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马列原著的翻译工作。

嘉壹书斋

　　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如果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第一个全译本算起，到现在（2010）已有90年历史了。

　　一、中共成立以前的译介
　　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和译著中最初提到马克思名字和思想片断的是梁启超、朱执信等人。
　　1902年9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麦喀士(即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此后他在著述中多次谈到马克思及其观点。
　　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2号刊载了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马尔克》(即马克思)一节，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并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共产党宣言》，并直接翻译它的部分内容。
　　辛亥革命以后，在国内的出版物中译介马克思及其原著的内容开始增多。1912年5-7月，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刊物《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朱执信译述《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即马克思)之学说》，文中简要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项纲领，还有一节介绍“资本论之概略”。1911年天津出版了《唯新人物考》一书，书中有“马格斯”(即马克思)简介。
　　1917年11月10日，即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三天，上海的《民国日报》用较长篇幅报道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其中提到列宁及其几项主张。
　　1917年12月28日，我国华南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了《李宁胜利之原因》一文，介绍了列宁的一些思想观点；1918年3月起，《东方》杂志、《劳动》月刊、《晨报》副刊等，都相继介绍了列宁的生平事业。此后，介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日益增多。
　　1917年冬，李大钊受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把图书馆变成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场所。此后他发起组织了“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它是秘密组织，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把马克思译成与“马尔萨斯”相似的“马尔格士”。 1919年4月6日，即在五四运动的前夕，李大钊和陈独秀主办的《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介绍”栏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最后几段译文，并全文译出无产阶级变革社会的十项纲领。
　　1919年5月以后，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较多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译和马克思原著译文。5月5日，为了纪念马克思101年诞辰，译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著，渊泉译)一文。同年5月9日起至6月1日“马克思研究”专栏又连载了马克思的重要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标题译为《劳动与资本》。
　　《新青年》杂志，经过五四运动，逐渐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李大钊为了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注意，把他主编的第6卷第5、6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写了著名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较系统、详细的介绍。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北京《国民》杂志、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等重要报刊先后发表了较多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马列原著。
　　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于1920年创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周恩来于1919年在天津组织“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瞿秋白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旬刊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19年下半年，全国各地新创办的、具有宣传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报刊达200多种。
　　1919年9月，北京《解放与改造》杂志刊载了列宁在1917年写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这是我国报刊上最早发表的列宁著作中译文。此后，我国先进分子相继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团体，翻译和研究马列著作。到中国共产党创立前，我国报刊发表《俄罗斯的新问题》等列宁著述约13篇。
　　1920年8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发行。陈望道早年在日本留学时研读过社会主义理论，回国后积极参加进步思想宣传活动。1920年初，他开始秘密翻译《共产党宣言》，用了三个多月时间译完全书，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它的中译单行本第一版印刷1000本，很快赠售一空。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社会主义研究社又于9月出版了第二版。在不到两个月内，《共产党宣言》连续印刷两次，这在马列著作的出版史上是罕见的。

　　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组织的翻译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1921年9月，中共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计划中确定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该社同年12月出版李立译《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沈泽民译《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两部列宁著作。
　　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并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在全国建立了传播马列著作和革命书报的发行网。
　　据统计，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出版和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60多种。

　　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翻译
　　大革命失败后，1930年底，国民党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化也进行了“围剿”。仅1931年被查禁的进步书刊就有228种。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发的《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训一览》，查禁676种社会科学书刊中，开列自1929年至1935年间以“共产党刊罪名”而被查禁的有近500种，包括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采取野蛮的法西斯手段迫害文化出版界的进步人士。他们派遣特务威胁、追捕著译者和出版者，甚至利用暴徒袭击和捣毁神州国光社、良友图书公司等文化机构。
　　为了摆脱查封，在翻译出版马克思著作时，常常变换译著者的姓名，有时把书的封面加以伪装。出版机构经常使用托名。有时出版机构遭到破坏，就再建立新的出版机构，继续出版马克思著作等革命进步书籍。1927年，长江书店先后在汉口和上海被国民党封闭，1928年他们就在上海建立地下出版社——无产阶级书店，1929年无产阶级书店被封闭，他们又成立了华兴书局。
　　当时的上海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个地区。然而，在国民党发布《出版法施行细则二十五条》以后的两个多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就出版了郭沫若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单行本。《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艰苦年代，仅上海一个地区就出版和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50多种，其中包括《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列宁主要著作。
　　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尽管战斗频繁，条件极为艰难，仍然出版了《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列宁论游击战争》等多种图书。党的机关刊物《斗争》一年内就发表过《新的任务与新的力量》等5篇列宁著述。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和国统区出版和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达到100多种（其中列宁著作约42种，报刊发表列宁著述约19篇）。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系统翻译
　　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根据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系统阐述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极端重要性，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并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同年，延安成立马列学院，并在该学院专门设立了一个编译部，负责马列著作的翻译，院长张闻天兼任编译部主任。随后，又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开始用“解放社”名称出版马列著作。1938－1942年，该社出版过革命导师的言论汇编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还出版过多种单行本，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新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法兰西内战》(吴黎平、刘云译)、《马恩通信选集》(柯柏年、艾思奇等译)、《哥达纲领批判》(何思敬、徐冰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柯柏年译，1940年)等书；同时还出版过一套《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含12种著作）和一套《列宁选集》（共16卷）。
　　1941年5月，解放社为纪念马克思诞辰还自己选编并出版了《论马恩列斯》等书。延安整风开始以后，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央决定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以审查和提高马列著作译文的质量。
　　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是出版马列著作的一个重点地区。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同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劳动价值说易解》、《论犹太人问题》。后来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1938年上海言行出版社)、《中国问题评论集》(1938年上海珠林书店)、《马恩科学的文学论》；1939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马恩合著的《资本论通信集》、上海南潮社出版了《法兰西内战》；1940年上海北社出版了《论弱小民族》、《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等书。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其他地区的一些出版机构，也曾出版过多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据统计，抗日战争8年间，我国各地区出版和发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超过120种。

　　五、解放战争时期的翻译
　　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和传播的工作主要在解放区进行，解放社在4年间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包括1946年出版的张仲实译的《论民族土地问题》和博古译的《卡尔·马克思》、1948年9月出版的由解放社自己选编的《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1948年11月出版的曹葆华译的《土地问题理论》、1948年12月出版的何锡麟译的《论国家》、1949年5月出版的张仲实译的《论民族殖民地问题》、1949年8月出版的曹葆华译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出版的何思敬译的《哲学底贫困》等书。1949年2月，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党中央重新编审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由毛泽东审批送交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这套“干部必读”共计12种，包括《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等重要马克思主义著作。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这一年的时间，“干部必读”印行总数达三百万册。

　　六、新中国建国以后全面系统的编译
　　1950年，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工作的人民出版社成立； 1953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任务是有计划地系统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随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出版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系统进行。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1～39卷，是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的《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翻译的，共计1500多万字。人民出版社从1955年开始出版第1卷，1963年出齐39卷。
　　1958年，完成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共13卷，约300万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先出版39卷，后又出版11卷补卷，共50卷，每卷50万字左右，翻译成文的工作始于1955年，到“文革”开始时共出版了21卷。“文革”开始后，这项工作被耽搁了几年，至1969年得以恢复，到1983年，50卷全部出版，约3200万字。
　　1982年，党中央决定编译《列宁全集》第二版。60卷本的《列宁全集》于1990年全部出版，这是我国自行编辑、收录文献最全的一套《列宁全集》。
　　1986年，中央又决定编译《马恩全集》第二版，中央编译局计划到2020年基本完成。到2010年8月为止，依据历史考证版和德文版重新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已出版21卷。

　　参考文献：
　　1、顾锦屏：《关于马列著作编译工作的历史、现状和问题》。
　　2、陈有进：《列宁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 。 　
　　3、陈有进：（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年鉴》编辑部副编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3、王伟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