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成就巴里坤汉文化。（黄适远）

天柱山

　　夕阳斜照下的巴里坤古城门显得更加凝重、沧桑。
　　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令人们心驰神往。面对着巴里坤，的确很容易寻觅到它昔日的风韵和神采。漂泊的商贾们从黄河故乡、河西走廊带来了汉文化的气息，赋予了巴里坤浓烈的汉文化气质。沉淀在这里的文化相互交融后，成为一种独特的巴里坤文化，这里也是新疆汉文化的驿站……
　　巴里坤古称蒲类，在汉朝是赫赫有名的36国之一的西域蒲类国。“蒲类”是指草原，称蒲类地，那意思大概是草很多很茂盛的意思。巴里坤还叫过“巴尔库尔”。
　　当地人对于巴里坤的地名来历有两个说法：一是巴里坤本名“巴尔库尔”：蒙古语称虎为“巴尔”，脚为“库尔”，是说这里形似虎脚。
　　当我翻阅到清朝绘制的“镇西厅图”时，不由为这个“虎脚”拍案叫好，真是神似之极！
　　当地的第二种说法是巴里坤乃是哈萨克语，意思是“有湖”。
　　想想也不无道理，前后两种说法各有一番见解，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内容。

　　商人的功劳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巴里坤一直到清代，都是重要的粮食基地，因此商业非常发达，在丝绸之路的新北道开通之前，早已有商人踏出了最初的商道。
　　今天，我们对这些商人的探险精神实在不能不肃然起敬。商业的开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益，西域绿洲之间的封闭被打破了。
　　在回望人类历史时，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如果没有商人们的努力，人类文明的历史恐怕要大大后退，商业推动了文明的交流。
　　从巴里坤走出走进的商人们，开辟出了丝绸之路又一条文明大道——丝路新北道。
　　这条道最早叫蒲类古道。漠北蒙古草原至天山北麓之间，有一条通道，由长安至敦煌，越天山至蒲类，再至天山以北其他诸国。
　　从蒲类到长安，古商人们测定是4688公里，和我们今天测量的结果相差无几。
　　汉代到来时，这条路已被商人们踏通了。假如说张骞凿空西域是政治上的需要，那么，巴里坤的这条古商道则是纯粹的民间自发行为。
　　官方的《汉书》自然没有注意到这一通道，心不在焉中并没记上这一笔，以至于到了隋末唐初才被正式命名为“丝路新北道”。
　　唐人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说，这条路“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哈密）经蒲类海（巴里坤）、铁勒部、突厥可汗庭（今巴尔喀什湖之南），北渡流河水（锡尔河），至拂林国达于西海（地中海）……”
　　所以可以肯定地讲，北道比中道、南道历史要长得多。现代历史学家岑仲勉在《隋唐史》中指出：“突厥民族自南朝后期”已雄踞北方，实际上“匈奴早已运用（新北道）为转输华丝于西亚、罗马之通途了。”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官走不通，民间就走得通，民间的信息要灵敏得多。民间为官方提供了通向世界的途径。
　　今天，我们无法想像这条路的繁华情景了。毕竟，从汉到唐，在古丝路最辉煌的时期，巴里坤也度过了它的青春时代，经历了几百年的阅历，巴里坤的商业到清代终于走向了成熟。

　　安定的环境

　　商业要繁荣，必须依赖于安定的环境。有了安全感，商人们自然劲更足了。
　　清初，在平息准噶尔部的叛乱中，巴里坤成为军旅大本营和后勤基地，三驻大军，储粮转饷，屯兵歇马，商旅不断。
　　当时的商道有两条：一自陕甘趋哈密称甘新大路；一用驼队自归绥走蒙古草地，均经巴里坤汇集于奇台，称新绥大道。
　　蒙古道沿途平坦，无盗贼之患、关卡之苦，故商人多走草地。据《巴里坤县志》记载，清初巴里坤有驼商60余家，骆驼12000余峰，规模庞大的驼队成为交通运输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血脉。
　　此刻，巴里坤“西通迪化，北抵蒙古、归绥，东接哈密、陕甘”，既是通往蒙古的通道，又是新疆南北路的要冲，商业发达，成为新疆三大商都之一，与伊犁、迪化并为新疆三大粮食集散地。
　　当时，陕西、山西的商人从陕甘贩运来大量货物，商贾云集。到了民国初期，巴里坤驼商运出的商品主要是畜产品和葡萄干，运进的是布匹、菜糖，当时县城有商号一百多家。
　　据《巴里坤县志》记载，其中“万顺荣”、“仁和兴”、“裕顺祥”、“魁顺和”、“田德全”、“兴盛昌”、“义兴晟”等八大商号最有名，后来又崛起驼商刘华。
　　“万顺荣”在奇台设有中药铺，此外在张家口、归化城、迪化等地也有商号。万顺荣是巴里坤县资本最雄厚、经营范围最广的商号。
　　“裕顺祥”收购巴里坤的畜产品等地产，运往归化、包头出卖，并在奇台和归绥设有分号。
　　“兴盛昌”和“义兴晟”各占汉城北街半面街，号称“骆半街”、“王半街”。由此可见，巴里坤的商业与汉文化是何等血肉相连。

　　汉文化的气息

　　我不觉想到山西。那是黄河边的一个内陆地区，商业居然在明清时代就那么发达。
　　尽管巴里坤远在西域，但从环境的封闭性上看，与山西实在是像极了。
　　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极差，没什么物产。但经商的洪流恰恰从这里开始，原因恰恰是客观环境欠佳。
　　乾隆《太谷县志》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富。”即使是今天，似乎也在证实着这个道理。
　　漂泊的商人们用自己坚实的肩膀为家人遮挡风雨，迎风飘扬的店旗诉说着一个个沧桑的故事。
　　从黄河故乡、河西走廊飘来了一朵又一朵汉文化的彩云。于是，商业的往来夹杂着强烈的生存意识，终于赋予了巴里坤浓烈的汉文化气质，新疆的汉文化之地诞生了。
　　巴里坤的封闭保留了文化的原始形态。尽管沉淀在这里的文化相互交融后，成为具有西北汉文化色彩的巴里坤文化，但血脉与陕甘仍是交融的，这种特色造就了它在新疆的独特性，这是文化的幸运。

　　多彩的民俗

　　清乾隆以后，镇西“居民稠密，闾井殷繁”。随着关内大量客民迁来，传入很多关内的民间艺术，每逢节日或庙会，便色彩纷呈起来。
　　光绪时巴里坤的诗人尹绍萃在《唱秧歌》诗中曾描述了当地社火盛况：“粉头花面舞婆娑，浪语风言信口喔，莫　　庙是活化石。巴里坤的庙曾有一百多座，堪称全疆之最，这些都是文化的活标本。虽然今天所剩无几，但在往昔，只要一到农历正月，月月有庙会。
　　具有代表性的庙会有：正月十五老君庙、财神庙、凉州庙、无量庙等庙会。
　　每年立春，农民抬泥牛，打“春官老爷”，在牛王宫唱戏；四月十九娘娘庙会；二月、八月文庙祭孔；五月十三关帝庙和关岳庙祭祀……实在是目不暇接。
　　此外，还有秦腔、眉户、花鼓戏、木偶戏、皮影子戏等戏剧，它们与庙会相得益彰。文化的多元性造就了巴里坤民俗的多姿多彩。
　　尤其是婚嫁丧葬最具内地汉文化代表性，从文化考察上讲，无论精华还是糟粕，都很值得研究，它反映着这个地区的发展脉络。
　　这里还流传着有吴三桂、年羹尧、骆宾王等后裔的传说，虽没机会一观真假，但却由此可见巴里坤的汉文化血脉之深远。
　　那一夜恰好在巴里坤山行进时，云海滚滚中露出了一轮明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诗句不由脱口而出，千年前那一位伟大诗人可曾在天山的月夜吟过这首诗？
　　他可曾注意到山下就有一座长满了蒲类的城市呢？
　　《新疆都市报》2008年1月30日