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天柱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像飓风一样，突然席卷了中国大地，把中国卷入了一场长达十年的灾难。而实际上，“文革”又绝非毫无因由的突然来袭，它之前的不少历史事件，都与它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过激的人甚至认为，“文革”前中国社会的一切弊端都与“文革”相关，“五十年代的道路是通往‘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些言论至少告诉我们，“文革”始来有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开始不断发展，经过“大跃进”、“反右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反修正主义斗争等达到极致。同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如中苏两党争论加剧，中苏关系紧张甚至破裂，苏联不断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向中国施压，美国介入越战，直逼中国南大门，苏联支持印度侵我西藏、新疆，台湾当局部署“反攻大陆”等，以及党内和国内严重的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也大大促进了“左”倾思潮泛滥。1965年，毛泽东认为国内形势越来越可怕，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了中国共产党内以及政府、军队、和文化界里，大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党变修，国变色”已经成为现实危险。所以，他认为急需一次运动，发动亿万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露上述各种黑暗面，把被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次运动，就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有一条奇异的导火线，是一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戏剧评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火者是号称“棍子”的“左”派文坛评论家姚文元，时间是1965年11月10日。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授意，由江青、张春桥策划，姚文元执笔创作的，文章批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抨击它影射彭德怀事件，是为彭德怀抱不平，矛头直指北京市长彭真及其背后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积极支持这篇批判文章，并且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扩大，1966年初扩展到思想文化界，批判成为一场政治运动。为了扭转这种不正常情况，1966年2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召集会议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认为吴晗的问题只是学术问题，不赞成把学术讨论变成政治批判。与此同时，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纪要》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否定，它虽为江青等人炮制，但根据的是毛的意思，反映了毛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也是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结、利用“文化大革命”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开始。之后，“革命大批判”的势头越来越猛，不久“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