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之春的西学中源论。

天柱山

　　摘要：本文试通过分析王之春所主张的西学东渐的原因及内容，对王之春所主张的西学东渐进行解读，从而可以了解洋务运动时期督抚的思想状况。

　　一、王之春简介
　　王之春（1942—1906），湖南清泉人（今衡阳）人，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后裔。王之春曾投身于曾国藩、彭玉麟等幕府，参加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官至巡抚；中法战争时期，王之春率军参加对法战争，后又参加中法双方勘议中越边界的工作；为探明日本国情，王之春曾游历日本，后又作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王之春对中国的国情和西方的了解超出了当时的一般士人，成为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实践者，并且对洋务思想进行了阐述。19世纪70年代，王之春提出“西学者，非仅西人之学也” ，对于洋务思想进行了阐释。19世纪90年代，出使俄国回来的王之春进一步提出了其变革思想。王之春晚年镇压四川余栋臣起义，特别是预借法兵镇压革命党起义，1904年又因万福华刺杀事件而牵连黄兴等革命党人；进入民国后，由于这些政治上的原因，王之春多为人所诟病，不再为人提起。王之春经历了晚清的衰落，又参与了晚清的洋务运动，对于时局有较为注意观察，所以一生著作颇丰。笔者现在能查到王之春的著作有《清朝柔远记》、《使俄草》、《椒生随笔》、《船山公年谱》、《防海纪略》、《椒生诗草》、《谈瀛录》等。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王之春的著作也渐渐被学者引用。
　　对于洋务运动的贡献，王之春不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相比较，在阐述洋务思想上，也不像郭嵩焘、薛福成、冯桂芬等那样显赫一时，但是对王之春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有利于透视普通群体的思想状况。王之春参与了洋务运动的始终，出使俄国后思想又为之一变，因此，研究王之春的洋务思想，也有利于分析洋务运动前后期的变化。王之春又曾游历日本、英、法、德、俄等诸国，其书对于西方的社会风俗、生活方式等多有介绍，因而对王之春进行的研究也有利于分析清末外交官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

　　二、王之春主张的西学中源论
　　王之春的西学中源论继承了明末清初的士人思想。西学中源论最早起于明末清初的历法之争。明末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将西方历法传入中国，而西方历法较中国历法更为完备。因为“其历法与回回历同而加精密”，故有人认为西历本源于中国，进而有人考证古籍，认为上古时期尧派和仲住于宅西，进而“声教之西被者远矣，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越天方诸国接壤西陲” ，而畤人将历法传入西方。甚至有人进一步猜想历法西传的路线，而这种猜测又被编入清时所修的《明史》 。清人阮元更是为将历法传入西方的畤人做《畴人传》。除了继承前人的思想外，王之春身处江南，与倡导洋务运动的士人相往来，也汲取了与他同时代之士人的主张。曾与王之春共事一处 ，后又被王之春推荐给彭玉麟的洋务思想家郑观应，认为西方各种学说“我所固有也”，而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力，造旨精深” 。
　　王之春进一步发展了明末清初的西学中源论，将源于中学的内容扩充，除了天文历法外，西方讲求的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等无不出于中学。而机器兵法、城守征战之具等器物亦“与管子、关尹子、列子、庄子互相出入”，甚至西方人使用的语言文字也是本于中国造字者“佉盧” 。西方“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中国载籍之外”，所以西学“非仅西人之学也”，而向西人学习只是学习中国固有的知识 。
　　作为西学中源论的倡导者，王之春在苦心论证这样一个牵强的命题时，又不得不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从而解决西学中源论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如果西学源于中国，为何中国的器物之学反而落后，西学反而胜于中国。王之春从两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首先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西方有完备的教育制度，西方讲求无论男女贵贱，自幼皆入学校学习；如果自己拿不出学费，则有政府进行补助；学校制定分科升级制度：“考勤惰以为升降，其不能超升首班者，不得出塾学艺”，“学分四科，曰经学、法学、智学、医学者”， 除了此四学科外，还有算学、化学、技艺院、格物院、船政院、武学院、通商院、农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师道院、宣道院、女学院、训瞽院、训聋瘖院、训孤子院、养废疾院等，从而“造就人材，各因所长，无论何学必期实事求是，诚法之至善者也” ，而且西人对于水利、制船等各业“皆视为专门名家之学” ，各竭其才智，以研究器物之学。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相对于西方详备的教育制度，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显得简单而不完善。中国的教育只分为文武两科，“文科专尚时艺，钱穀、兵型非习也”，而“武科虽以骑射技勇见长，究之《武经》尚未识为何书” 。中国教育只简单的分为文武两科，而且两科教育互不相联，造成人才缺乏。王之春感慨：“而所谓熟悉洋务者，不过市侩之徒”。除了了教育上的原因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人不重器物之学，对于中国古时所创之法未能继承发展。王之春游法国万生院时，见西人对于植物细加研究，感叹古时的《齐民要术》诸书已尽心讲求农物之学，“而后人高阁束之”，后来的士人又认为“农圃之末，非其所事”，以致“艺植之学不能繁盛也”?。而游历完西方的军工厂后，王之春更是感叹我国三代时已“有机轮火礮之属，特事初创始，未克精益求精耳”，而后人又不努力讲求，以致其学断绝。

　　三、王之春主张西学中源论的原因
　　西学中源论与中体西用一样，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面对千古未变之局，如何富国强兵成为晚清士人的中心议题。最早接触西方的一批士人，目睹西方的“机械丛生” 、船坚炮利，顿起危亡之感。若挽救危亡，就必须制洋器、兴学堂以向西方学习。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就成为学习西方而必须解决的一个具有前提性的问题。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不仅关系到这批士人自身的文化信仰，也关系到如何为洋务运动正名以反击保守派。
　　王之春是中国传统的士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对于“圣贤六经之奥，国家治忽之原，民生根本之计”，皆有“所窥” 。中学为至上之学问已经成为王之春的文化信仰。从王之春所编的《清朝柔远记》这本书的书名可以看出，王之春和当时站在洋务派对立面的保守派一样，坚守“夷狄”这样一个传统的观念。无论是开洋务运动之先的曾国藩，还是作为后期洋务运动领袖的张之洞，都未曾把西学和中学放到平等的位置，而是把西学作为器物之学而待之。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已经为士人构造了一个天朝上国的精神世界。王之春和当时的士人一样，未曾完全脱离这样一个文化精神世界。但是洋务运动中的采西学、制洋器、兴学堂、重商务等实绩就是要学习西方。学习西方是否就是承认了中学落后于西学，中学已经不再如以前一样神圣呢？如果中学不落后，为何又要以讲求西学为急务？王之春主张的西学中源论，回答了这样一个包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问题。既然西学皆载于“百家之书、历代之事” 中，西学本源于中学，而中国引西学、制器械、修船政也只是“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 。王之春主张的西学中源论通过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接受和认可西方文化，减轻了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冲击，避免了数千年文化积淀所形成的精神世界的崩溃，为学习西方文化提供了一种模式。
　　西学中源论另一个现实的作用就是反对站在洋务派对立面的保守派，以便顺利的进行洋务运动。两次鸦片战争带来的教训已经使王之春认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经使中国传统的军事装备不堪一击，必须“奏仿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行取弥利坚、佛兰西、葡萄牙三国各遣夷目一二人，赴奥司造船司火器局”，尽学西方之器械制造，“而不璇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 。但当时反对洋务运动的士人“自命为通儒者”，以恪守祖制圣学为使命，坚信中学与西学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进西学必然对中学造成冲击，反对洋务运动，以洋务为“以夷变夏”、以制西学为耻，而“有习其言语文字者，从而诽谤之，且从而唾骂之，甚至屏为名教之罪人” 。面对保守派的言论，王之春直接用“西学中源论”来论证西学可以引进中国：“名为西学，则儒者以非类为耻，知其本出于中国之学，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 西学既然源于中学，而“师夷之长技”也只是继承圣人遗留的学问，如果不采西学反而成了数典忘祖的罪人。西学中源论这一主张，明末清初就已经为许多士人接受，而经过王之春等人的发展，使更多人相信和支持这一观点，如李鸿章深信西学“竭其智慧不出中国之范围” 。西学中源论向保守派证明了西学可以输入中国，从而中国亦可大力讲求西方开创的铁路、开矿、电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