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王氏：对明清时期山东科举望族的个案研究。（何成）

天柱山

　　“新城王氏”是明清两朝最为重要的科举望族之一。这一家族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层面均有明显影响，并与明清时期三东区域中数十门重要家族保持着婚姻、交游等方面的密切关联。有关这一家族的传世资料相对丰富，广泛地存在于数百种正史、野史、方志、碑传和民间传说中，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在文本分析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动态地再现一个科举望族从兴盛到式微的完整过程，同时也可以更为深刻地解读包括“新城王氏”在内的明清时期的科举望族，尤其是山东科举望族的一般生存状态、价值取向、精神信仰以及对区域人文环境和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影响，进而为有关明清史的研究以及明清山东地区的社会发展提供一个历史社会学的观察视点。
　　学术界对“新城王氏”代表人物之一的王渔洋的研究，虽然另有学术视角，但已经为有关这一家族的整体性研究奠定了某种基础。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曾以山东新城王氏、安徽桐城张氏、江苏无锡稽氏和浙江海宁陈氏这四个明清时期的著名家族为例，以说明累世赫奕的世家的式微和社会阶层的上下对流，尽管只是以有限的文字和资料涉及到了“新城王氏”，但却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学术话语。近五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有关明清时期的其他地区的科举望族的研究成果则同样为本课题的研究”了一定的启示和方法论上对话的可能性。
　　就新城王氏的发展与仕宦而言，大体经历了明初的移殖与崛起、明代中叶的兴盛、明清易代之际的家难、清初再度中兴、清代中叶的衰落五个发展阶段。第一节阐述了新城王氏明初由青州迁至新城到科举起家的过程。第二节考察了新城王氏隆万鼎盛时期的情形。新城王氏成为明代最负盛名的官僚世家之一实由科举所致，而经济实力的扩张也是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出仕官员积极进取、官职显赫又在明代中叶政坛上留下了深刻印记。王之垣“杀心隐以媚江陵”的要案震动士林；王象乾在西北军界的地位举足轻重;而新城王氏对东林党争的参与尤其令人瞩目。第三节考察了明清鼎革战争期间新城王氏遭受的几次兵难。“吴桥兵变”只是明末一次少为人注意的叛乱事件之一，由新城王氏强势所激发。但将之放到叛将首领孔有德、李九成、耿仲明等在清朝人关以及清初统治中所起作用的大背景下，新城王氏与此次兵变就显得非常重要。孔有德、李九成等报复性杀戮的“壬午之难”，几乎使新城王氏遭受了灭顶之灾。第四节:明清鼎革后，具有强烈的遗民心态的新城王氏，为了家族的生存，凭借经典的科举教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门第大振于烟尘火烬之余”。其中王渔洋作为清初一代诗宗，对清初诗歌文化的嫂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五节考察了清代中叶新城王氏的衰落。第六节通过四组数字的统计与相关材料的分析，认为新城王氏的仕宦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不论以科举成绩来衡量还是以文学成就来判断，新城王氏都是新城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集团;第二，新城王氏主要以科举为人仕途径，思荫和捐纳也是重要手段；第三，新城王氏整体来说是一个以中高级官吏为主的官僚世家。第七节对新城王氏的兴衰原因做了考察。
　　对新城王氏家族组织与家族结构的考察。家族组织的完善与扩大，是明代新城王氏兴盛的重要表现和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为了避免以往望族骤兴即衰的家族悲剧，新城王氏主要精英人物在“建家庙、修族谱、置义田”等宗族组织的基本建设方面，作出了不懈地努力。新城王氏至少建过忠勤祠、让德公祠、善行公祠和忠孝祠等四座祠堂。尤其是第一座家庙忠勤祠，作为家族主要祭祀的场所，除了祭祀功能之外，还有一定的管理功能，由忠勤祠的直系各房子孙轮流管理。数百年间，新城王氏共七修族谱，并设置了族田等共产作为家族组织的物质基础。对家庙、族田、家谱内容的考察分别构成了第一节至第三节的主要内容。第四节考察了新城王氏的家族结构，认为在新城王氏发展的过程中，家族内部虽然不断别财异居，同祖直系家庭、主干家庭、核心家庭等模式之间不断衍生裂变，但是都采取了当时为大多数世家大族所广泛采取的析产聚居的家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