离卫200余里远的莱阳，不能不说登州府的民籍人口损耗已经十分严重了，也表明，卫所军人从海防前线短距离迁移至胶东半岛腹地成为可能。
　　史料表明，卫所军人大都不愿屯田，而更愿意戍守。至少，卫所的军官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大多数部下躬耕田亩，……尽管如此，从职业的角度讲，卫所军人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军人，而是农民。同理，卫所军人家属中的相当一部分也是农民，对于那些屯军家属来说，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由于有很大一部分军人驻于城市，他们的余丁及家属所从事的，主要应是工商业而非农业。军人中还有专门从事盐业生产的，此称为“军盐户”。军匠户是军卫所辖匠户。卫所军人中还应包括其他多种专门人才，从事其他各种行业的工作。这些军籍人员也必将在一定时间后化而为民。
　　通过对军户、匠户、灶户、渔户、商人这五大非农职业的分析可以得知，明代人口的“职业”多与“户役”紧密相连。……五大非农“职业”人口并非纯粹的非农职业，而是互相交织，既有卫所农民、卫所工匠、军盐户及卫所商人，也有匠户商人，还有灶户农民和灶户商人，甚至渔户也可能向农民及其他行业转化。
　　这种情况之外，还要考虑短距离内民间的自由迁移，这是明代移民的另一模式。由于中国古代移民运动的主体是农业移民，他们的迁移，是一种趋食性的迁移。原居地人口的相对密集，土地资源的相对紧张，使人口外迁成为可能。而入居地人口的相对稀少，土地资源的相对充足，则使人口入迁有可能变成现实。
　　短距离的民间的自由迁移例子很多。
　　明代中期后，随着番薯、马铃薯、玉米、花生等适合山区生长且产量较高的作物由南美洲经南洋传到中国，以及在中国由东南沿海向四周的传播，使平原向山区移民成为可能。从胶东半岛看，比较古老的村落多座落在相对平缓、土壤比较肥沃的河漫滩或其他平地。明中期后，人们向丘陵山区移民成为可能。

　　（本文主要引用了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和《中国人口史》，以及部分网络上发表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