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徽省黟县革命斗争的回忆。（余纪一）

嘉壹书斋

　　1927年3、4月间，我从家乡黟县经安庆去上海，1931年8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先后三次奉党的派遣回黟县家乡进行革命活动。这里分四个时期忆述我在黟县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些情况。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

　　1926年，我由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回家养病。同年下半年，我的表兄汪希直由上海党组织派回家乡迎接北伐军。他原在上海纬成丝绸厂当工人，1924年在上海入党，1925年参加过五卅反帝总罢工，1930年以前曾化名王国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与陈延年、恽代英等都有联系。
　　汪希直回黟以后，广泛宣传国共合作、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和北伐军取得汀泗桥、贺胜桥胜利的消息。那时我只有十六岁。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接触并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与当时家乡进步青年范治农、陈默若、程仿尚、范澍生等一起，积极协助汪希直做些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工作。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南昌，11至12月间。北伐军第十军贺耀祖部攻克景德镇进军祁门，军阀孙传芳的两个营溃退黟县，敲诈勒索，人民恨之入骨。汪希直派范治农、范澍生等前往与北伐军联系，同时积极组织我们以北伐军名义在城中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拥护三大政策”等标语。孙传芳的溃军以为北伐军的便衣进了城，便仓皇逃窜。1927年2月，汪希直率领我们一批进步青年学生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在县城南门外东岳庙附近欢迎北伐军贺耀祖部入城，并在北门外广安寺广场举行数千人的军民联欢大会。嗣后，在城乡组织了店员工会和农民协会，捉拿宏村豪绅汪荫桐游街示众，震动很大。在北伐军的帮助下，由汪希直、程梦余等参加组织国民党黟县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不久，汪希直调离黟县，上海党组织派中共党员李 真(李默予)来黟担任县党部常务主席，大革命失败时，他烧毁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材料后出走。汪希直在往返黟沪之间从事秘密活动的过程中，先后领导群众开展了驱逐贪赃枉法的伪县长许复；反对欺压人民的汪若入境就任国民党县党部主任；维护碧阳学校财产和开仓平粜等斗争。
　　1927年3月，汪希直调安庆，稍后我也到了安庆。当时，国共合作尚未破裂，国民党省党部左派势力发展很快。汪希直在安庆是工人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休宁的李莅之在安庆做农会工作，太平的焦鸣銮也在安庆。3月下旬，宁汉关系已经紧张，安庆店员工会在岳王庙召开成立大会，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在安庆的头头陈紫枫等组织一批人冲击会场，攻击店员工会，并且抓了人。汪希直告诉我组织上要他撤到武汉。并说蒋介石要叛变革命了，叫我先去上海，以后在上海再见面。我在去上海的途中，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我到上海后，在日本办的龙森印染厂当雕花板工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30年，我在上海北四川路、吴淞路参加“飞行集会”时，遇到汪希直，才知道他是从武汉经广州到上海的。他问了我的近况和住址，介绍我认识一个推小车的老李。过了几天，汪希直来我住处，告诉我敌人正在抓他，要求住在我这里。他住下以后，老李也经常来，并带来《布尔什维克》杂志、《红旗报》给我看，后来我才知道老李是中共闸北区委的负责人。汪希直当时是江苏省委的政治交通，曾与孟容(孟庆树)一起领导过上海美商安迪生电灯泡厂工人为争取改善待遇的罢工斗争。
　　1931年2月下旬，汪希直和老李介绍我填表入党。3月，汪希直告诉我他要走了。6月间，接到他从黟县寄来用隐语写的信，才知道他被派到皖南做秘密工作，配合赣东北特委“建立皖南工作”，并告诉我，上级已批准我入党。8月间，老李为我举行入党宣誓仪式。10月，老李通知我，组织上派我去协助汪希直工作。因此，我从上海经安庆回到黟县，将原名余庆瑞改为余倩谁。当时舒政海在安庆一中读书，我到黟县后写信要他到黟县来。舒在这年冬回到家乡，翌年春，我和汪希直在屏山发展他入党。
　　1930年，曾参加潜山县清水寨(今属岳西县)暴动的朱晓村，方焕文，汪大中，王子成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份子，已在我们回黟之前，先期来到皖南各县从事革命活动。汪大中等在十都、屏山、二都一带以教书、种山为掩护，进行秘密工作，发展党组织。后来，他们和中央接上关系。1931年7月，刘震(芜湖中心县委委员)巡视徽州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黟县的就是这部份党组织。
　　我回到黟县后，公开职业是和范治农、范澍生，范楚玉、舒南谷一起在蔚文小学任教。那时民主人士程梦余家里来往的人很多，各方面的人都有，我们便经常去他家里活动。当时还有住在城中的林谷荪也同情并掩护我们活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件爆发后，我们组织各学校的师生，采用提灯会的形式宣传抗日。当时，党员只有我和汪希直、舒政海三人，分别以蔚文、关麓、屏山三所小学为据点，以教学为掩护进行秘密工作，首先在城区发展八名党员，然后在屏山发展舒展民、刘辰怡入党。
　　1932年春，我们在城区建立中共黟县特支，我担任书记，汪希直负责组织，范澍生负责宣传。特支下设三个支部：城区支部由范澍生负责，党员有范治农、胡知农、范澍生、金绶章、吴颂周、舒南谷、叶兰圃、姜哲敏等人；屏山支部由舒政海负责；关麓支部由汪希直负责。这两个支部各有党员三四人。
　　1932年3月，我们在黟县创办《黄山赤潮》油印刊物，以休宁隆阜女中的名义发行，由我和汪希直、舒政海写稿，共出了三期。记得第一期有我写的纪念上海1927年三·二一武装起义的文章。这个刊物出现后，对安徽省立二中(万安休中)产生较大的影响。1934年，我们又办了铅印的《生存》半月刊，由程仿尚主编，第一期上刊登我写的《天欲曙》的文章。由于这个刊物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反动政权和土豪劣绅的罪恶行径，因此，只办了三期，就被查封了。
　　1932年初夏，在特支的基础上成立中共黟县区委，我任书记，组织汪希直，宣传范澍生。特支和区委都是直接和上海中央发生关系，当时汪希直在关麓小学当校长，走不开，就决定由我去上海联系。
　　1932年暑假，我去上海，住在范仰文家，见到宋继蕴，她化装为保姆也住在他家。宋的爱人刘敏(刘隐峰)是中央特派员，当时不在上海，到东北去了。我在上海等了2、3个月，与刘敏接上关系，刘敏告诉我，徽州有个工委，要我回来联系，统一成立组织，并说要把徽州党组织划归赣东北省委领导。在我去上海前，我们在黟县江村发现墙上书写有《国际歌》，估计还有我党别的组织在这里活动，但不知道有工委。当时范治农在省立二中当教师，汪宪是范的学生，是工委成员，汪宪对范治农很崇敬，但相互不了解对方是党员，当《黄山赤潮》在该校发行时，范治农对汪宪透露了点我们的情况，同时徽州工委也接到中央的通知，才知道有我们这部份党组织。
　　1932年深秋，我从上海回到黟县，汪大中、方焕文代表徽州工委来和我们联系，先在屏山枫树林与舒政海接关系，后由朱晓村找汪希直联系，增加汪为工委委员。因而得知了大别山来的党员已在黟县际村一带发展了党组织。1932年11-12月间，在徽州工委派员主持下，黟县的两部份党组织合并建立黟县临时县委，不久县委正式成立，我任书记，王子成(际村一带党组织负责人)任组织部长，汪希直任宣传部长，舒政海任少共书记，金家岭一管水碓人家的小孩当儿童团长，方菊英负责妇女工作。县委下辖一个城区特支和屏山、关麓、城区、际村四个区委，县委设在屏山附近的屏峰山腰一间土屋里，以王凤庭种山为掩护开展活动。同时，宏村的裁缝店、木匠店，城中的轿行、图书馆、新民医院和北门桥下的铁匠铺都有我们的人，也是联络点。
　　当时国民党积极筹划剿共，强化伪保甲制度。我们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更好地开展工作，于1932年冬，由范治农通过国民党县长赵华山的关系(他俩均参加过改组派，交往较深)，派陈默若担任际村区区长，我随任区员。我除了应付区公所的事情以外，主要在南湖小学活动，发展了区丁朱立高入党，以后又经过朱立高的介绍发展了朱立钰、朱立样，朱扬清入党。1934年春，舒其钊接替了陈默若的区长职务，我仍留在区公所任职。
　　1931年11月，中共徽州工作委员会在秋浦建立，鲁国储任书记。1932年7月，鲁国储去中央路过芜湖被捕，工委改组暂由朱晓村接任书记，张光耀任组织，汪宪任宣传，刘伯畴任工运，邓平任妇运，王璞任农运。少共书记游国镳。徽州工委下辖歙县、休宁、祁门、太平、秋浦、贵池等13个县的党组织，黟县县委建立后也归工委领导。
　　徽州工委原属芜湖中心县委领导，后因失去联系，由中央直接领导。1932年底，中央同意把徽州工委划给闽浙赣省委领导，省委派宁月生来皖南，改徽州工委为皖南特委，宁任特委书记，余文先任少共书记：汪希直和我是执委。皖南特委下辖贵池、旌德、大平、歙县、休宁、祁门、黟县、浮梁等县的党组织，特委机关设在歙县的小练，特委本来打算在小练建立赤色农村，成立苏区。但1933年6月发生“小练事件”，特委机关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牺牲，只有宁月生带了文件只身逃脱。他跑到黟县城里找到我，我送他到汪希直那里隐蔽起来。后来，宁月生受到闽浙赣省委的处分，被安排到休宁县万安的一个轿行里担任特委政治交通。
　　1933年下半年，恢复了皖南特委。1934年7月，闽浙赣省委来信指派宁月生担任皖南特委军事部长。宁春生和宁月生是堂兄弟。
　　徽州工委和以后的皖南特委，经常有人来黟县联系，我们有时也去那里参加活动。1932年冬，徽州工委朱晓村和交通员徐小源一起来黟县，在黟县石山的路上碰上了伪县长赵华山，徐小源被捕，朱晓村翻山跑到汪希直家里，并交代了任务。徐小源被捕后，供出了点情况，没有判刑，只关在牢里。后来赵华山被革职离黟时，把审问徐的档案烧掉了。后任伪县长庄继先到职，徐小源仍关在狱中，在我离开黟县前，他和我们仍有联系，以后是否被杀害，就不清楚了（编者注：1941年在芜湖被日军杀害）。
　　1933年冬，中央苏区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我作为皖南的代表去婺源与苏区派到婺源来接我的人会合，到后得知来人被捕，未能成行，我仍回到黟县。
　　县委成立后，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建立皖南新苏区，我们确定当时的任务是：抗丁、抗税、抗粮，组织游击队搞暴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和封建地主武装。当时，我们在黟县搞了三次比较有影响的斗争与暴动。
　　第一次，屏山反封建迷信斗争。1933年3月，舒政海、舒展民等率领屏山小学进步师生反对封建迷信，砸掉四个庙宇里的菩萨，与地主豪绅发生冲突。县委得知消息从城区组织二三十人去屏山支援，打击了以地主豪绅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教育了广大群众，取得了这次反封建迷信斗争的胜利。县委在此基础上，在城区、屏山的金家岭、二都一带组织几十人的游击队，杨德先任队长，王子成任政委。准备攻打屏山伪团防局夺取QIANG支，因保密不周引起敌人的注意，暴动没有按原定计划进行。同年冬，我们第二次组织游击队，在金家岭一带活动，因消息走漏，游击队遭敌人袭击，队长杨德先和党员刘辰怡不幸牺牲。
　　第二次，打关麓伪团防局。1934年春，我们以金家岭、羊栈岭、上梓坑、黄梓坑、考溪一带为中心，又组织一支游击队，吴根应任队长，我兼任政委。4-5月间，我们袭击了关麓伪团防局，缴土枪十余支和一户地主家的一支手枪。
　　第三次，际村暴动。1934年天大旱，秋收无望。县委研究，准备8月上旬在际村进行一次抗粮抢粮斗争。8月1日，宁月生带来闽浙赣省委领导人方志敏给皖南特委的指示信，指定我们在当天进行暴动，夺取祁门和黟县县城，配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行动。省委还派出以宁春生为政委的300余人的红军挺进队来策应配合。我们立即乘区长舒其剑不在区里的时机，召开宁月生、陈天生、王子成、舒政海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
　　（一）先在际村组织暴动，夺取敌人武器，武装游击队，然后到际村岭头伏击从县城来援之敌，并在去西武岭与红军挺进队会合的途中收缴敌在一区的武装。
　　(二)由陈天生任游击大队长，我任政委，军事上由宁月生直接指挥。
　　(三)暴动后，我仍留伪区公所，以便掌握敌情，并且派人前往西武岭联系，然后带领队伍去和红军挺进队会合。
　　当时，我们只有一支五六十人的游击队，为了壮威，号称“皖南游击大队”，只有一支手枪和一些土枪。
　　8月2日晚，游击队分散隐蔽在黟县际村伪保安中队驻地江氏宗祠周围，按预定计划，我在察看了敌情动态后，即揿亮手电，发出暴动信号。游击队员们快如疾风般冲进了伪保安队的房子，一举解除了敌人约一个排的武装，缴枪十六七支。接着，游击队又袭击了伪第四区公所，缴得一支匣子枪和一支步枪。由于与王子成的联系中断，游击队遂转移黄梓坑一带。夺枪后，我们一面派舒政海到县城观察敌人动态；一面同地方绅士、伪联保主任等人，写信给国民党县政府，报告QIANG支被劫，制造假象，以蒙蔽敌人。
　　当时大平的观音堂有以李寿全为头子的一股土匪，他们与伪保安队暗中有勾结，国民党县政府以为这是他们干的，就派了三个连的兵力去打观音堂的土匪。但看到土匪仍用短枪，没有长枪，后又发现我们的的标语，才怀疑是共产党干的。伪县长庄继先带领人在际村调查了两天，一无所获，只得撤回黟城。
　　暴动后的第二天，我们派交通朱立钰去关麓下与汪希直联系，才知红军挺进队在祁门历口遭到国民党王均部堵截，致使我们未能同挺进队接上关系。
　　这样我们又派当时留在黟县的皖南特委交通储集祥去皖南特委联系，不料储集祥在暴动时，取了伪保安队员的一双球鞋穿在脚上，在渔亭被敌认出而被捕，供出了皖南特委和游击队的所在地，并带领敌人两个连向我游击区反扑，致使际村一带游击区党组织遭受破坏，游击队在宁月生带领下向杨家墩一带转移。不久，我也遭到通缉，伪县政府命令保安队长邓国钧来抓我。因邓与我认识，他在出发前，把这一消息告诉陈默若，陈立即让舒政海抄小路赶到际村通知我，同时城区区委也要我立即撤离黟县，于是我在8月下旬离开际村去上海接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继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又爆发了八一三淞沪事变， 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抗日，我也参加党组织的抗日武装，投身抗日战争。大场失陷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我在撤离上海时，准备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因为日军封锁长江，只得从上海到宁波，经杭州于11月间到达屯溪。通过范治农的关系住在同情我党的党外人士、黎阳小学校长王家烈家里。12月间，我在李显之的帮助下与皖赣特委接上关系。当时皖赣特委书记是王丰庆，副书记是李步新。我和王丰庆见面后，他要我在屯溪工作，不要再去武汉。于是我就留在屯溪开展党的工作，恢复了汪宪、范治农、李莅之等人的党组织关系，建立中共休黟特支，由我担任书记。
　　在我们成立特支的时候，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驻歙县岩寺工作团青年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七政”训练班)正在招生。我们看到招生通知的宗旨比较进步，估计那里有我们党在活动，我便前往了解联系。果然，到“七政”时，接见我的参谋长鲁自诚在上海时我们就相识，那时他在上海给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游击部训练班”上课。在他的热情接待和如实介绍下，我才知他们是由长江局通过沈钧儒介绍给刘湘，由刘介绍来皖南的，同来的还有黄诚、谢云晖、魏今非、朱光、吕蒙等人。他们在“七政”训练班也秘密组建了党的特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七政”挂了个教官的头衔。自此以后休黟特支与“七政”训练班特支联合在一起活动，均属皖赣特委领导，特委则受长江局东南分局领导。“七政”训练班为皖南培训了一批进步青年，其中不少青年参加了共产党，成为恢复皖南地区党组织的骨干力量。
　　1938年2月，新四军到岩寺集中，李步新他们也来了，在潜口召开党的会议，决定撤消皖赣特委，成立中共皖南特委，书记李步新，组织部长陈时夫，宣传部长黄祖炎，统战部长由我担任，秘书长黄诚。会议还决定在屯溪成立中共徽州中心县委，由我兼任书记，汪宪担任组织部长，金纯夫担任宣传部长，吴立奇担任青年部长，王宇担任妇女部长。下设歙县、黟县，休宁三个区委，祁门、绩溪、婺源(当时属徽州)、隆阜女中四个支部，屯溪有个党支部归属休宁区委。
　　1938年初春，我回到黟县， 当时黟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开展起来。在横冈、屏山、碧山等地已由100多名青年组成抗日救亡歌咏队，他们采取歌咏、演戏、出刊、漫画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捐献，接济流亡同胞。
　　我化名余华，身穿军装，佩带证章，以“七政”教官身份去见伪县长竺家饶，我向他宣传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明知我是国民党政府所通缉的余倩谁，鉴于形势的变化，对我也不敢轻举妄动，并答应我提出的组织群众进行抗日的要求。于是我一方面和范治农一起在黟县指导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我在抗日救亡组织中物色积极分子为“七政”训练班输送学员，先后介绍舒丽瑜、汪劳生、黄士方、范澍生、汪晋侯、汪中、胡倬英、王特迈(林西)、许瑶贞(女)、汪午生、汪默生、汪达仁、汪成泉、程树宝、程间（女）、叶堃、叶芳炎、汪小如、胡士林、汪晓云等30多人到“七政”训练班学习。毕业后，汪晓云担任陈毅同志的秘书，胡士林担任新四军五支队总务科长。同时我们还秘密恢复、发展了吴颂周、范仰文、范澍生、汪学俊、汪学荚、汪老佃、汪劳生、黄士方、舒锦文(女)、舒丽瑜等的组织关系。成立了中共黟县区委会，书记范治农(后汪学英)，组织委员汪劳生，宣传委员黄士方，青年委员舒丽瑜，妇女委员舒锦文。下设屏山、柏山、立川3个党支部，分别由舒丽瑜、范仰文、汪学英担任书记。以后随着党员人数的发展．增加青工、西递两个党支部。同年秋，黟县区委扩建为中共黟县县委。
　　黟县党组织恢复建立后，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更加活跃。每年农历3月28日黟城都要举行迎神例会。1938年的这一天，风和日丽，四乡农民云集黟城赶会，党也组织了全县抗日救亡团体从各村游行来城集合，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抗日宣传活动，受到教育的群众达3000多人。我们还注重在教师和开明绅士中开展党的统战工作；选派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新四军工作和在教导队学习，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培训骨干，通过特别党员、时任国民党黟县第一区区长陈默若选送一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前往皖南行署在休宁设立的皖南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为掌握乡保政权作好准备。1939年春，国民党在黟县成立乡、镇政府时，参加皖南军政干训班的人员就掌握了部分基层政权和武装，为党开展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8年5月，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皖南办事处在屯溪戒立，皖南行暑主任戴戟兼主任，实际工作由我和范治农负责。同年11月，皖南办事处改为国民党第三战区皖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仍由戴戟兼主任。三战区派了一些人进入动委会，我们也通过戴戟派人参加。动委会内设组织、宣传、服务3个组，分别被党派去的范治农、朱光和我担任这3个组的副组长，动委会的主导权仍被我们掌握。我们3人组成秘密党团，由我担任党团书记，属皖南特委领导，同时与东南局，新四军军部直接联系。我们在动委会除为党提供情况外，主要是开展群众动员工作。动委会有个直属青年工作团，团长吴立奇。各县也都有青年工作团，黟县青工团团长是由党员范澍生担任。黟县青工团把各乡的抗日救亡组织改组为黟西、屏山、黟西南3个工作分团，从青工团到分团都在党组织领导下进行工作。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FAN共的具体办法。党为了适应斗争形势，实行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分开。当时，我的党员身分已经暴露，不便隐蔽，因此皖南特委决定调我到新四第五支队担任宣传科长。我于6月14日撤离屯溪到新四军军部报到。7月1日军部突然要我连夜过江去找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我遂即过江，见到邓子恢以后，才知敌人正在通缉我。邓要我更名，我想我离开军部那天，恰好是党的生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就更名为纪一，沿用至今。只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回皖南参加游击战争时，曾再度启用曾用名余华。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初期，我在华东局组织部工作。1946年7月初，华东局派我到皖南传达华中分局给皖南地委的《七一指示》，我到青阳找到杨明作了传达。几天以后，我回到上海，担任开展民主运动工作。当时为了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战，上级除了要求皖南游击队放手发动游击战，以牵制敌外，还布置在蒋管区开展民主运动。为此，我先后把范治农、陈默若、余起、黄士方等找到上海，交代任务，让他们通过戴戟、程中一在皖南蒋管区开展民主运动。
　　1947年7月，我去山东向华东局汇报工作。华东局派我到皖南游击区，在皖南地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兵力向南挺进，放手发展皖浙赣边的游击战争。根据这一指示，我安排范治农、王宇留在上海继续坚持地下工作，派陈默若去南昌，张振英到屯溪，相机进行地下工作，以配合皖浙赣边区游击战争。
　　同年10月，我来到泾县的涌溪，与皖南地委书记胡明接上联系；皖南地委正在研究执行华东局关于向南挺进的指示，决定成立皖南(皖浙赣)前委，以黄西地区为依托，跳跃式前进到皖浙赣线。11月间，我与熊兆仁等率领一批干部和武装到达黄西地区的宏潭、美溪、柯村、胡家门一带，活动在太平、石埭、黟县、祁门、休宁、歙县之间。12月1日，前委在黄西地区成立，熊兆仁任书记，我任副书记，罗白桦、倪南山、杨明为委员。前委成立不久，由于我们对南进地区情况不明，决定由倪南山带两个连前往侦察。这年冬，国民党池州专员兼保安司令汪幼萍率领保安团向我中心地区的美溪、宏潭、五溪山一带清剿。这时因为杨明已率领部队向贵池方向出击，于是由熊兆仁、罗白桦和我率部转战在黟休交界的黄梓坑、源头、蓝田等地。当我们回来时，五溪山的房屋已被敌烧毁。杨明率部份队伍从贵池回来，在美溪口与敌遭遇，在敌众我寡，地形不利的情况下，杨明的爱人查志强和警卫员、文书等不幸牺牲。
　　倪南山率部经过两个多月的迂回转战，在皖浙赣边区兜了一圈，侦察了解了敌情、民情和地形情况以后，于1948年2月下旬返回黄西。前委听取倪部汇报后，决定组织力量挺进浙赣边。在南进前，前委安排了黄西地区的工作，将当时黄西地区的两个县工委合并成立黄西工委，由罗白桦担任书记，陈爱曦担任副书记，陶钢为委员。在前委成立时，为了开展统战工作，我派从山东解放区来的王虎文(刘晓明)带着我的密信，由一个挑油的地下交通带他到黟城去找民主人士程梦余联系。由于王虎文缺乏白区工作经验，事先没有打听清楚，就贸然进入程宅。遇上国民党黟县的一批要人正在程家聊天，引起特务的怀疑，跟踪将王逮捕，直至黟城和平解放前夕提前释放政治犯时才获释出狱。
　　1948年3月，前委率领所属部队，从宏潭出发，经杨家墩、西武岭、金字牌、上溪口、流口、鄣公山向南前进。挺进前，我们曾率领武装，迂回在雷湖、洪径、大星、奕村、杨家墩，芝溪、羊栈岭、漳岭、方家岭、钓鱼岭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春节前，我们攻打过宏、际两村。春节后，我们攻打关麓村，我还到孙瑛家里，通过她了解城区情况，同时探问她爱人汪希直的情况。从她那里知道汪希直受党的派遣去国民党部队工作，牺牲在与日军作战的随枣战役中。1948年冬，根据皖南；地委的决定，在休宁县上下大连成立皖浙赣工委，熊兆仁任书记，我任副书记，罗白桦任组织部长，倪南山、杨明为委员。同时成立皖浙赣支队，倪南山任支队长，杨明任政委。
　　1949年春，熊兆仁调回皖南地委，皖浙赣工委由我负责，我们以婺源为中心，开展皖浙赣边游击战争。同年4月上旬，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已逼近长江。为了准备迎接大军渡江，我们将干部和部队作了分工：派连长率连队配合主力解放景德镇；马文杰率部解放祁门县；余起率部解放黟县；陶钢率部解放休宁；洪海涛率部解放婺源。我和杨明、倪南山率皖浙赣支队解放屯溪，在进军的途中，迫使上溪口守敌保安队两个连投诚，接收休宁县伪保安大队的投诚改编，接受屯溪守备司令方师岳率领2000余名官兵起义，于4月30日上午和平解放屯溪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