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会期几次延后，新四军代表全员被杀。

嘉壹书斋

　　核心提示：然而，离陕北根据地较近的晋察冀的“七大”代表却没有南方各省的代表那么幸运。他们为了避开与敌人遭遇，只能走山路，抄小路，夜行军。1940年4月的一天晚上，他们通过太原西南白水镇的铁路后，被日军发现，敌人疯狂地向他们袭击。他们只好立即撤下山路，从山沟里突围。突围出来后一清点，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敌人俘虏了，损失相当大。后来，幸存下来的代表又历经几次险境，通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在6月底到达目的地延安。
　　据档案资料记载，新四军和皖南地区的代表赴延之行最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在到达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起来，最后将他们全部杀害。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10年第4期，作者：贺吉元，原题：《中共“七大”那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

　　大凡一个会议，特别是像党的代表大会这样的重要会议，都是由会议时间、会议地址、会议代表、会议所形成的文件等因素构成的。抗战后期召开的中共“七大”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与今天比较起来，战争年代里党的代表大会的会议时间、参会地点、与会代表显得更加特殊而神秘。本文着重就这些问题里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作一回眸，以飨读者。
会议时间多次推后
　　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六大”是1928年6月在异国他乡的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的。而党的“七大”却到了1945年4月23日才在陕北延安召开，期间耽搁了整整17年之久。不少人为此感到疑惑和不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事实上，在党的最高领导层里对召开中共“七大”，曾多次动议过，酝酿过。然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又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后推。
　　早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就代表政治局说过，“党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七次大会”。当时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也予以同意和支持。于是，全会决定“委托新的政治局展开必须的准备工作”。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接连对中央苏区发动5次反革命“围剿”，党要以主要精力集中于战事，对国民党部队展开反攻。加之这期间，党的最高领导里顾顺章、向忠发又陆续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已没办法立足，被迫向中央苏区转移。这样，召开党的“七大”自然便无力顾及。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天上有国民党飞机侦察轰炸，地面有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吃无保障，居无定所，要想举行党的“七大”更是不可思议的了。
　　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已日惭安定。党中央把召开“七大”提上了议事日程。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近期内召开七大，并初步拟定了“七大”的主要任务和议事日程。为使大会能够顺利进行，这次政治局会议还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5人组成秘书处；毛泽东、王明、朱德等25人组成“七大”代表召集委员会。不难看出，召开中共“七大”已指日可待了。然而，由于一些情况的相继出现和诸多因素的不断干扰，这个决议没能付诸实施。
　　到了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对“七大”报告的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问题，作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还就有关问题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
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向各地党的组织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务必在当年9月1日前选出代表。此次会议还向各地分配了代表名额。但是，这时国内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我党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军民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和粉碎日寇“扫荡”上，召开“七大”的事又一次被搁置起来。
　　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当年“五一节”召开“七大”。这次会议确定“七大”的主要议程为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和**作组织报告等三大报告。并决定成立“七大”秘书处，任弼时为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然而不久，中央又因故决定推迟召开“七大”。
1942年由于全党的整风运动、边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的干扰，原定当年召开的“七大”也没能开成。
　　1943年7月17日，中央书记处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予以同意，随即在8月1日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后又因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再次推后。
　　通过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全党思想空前统一，党更加坚强，也更加团结，召开“七大”的条件已日趋成熟。于是，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4年5月10日的会议上决定：立即着手筹备工作，准备召开七大。并将各种报告的起草、修改工作落实到人。当月19日中央书记处又决定21日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与“七大”有关的重大问题。这次书记处会议对举行党的“七大”作最后敲定。至此，一再推迟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认真而细致的充分准备，中共“七大”如期在1945年4月23日隆重开幕。

　　会议地点几度变更。

　　与“七大”开会的时间数度更改一样，会议地点的确定也是反复了多次，最终才落脚延安杨家岭的。
　　据有关资料介绍，中共中央最初考虑是在陕北安塞县举行党的“七大”，并打算在那里修建一座可供大会用的礼堂。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还亲自去安塞实地考察过。通过实地察看，他们觉得那里环境隐蔽，便于防空，是当时形势下召开大型会议的理想之地。但有几点不如人意，一是交通不便，代表来往十分困难；二是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较远，许多问题难以衔接；三是生活物资比较缺乏，供应难以跟上。他们给中央汇报后， 通过反复权衡利弊，只好放弃了这一方案。
　　安塞计划被排除后，有关部门就把会议地点放在延安枣园。这个地方有其明显的优势和特点，树木比较密集、高大，便于隐蔽；离中央领导人住处较近，便于有关问题的及时汇报与勾通；相对来说，延安的物资较安塞充足一些，便于与会代表生活物资的采购和供应。于是，经中央同意后，便在后沟山坡上修了大会用的礼堂，还打了一些代表住的窑洞。然而，一切就绪后，他们发现这里的水源严重不足，根本供应不上那么多人的饮用水；而且水质也不怎么好。加之代表们的住宿也成问题，这样，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不适宜。因此也只得另找地方。
　　后来，经多方权衡并报中央书记处拍板同意，将“七大”会址选定在延安杨家岭。杨家岭的地形比较平坦，地势亦相对开阔。而且已经建有不少窑洞， 可作为与会代表的住处直接使用。只需建一座大会用的礼堂就可以了。在确定会址后不久，中央副秘书长兼“七大”副秘书长李富春请来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杨作材设计礼堂修建方案。杨家岭中央大礼堂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施工队伍是从当地请来的一些建筑工人，住地部队也轮流抽出人员投入施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央领导人还挤出时间参加义务劳动。由于军民通力合作，建设速度非常快，只一年多的时间，到1942年就建成了。这个礼堂朴素大方，壮观美丽，并体现了中西结合的特点。礼堂大厅长36米，宽34米，高11米，可容纳千余人。

　　与会代表艰难赴延。

　　说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后，就要说说会议的代表了。从代表赴延安的时间可以看出，“七大”代表早在大会开幕前的六七年就基本确定下来了。因此，与会人员踏上奔赴延安的路程也从这时就陆续开始了。
　　由于处于战争年代，代表们去延安的路程可谓曲曲折折，困难重重，险象环生，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先讲南方各省的代表。1939年11月，香港地区选出了钟明等5名代表，党组织怕暴露目标，安排分两批进入东江游击区，由东江纵队派人护送到广东韶关，与广东省委选出的古大存等人会合，组成广东代表团。随后，他们分别化装到广西桂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集中。稍作休整，便换上了八路军军装继续出发。他们乘坐新四军的车，经长途旅行来到黄山附近的太平镇，因没有公路，代表们徒步翻越黄山到了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不久，就被转移到中共中央东南局驻地丁家山。在这里，他们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福建、上海、闽粤边、苏南等地区代表共41人会合。根据东南局指示，这40余人组成了临时党支部，广东的古大存任书记。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局势紧张，代表们不能直接走西安去延安的路线，而要绕道敌后根据地去延安。这更增加了困难和危险的程度。1940年1月，为保密和安全起见，东南局将古大存一行改为“服务团”。20日，在新四军一个连的护送下，“服务团”从芜湖乘坐两只大木船，绕过日军的巡逻艇渡过长江。马不停蹄，他们又随罗炳辉的部队夜间越过津浦路，辗转行军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两渡古金河，夜行百里，越陇海路、经台儿庄，抵达鲁南八路军115师师部抱犊崮。再几经周折，进入冀南根据地。8月越过平汉路封锁线，到达八路军总部。以后仍然在部队护送下前行，有时一个晚上要行军70多公里，连闯几道敌人的封锁线。他们终于在1940年12月26日下午胜利到达延安。到这时，南方九省的代表历时整整一年，跨越了11个省，行程万余里。他们自己风趣地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小“长征”呵！南方各省代表尽管历尽艰险，又险象环生，但是41人全部安全抵达圣地延安，无一人减员。
　　然而，离陕北根据地较近的晋察冀的“七大”代表却没有南方各省的代表那么幸运。他们为了避开与敌人遭遇，只能走山路，抄小路，夜行军。1940年4月的一天晚上，他们通过太原西南白水镇的铁路后，被日军发现，敌人疯狂地向他们袭击。他们只好立即撤下山路，从山沟里突围。突围出来后一清点，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敌人俘虏了，损失相当大。后来，幸存下来的代表又历经几次险境，通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在6月底到达目的地延安。
　　据档案资料记载，新四军和皖南地区的代表赴延之行最为惨烈。他们一行24人，在到达安徽无为时，被国民党扣押起来，最后将他们全部杀害。
　　刘少奇是1942年3月19日动身去延安的。刘少奇赴延之行牵动着毛泽东和党中央。考虑到从苏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中间要经过许许多多日军和国民党的占领区，安全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极为关注和重视。在2月13日，毛泽东亲自打电报给陈毅、刘少奇：“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20日又来电强调：“护卫刘少奇的**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一口气连用了三个“须”，既可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战友情深，又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情况之复杂。后来，毛泽东想到刘少奇要经过华北根据地，又给在华北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发出电报，要他派人调查华中到华北沿途道路安全情形。3月21日和六七月间，又数次给刘少奇发出电报，嘱咐：每次出行，“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毛泽东对刘少奇赴延之行，如此操心，又如此的细心，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在毛泽东一生里是非常少见的。
　　在华东根据地的陈毅是1943年11月25日踏上赴延安的路程，于次年3月7日抵达延安。在华北抗日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和刘伯承是1943年9月一起去延安的。其他根据地的领导人如贺龙、聂荣臻等也在这段时间里来到延安。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生出感慨，今天我们的代表赴会一般是前后不差两到三天，而在那时，前后相差竟四五年时间。而且要受经那么多的难，受那么多的苦，甚至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时间再三推迟，地点数次变更，代表赴延几经艰险，会议议程不断调整，会议文件多次修改，但最终于1945年4月23日在红都延安隆重召开。这次大会历时50天，6月11日胜利闭幕。
　　中共“七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通过这次大会，我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初步形成，党的指导思想基本确立，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清晰勾画。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引领人们朝着新的目标和高峰艰难前行，奋勇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