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模式的文化探源：积累财富和后继有人是关键。（管 健）

天柱山

　　家族成为中国文化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文化内核。
　　中国目前出现了很多新富群体，无论是富豪排行榜，还是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富二代，都让我们在日益崛起的新富背后，看到家族风生水起的力量，一种中国新富家族模式的凸显。


　　文化是家族再次兴起的内核

　　家族也是谱系，总让人觉得自己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藤系中的一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中国文化则要加上一个副词——“更”。钱穆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中国古代就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而是儒家传统所主导的社群主义社会，社群的核心小至家庭，大至家族。
　　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下，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人们最先依赖家庭、亲属来维持生活，维持生存。家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它不仅以血亲为关系纽带，而且连接着地缘的相邻关系，以家族礼仪、规范、制度及传承构成人际关系的文化形态，并以个人的修身和价值治理与国家形成对应同构的社会形态。
　　中国人通过关系而定义自我，通过“我在关系中”而了解自己。这种关系首先是家庭和家族的关系，个人意义与祖先的恩泽和家族的命运是联系到一起的。一个人做错事叫“有辱门庭”、“丢祖宗八代的脸”；一个人取得成功叫“祖宗显灵”、“祖坟冒青烟”；人们的最大梦想是带给“祖先荣耀”、“惠及子孙”；人们最担心的是“死后怎么向祖宗交待”、“子孙们怎么看我”。就连骂人也可以窥见国人对家族关系的看重。你对美国人说“你是猪”、“你是木头”，他就会气愤得不行，而这些语言的杀伤力在中国不堪一击。中国人最感愤怒的语言不是把你等同于植物或者动物，而是对你祖先、父辈、家庭或家族的辱没和羞辱，这种国骂直接会唤醒中国人极其强烈的愤怒感。据史载，《战国策》中的齐威王说了一句“叱嗟，而母婢也！”便成为最早的史料记载的国骂了。可见，中国人对家族关系的重视的程度，每一个人都是家族的一个环节。尽管从古代中国到现代社会，时代飞速发展，但国人内心深处的对家文化的认同依旧如此。
　　家族成为中国文化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家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文化内核。诚然，在解放初期，打破一切旧观念，人们曾经对家族嗤之以鼻，然而文化内核性因素早已成为一些固守的集体记忆，总会迸发出来。在这种行动逻辑中，作为互惠的方式，人们会选择“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是中国新富家族崛起的文化土壤。

　　积累财富和后继有人是家族永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人重视家族，希望家族不断繁盛、子孙享受荣光，其实内心人们热望的是“社会阶层结构的代际复制”，也就是说，社会中占据着优势地位的父母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利用自己所能调控的各种资源尽可能将自己的优势地位传递给自己的子女，甚至惠及子孙。然而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环境，人们的方法和手段不同，但家族永续传承的理想一直未变。
　　传统社会中，血缘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渗透于土地关系和政治关系，土地是可以世代承袭的，在村落中的权力关系也因为土地和财富的承袭而巩固。家财万贯、米烂陈仓、广厦千间，良田万顷是恩惠后代的最好财富。伴随着这些财富的拥有，人们在乡村和族群中的权力关系和地位也开始凸现，这些权力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不断世袭的。历史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着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从西周后数千年如此，皇权、族权都是血缘关系的产物。所以人们相信积累财富和后继有人是家族永续发展的关键。
　　“买到良田多广阔，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除了土地和财富之外，家族永续发展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考取功名和官运亨通。因为传统社会是人治的社会，缺乏法制的护佑，无权无势单有财富是不够的，满门抄斩和财产充公随时可能发生。若要有常青的基业，需要有权力和地位的依靠，所以在传统社会便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个个莫不弹冠相庆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公有化，囤积土地传承子孙是不可能的。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日益推进法制建设和民主改革，世袭的权力和地位荡然无存，个人的成就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地位和权力需要民主选举和法制监管。
　　这样一来，社会阶层结构的代际复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家族永续传承的理想唯有依靠家族企业来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对工商企业的系统性改造使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家族企业都已销声匿迹，只有极少的老字号民营企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8年以前，因此今天的民营企业几乎无一不是崭新的。这些风生水起的家族新富势力的核心领域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它们大多集中于地产、能源和一些新兴行业。
　　中国为数众多的家族企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业已完成了资本的最初积累，开始走向裂变的十字路口，面临着成长的挑战，如何突破“财富之泽，三世而衰，五世而斩”的千年咒语是破茧之途的重要历程。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